施密特与邓小平的愉快见面
1975年第一次访华。邓小平说出了一句对德国政界最重要的话:“我们支持德国重新统一。”
西伦:您1975年访华时，毛泽东已是过去的代表，而邓小平则代表着未来。这位新人在您面前表现如何？
施密特:很明显，毛泽东鉴于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可能继续长期掌权。周恩来同样已经病得很重。至于邓小平将来会起什么作用，当时还不大明朗。不管怎样，他当时以副总理身份到机场迎接我。我们检阅了仪仗队。
我们一边谈话，我一边频频向窗外望去。当时看不到汽车，只有自行车。出乎意料，北京给我一种“非中国”的印象，特别当行程临近结束，行驶在长安街的时候。幢幢办公大楼更像是斯大林主义式的，这里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让人感到荒凉。
西伦:您一定想从外貌上对邓小平打量一番吧？
施密特:是的。邓小平个头很小，身穿蓝色毛式制服，有一张普普通通的面孔，几乎算得上一个瘦弱的人，头一眼看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首次谈话十分礼貌，非常有外交风度和克制，所以对他的第一印象很难立即改变。不过我还是马上注意到，他身上有一种顽强的东西。或许这也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曾经两次被打倒过。他开始引起我的兴趣。
在同毛会谈之前，我们已经详尽地交换过意见。邓小平让我先谈，问得很多，却谨慎地避免自己表态。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想等着看毛泽东对我是个什么态度。
西伦:他让您感兴趣之处是？
施密特:或许是他不达目的不止的意志力和他的说服力。不过，见过毛之后与邓小平进行的第一次长谈，对我来说更多是令人失望的。我和毛泽东谈的时候，邓小平是在场的，他只是听，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情流露出他对毛的看法是怎么想的。
后来我们两人单独会谈时，邓重复了毛此前讲过的全部内容。他这样做的时候，绝对是谨慎小心，几乎是生硬灌输。尽管如此，他仍然讲得坚定而有力，不像是仅仅在鹦鹉学舌。谈话的时候，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您可以想象，这让我觉得很亲切。
西伦:翻一翻您的日程记录，发现您和邓小平个别交换意见长达8到10个小时。有两次长谈，吃了两次饭。而根据您的描述，收获小于预期。您感到失望吗？
施密特:不能这么说。这一次我可算直接弄明白了，等级制在中国是如何起作用的。在同邓小平谈话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年迈的毛泽东仍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权力。按当时中国的做法，邓向我们说些什么，都要立刻汇报到毛那里去。不过，在西方民主国家，部长们同外宾的谈话也要向外长甚至政府首脑本人报告，也同样是不言而喻的事。我们西方人对外宾表态也会因此而小心翼翼。和邓小平的那两次会谈，中国外长甚至就在座。当时邓很可能已经知道，自己已经上了要被打倒的名单。短短几个月后，他果然再一次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西伦:邓在第二次会谈时谈得是不是清楚一些，详尽一些了呢？
施密特:确实如此。但是他毫不动摇地坚持毛的路线。他说得更加尖锐，分析更加深入，说出了这样的话:“中国不相信会有什么缓和和持久的和平。”
西伦:邓小平在宴会上是不是放松下来了？
施密特:算是轻松了一些吧。第五道菜是糖醋松鼠鳜鱼，我尝试夹菜的时候，邓一再关注我手拿筷子的姿势，乐此不疲。幸而我们在飞机上稍稍练习过。致过祝酒词之后，邓心情很好，手拿酒杯离座与每个人碰杯，嘴里还喊着“干杯”，意思是一口干掉杯中之物。万幸当时我们还不明白“干杯”的意思，因为作为欧洲人，我们还需要习惯那粟米白酒的气味。
但是，谈话的时候邓却无法像您讲的那样“放松”。这不关情绪的事，而是个理性的问题。请问，邓能给我讲些什么呢？在那个时候，他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信息可以传递。他要就实质性的改革做点暗示，在那时是不可想象的。当时，他甚至不能对如何解决某些经济问题表现出兴趣。否则就等于泄露他暗中策划的天机。今天我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他当时已经有个计划，只是在等待有利的实施时机。我当时就已经听说过他早就提出过的口号“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任何一个记者都晓得这句话，当时却几乎没人知道。不过，暂时我们还是要像在毛那里一样，谈论苏联的威胁潜力。而中方发出的信息是清晰的:西方低估了苏联领导人的危险性。邓小平说:“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政策比赫鲁晓夫的更加危险。”
邓和毛一样不相信威慑平衡的作用。会谈结束的时候，邓说出了一句对德国政界最重要的话:“我们支持德国重新统一。”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于是向他表示衷心感谢。
西伦:中国与前苏联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施密特:中国的贫困要比当时的苏联严重得多。这种贫困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只拥有最最必需的东西。中国的内部政局我们都不清楚。引起我们注意的，首先是贫困，那种群众性的贫穷。然后是众口一词的对问题的表达。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让人几乎无法忍受的精神上的单调。我们当中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不是真正相信自己对我们讲的那些话。
1984年第二次访华。“这次邓小平让人看到了他的真实面目。”
西伦:1984年9月末，您应邀去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庆典。仅仅14天之后，您的继任人、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带着一个经济代表团访华。您当时还参加了检阅，您第一次在中国观看他们的检阅。中国的检阅与苏联的有什么不同？
施密特:我从未经历过苏联的检阅。他们从来没有邀请过我，即便请了，我也会婉拒。此外，中国和苏联的检阅，追求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对外的，一个是对内的:俄国人想向全世界显示他们有多么强大，中国人是希望增强本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
他们的检阅也是这样安排的。邓小平简短致辞，大约七八分钟，其中提到“黄帝”。邓大声疾呼提醒老百姓，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可以为中国迄今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坦克和导弹只占检阅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是老百姓载歌载舞的队伍。人们身着五彩缤纷的服装，有些是民族服装，手拿气球，舞动龙灯，挥舞旗帜。真正的阅兵时间很短，接踵而至的是极为绚丽多彩的各民族队伍——从维吾尔人到西藏人——望不到尽头。
西伦:就像科隆的狂欢节。
施密特:是的，不过要有纪律得多，也不像狂欢节那样大撒糖果。这次庆典传达的信息人人明白:中国人民是自己在检阅自己。邓小平既不是国家主席，也不是党的总书记，但担任着党的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他就是军队的最高统帅。然而他的致辞却是一篇文职人员的讲话。邓小平依靠军队掌权，却又能如此地让军人和军事的角色后列，或许这正是他手握大权的最重要的标志。
西伦:邓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这期间他已经成功地把改革推向前进。1975年您第一次访华的时候，天安门广场还有列宁、斯大林两位俄国人和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德国人的画像。到了建国35周年，就只悬挂毛泽东的画像了。邓小平身穿毛式制服，并在毛的画像下讲话。
施密特:根据我的印象，他更多遵循的是周恩来的路子。邓小平身穿毛式制服是出于谦逊，他要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穿同样的衣服。
西伦:邓小平是共产主义者吗？
施密特:他极有可能是坚信共产主义理想的，因为他想以此实现社会公正。但是，他肯定不是个阶级斗争的斗士。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他或许是个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其实“理想主义”这个词并不适用于邓小平。因为他首先是个天才的实践家，一个能力超强的人，能够可靠而敏锐地感觉到什么事是做得到的，并且具有绝对的意志力把它办到。对我而言，他是个实干家，所以我很少读他的选集、文章和讲演。他不是一个专事理论的人。
可能做到的事，立即干起来。那些办不到的挑战，让别人去对付吧——这就是他的路线。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这种品格大概会显得更为突出。毛是干那些办不到的事情的专家。这就要求从根本上来个新开端，而邓小平讲的“实事求是”正是这种新开端的标志。让所有中国人尽可能地富起来，邓小平充其量在这件事上算得上是个理想主义者。如果人们想总结的话，也可以这么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位务实的社会主义者。
西伦:那么，您1984年见到的是不是一个完全改变了的邓小平？
施密特:我不这样认为。他正是我原先揣测的那个样子。不过，这次邓小平让人看到了他的真实面目。因此，1984年的谈话一开始，当他对我说了下面这些话的时候，我不感到意外:“我被打倒过三次，最近一次就是在您访问后不久。”带着一丝笑意，他补充说:“我相信这是最后一次了。”这时，随处都能感受到这些年来他赢得的权威。在我到人民大会堂会见他之前一个月，邓小平年满80岁。
然而与1975年我访华时相比，他1984年给我的印象反而精神得多。身体上，他给人以极佳的印象；精神上，他注意力集中，掌握着世界形势的最新情况。他立即表明立场:“许多国家的外交努力，应当更多地以摆脱对超级大国的依赖为目标。虽然西欧参加北约无可指责，但是像戴高乐那样的独立战略却值得欢迎。欧洲国家同美国应当有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关系。”我确认地说，自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以来，邓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没有改变，并且补充说，由于经济问题，欧洲联合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西伦:您和他谈了经济特区吗？这在当时可是共产主义的全新事物，东西方都投以极其怀疑的目光。
施密特:谈了。建立经济特区是个聪明的主意。邓小平选择改革比较容易结出硕果的地方作为重点。他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从一定程度上说，世界经济就在海岸的咫尺之间。另外，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当中，经商的传统还没有完全湮没。那里还有一些孙辈知道祖父或者叔父干过些什么。如果现在需要小心翼翼地向世界迈出头几步，他们还有个在台湾、香港或新加坡的平辈亲戚可以指望。一步一步地走，这是邓小平的特点。他不是七步并作一步，而毛泽东则是一个七步并作一步走的人。
西伦:邓小平的经济专业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在经济方面，他是不是一个充分合格的谈话伙伴？
施密特:他是。他在法国生活过六年，而且在雷诺的一个汽车厂干过活。那时候，他基本上懂得了市场经济是如何运作的。当然，他感受到了法国的发展水平比中国高得多。这肯定深深地影响了他，使他与毛泽东有了明显的差别。毛是在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才前呼后拥地出国的，而且只去过莫斯科。不过从谈话中已经可以看得出来，邓操心的只是大框架，而不是实施细节，不是现代经济的精密机制。
西伦:邓小平和党内其他一些领导的区别何在？
施密特:邓小平与别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党内一些人想同时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邓小平洞察一切的本能告诉他，这样做国家会陷入混乱。90年代初，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在分崩离析的苏联这样做的时候，邓的估计得到了证实。邓小平宁愿坚持一党领导。
西伦:涉及中国金融和经济政策等细节问题，邓小平更多是回避作答。中国其他领导人的专业知识一定使您更加感到惊奇。
施密特:在第二天的宴会上，我也向邓小平这样说过。邓说，其他一些领导人曾长期在省里工作，是在“实干”中培养出来的。而他，邓小平，没有在下面待过多长时间。
西伦:这个回答让您信服吗？一个不曾在世界上走一走的中国共产党人，本来是会对经济一窍不通的。
施密特:总会有这样的人，就是有天分。艺术界、文学界、音乐界有，政界也有。为了懂得市场经济如何运作，他们并不需要非得研修过经历过不可，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人。
西伦:邓小平三次被剥夺权力，却又总能重新回到权力之巅。一个人如果不迷恋权力，怎么能到达这样一个高位呢？
施密特:邓小平没有给我留下强烈迷恋权力的印象。无论如何，他不是一个想当“皇帝”的人。
干练，笃信某一种事业，并坚忍不拔，这就足够了。无论是维利.勃兰特，还是我本人，都并不迷恋权力。当勃兰特应当出任联邦总理的时候，他是被大家硬推上台的。我也从来没有梦想成为联邦总理。就是在事情已经确定以后，也不是像“太阳王”那样为了置身于权力中心，而是为了掌握操纵杆，以便推动一些事情。
在毛泽东时代经历几上几下之后，这大概也是邓小平的追求。无论如何，他在谈话中给我留下的就是这个印象。权力的光环引不起他的兴趣，他不想统治别人，只是为了中国人过上富裕生活。这是推动他的动力，也是他的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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