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系得几安危
2008年一个春雨潇潇的早晨，我按响东城区一条古老胡同里一个灰色铁门的门铃。我说我找陈小鲁。年轻的开门人，脸上一片茫然。我差点怀疑自己找错了地方。
这个共和国开国元帅陈毅的儿子，难道真的把自己隐遁了起来，以至和他同在一个院子里的人，都不再知道他的名字？
可他怎么会被与他同时代的人忘记？！
他的人生，折射着共和国的历史。从他还是一个襁褓里的婴儿开始，他的命运，就和共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转眼他走过了62年的岁月。
■差点被母亲送人的孩子
1946年7月30日。不知道那时候沂蒙山中的草场上，有没有一群群的牛羊，就像那首有名的沂蒙小调唱的那样。沂水河里，有没有盛开的荷花和碧绿的荷叶；乡间小路上，是不是疾行着送军粮的畜力车。
这一天出生在沂蒙山下的陈小鲁也不知道。但他记得父母和父母战友讲的关于自己出生时的故事。母亲在怀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两个哥哥。父母一心希望生个女孩，结果他又是个男孩。原贵州省委书记周林的夫人———他叫她陈阿姨，当时是军部负责家属工作的助理员，来探望刚生产完的母亲和他。看到他包着被单被放在屋门口，就问母亲:“这孩子怎么放门口啊？”母亲说:“这孩子我不要了，你们谁要谁抱走。”陈阿姨数落了母亲一通，把他抱回了屋里。
这个差点被母亲送人的孩子，却成了父母更疼爱的孩子。到他有了妹妹，到他长成了20多岁高高大大的男子汉，父母对他最经常的称呼还是“小羊”———因为他是吃羊奶长大的。
陈小鲁朗朗的笑声贯穿了采访的始终。笑得特别开心的时候，他的眼睛就微微弯了下来，像孩子一样的调皮。他长得像极了父亲，似乎年岁越大就变得越像。
父亲给他起名小鲁，一个是取自孔子那句有名的“登东山而小鲁”，另一个，则蕴含着全取山东的雄心。陈毅当时是山东野战军司令员。
3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但全取了山东，而且全取了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笑着跳着把课本扔上了房顶
陈小鲁在南京读的小学一年级，在上海读的小学二年级。那时他的父亲是上海市市长，华东军区司令员。一次，他在学校站着滑滑梯，摔裂了左臂的骨头。他熬了一星期，周末回家吃饭时才被父母发现。母亲有些生气:“你们学校的老师怎么搞的？”父亲却劝母亲:“没事没事，这小孩子能忍疼，还不错！”从小，父亲的宽厚，就深深刻在他的心里。
8岁时他跟着父母迁到北京，被送进寄宿制的育英学校读3年级，后来转到了走读的北京实验学校。身为元帅的父亲，不让子女对外讲家世。他常讲:“一将功成万骨枯。我现在的地位，一个是党给的，一个是多少烈士的牺牲换来的，这个功劳不应记在我的账本上，更不应记在你们的账本上。你们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将来要靠自己的努力做人。”10岁的陈小鲁，买一张月票，每天自己乘公共汽车上下学。学生时代他没戴过手表。他总是穿着两个哥哥穿剩的旧衣裳，直到成了高中生也是如此。有不认识他的人来找他，同学给指点:那个穿得最破的就是陈小鲁。
那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的政治时代。陈小鲁在小学五年级时，遇到了反右斗争。学校的大礼堂里贴满了大字报，不让学生看。这让陈小鲁和他的同学觉得很神秘。胆大的学生趁礼堂没人的时候偷偷溜进去，看到大字报上校长的名字被打上了红叉。
1958年陈小鲁小学毕业，正赶上全国开展扫盲运动。陈小鲁的学生是一个30多岁的妇女。忽然又不扫盲了，变成了除四害。北京的每个房上都站着人轰麻雀。陈小鲁在房顶上，一坐就是8个小时，三天就看见了3只麻雀。
陈小鲁在北京四中上的初中。这时的运动是大跃进了。全民大炼钢铁，就连中南海里的湖边也修了高炉。高炉倒映在水面上，在少年陈小鲁的眼里，多么的壮观。四中校园里也立起了一个小高炉。给陈小鲁和他同学的任务是找耐火砖。老师拿来一块表面麻咧咧的样砖。陈小鲁熟悉的地方只有琉璃厂，他就从四中所在的西什库走到琉璃厂，看到马路牙子有麻咧咧的砖，就拿棍子撬起来，沉沉地抱着再走回学校。不过他抱回来的不是耐火砖，而是钢渣砖。
陈小鲁和他的同时代人，就这样在政治氛围中长大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国家决定废除高考。老师在班里宣布这个消息，陈小鲁和同学一起欢呼，笑着跳着把课本扔上了房顶。40多年后，他为刚刚成年的自己的这个举动笑了又笑。
■你要准备永远不能再回这个家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知道陈小鲁这个名字的。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他是红卫兵的代表人物。他以北京八中红卫兵的名义，发布过“解散民主党派”的通令。他组织的西城区纠察队，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反动组织”。可直到40多年后，我第一次和他面对面，才知道他从来没有参加过红卫兵。
不过这一点不妨碍他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而他内心的矛盾和迷惘，却随着“革命”的深入，一天天强烈起来。社会上一片无序，一批又一批老干部被打倒，伴着残酷的批斗，这里有许多他熟悉的叔叔伯伯，许多老干部的孩子被送去坐牢，就连陈赓大将才上小学六年级的小儿子都不能逃脱。到了1967 年2月，发生了包括陈毅在内的老帅们，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批评“文革”中一些现象和中央文革某些成员的事件，不久被定性为“二月逆流”。陈小鲁淡出运动了，带上军用地图，骑着自行车，和好朋友在北京郊区游玩。他改了名字叫陈卫东，到北京的718厂去劳动。
关于他的种种流言，却没有随着他的淡出而止息，反而愈传愈烈愈传愈广。中央文革也想抓他，找了人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希望从中找出整陈毅的证据，不过没有找到。这时周恩来总理出面了，把他安排到沈阳军区所属的一个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
1968年4月14日的晚上，周总理把他叫到西花厅。周总理对他说:“这样对你和你父亲都有好处。希望你表现好一些，干好了，可以入伍。否则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总理告诉他:不要把自己的去向告诉任何人，到了部队也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
陈小鲁回到家里，简单转述了周总理的话，母亲和妹妹哭了。父亲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对他说:“前几天总理就和我谈了，我是同意组织上对你的安排的。”陈小鲁愿意接受这种安排，可他坚信自己无辜。他给自己八中的同学、李富春的外孙李勇写了一个条，请妹妹转交。条上写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相信党中央相信群众这样几句简短的话。纸条上是他信奉一生的格言。
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来接他走。母亲又掉泪了。父亲对他说:“我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错误，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我的问题就看中央了。不论打倒不打倒，你都要准备永远不能再回这个家，永远见不到我们。”身处于政治的旋涡之中，大家都无法预知彼此的命运，虽是生离，犹如诀别。
■两年花了16元钱
部队生活，对在城市长大、从校园里走出的陈小鲁，真正是锻炼。这个部队农场是个水稻生产基地，方圆30里内没有人烟。这里的水，因为含有过多的碱，味道是苦涩的，人喝的也是这种水。平时连队的伙食，最好的菜就是海蛎子炒鸡蛋。陈小鲁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一样出操、训练、下田、做班务，干得比一些老战士还努力。他常常累得晚上上床后，翻身都困难。一次挖地时，一位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事走过来，关心地问他:“怎么样啊？”他说:“还行。”老干事一眼看见了他握的锹把上有血，就问:“你的手是不是打泡了？”他急忙掩饰:“没有。”“你把手给我看看。”陈小鲁伸出没有打泡的左手。老干事一把抓过他的右手，手掌上满是血泡！
数年后，陈小鲁到伦敦的中国驻英使馆武官处当武官。扫院子、买菜……什么杂事他都干，甚至使馆的下水道堵塞了，他挽起袖子就去掏。连队生活锤炼了他，使他在以后的人生里，可以吃得了任何的苦，做任何卑微琐碎的“凡人小事”———这些是后话了。
转眼陈小鲁来到部队已近两年。连指导员每个星期要给上级写一份关于陈小鲁的情况汇报。两年他都被评为五好战士。可他仍然不在编制。部队既没有他的津贴费，也没有他的口粮。刚到时发的一套军装，早就穿破了，他自己补了一次又一次。离家时他带了100元钱，两年来用了16元，花在买牙膏肥皂上。连里把这种情况向团里做了反映，团政治部主任找陈小鲁专门谈了一次话:“这是我们工作做得不细，我们没想到这样的事情。粮，连里不缺，可津贴费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我们决定从团里补助你200块钱。”他又发现陈小鲁的军装已是补丁摞补丁，又给陈小鲁发了一套新军装。
1970年3月8日，陈小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被正式批准入伍。
■“一死何须万人泪”
对父母的牵挂，对家的思念，时时搅痛着陈小鲁的心。两年多来，他只能从报纸上得到父亲的零星消息。“九大”之后，父亲的名字再没有见报。他在梦中见过父母兄妹，梦醒之后，又把那份彻骨的思念深埋在心底。
1971年初，他和战友一道去火车站为复员的老兵送行。
灰蒙蒙的天幕下，两条铁轨伸向远方。被风吹起的沙砾在空中飞舞旋卷，扑打着陈小鲁的脸也扑打着他的心。这些正和战友依依话别的老兵，有流淌的泪水，有凄楚的叮咛，可他们毕竟是回家啊。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回家呢？他忍不住了，放声大哭起来。
从来没有人见他这样哭过。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有对家的思念，却也有和同年来部队的战友分离的悲伤。在场的人一时都愣住了。指导员过来劝他，见劝不住，唏嘘着走开了。
而在北京，父母也在想念儿子。1970年末，陈毅被查出患了直肠癌，做了手术，对儿子的思念就更强烈了。1971年春天，陈伯达倒台后，在一次批陈整风会上，带病出席的陈毅遇到了陈锡联。他对陈锡联说:“陈司令员，我的三儿子在你那个地方呢……”陈锡联立刻明白了老帅的心思，满面笑容地说:“是啊是啊，他表现很好，已经提干当指导员了。我马上让他回来！”
一个多月后，陈小鲁获准回京探亲，到中南海门口，他首先问警卫的，是自己的家还在不在中南海。
他走进中南海里那个熟悉的庭院。父母相互搀扶着走出屋门迎接他。手术后的父亲苍老了，瘦削了，却和久别的儿子开起了玩笑:“哎，指导员来喽！”陈小鲁一头雾水:“什么指导员？”“陈锡联司令员说你提指导员了。”“没有，我没提干。”他说，让父母看他穿的军装:“还是两个兜！”
大家都笑起来。笑着笑着，母亲搂着儿子大哭起来。历尽沧桑的元帅父亲，也是老泪纵横。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把陈小鲁叫到了自己家里。周总理对他说: “你很守纪律，很讲信用，三年没给家里写信，不容易啊。部队的同志对你反映很好，特别打了个报告给我，请示能否让你正式入伍、入党和提干。你为什么不能当兵？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提干？我告诉他们，不论是谁，只要够标准，就可以。这样的事情还需要请示吗？！”暖流涌上陈小鲁的心。
半年后的1972年元月4日，陈小鲁再一次从部队回到北京，已是父亲弥留的时刻。张茜俯身在丈夫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小弟回来了，来看你了！”久久，昏迷中的元帅似乎听到了，开始用眼睛寻找。终于，他看见自己最小的儿子了，他的眼睛闪现出一丝奇异的光彩，嘴唇动了动，但到底没有说出话来。
1972年元月6日，陈毅元帅与世长辞。11日，毛泽东主席出席了他的追悼会。
这一夜，陈小鲁和母亲、兄妹，都无法入眠。心潮起伏到极点，陈小鲁提笔写下了一首小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何须万人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两年后，他和哥哥、妹妹，又失去了母亲。从此，陈毅的儿女，要依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立足了。
■寻一个“自由之身”
1976年5月，已经是团政治部主任的陈小鲁，向军区打报告提出调回北京。
他在1975年成了家，妻子是粟裕将军的女儿，叫粟惠宁，在北京的总装备部工作。提出调动的理由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真正的原因却是:当时，他所在的团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他要主管“批邓”和“学小靳庄”。他不愿意。他在写给岳父的信里说:“道不同，不与为谋。”军长找陈小鲁谈话，说:“军区组织部最近对新提拔的年轻干部做了调查，你表现最好，领导和群众反映都是最好的。这么好的基础，你为什么要走？”军长指着自己的椅子:“你是我们的培养重点，要不了几年，这个位置就是你坐的。”陈小鲁坚持要走。
他调到总参二部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我问陈小鲁:“如果你当年不是坚持调走而是继续留在沈阳军区，你今天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种轨迹？”
他想了想，说:“不。我早晚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人生道路上来。”
如果他想走仕途，升迁的机会，不仅仅在部队。
1985年，他从英国回国，到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研究员。一次，他参加一个中美关系研讨会，会后和一位记者就朝鲜战争问题采访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采访完，杨尚昆特别对他说:“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要不要换个地方？”他说:“谢谢杨叔叔，我在这里挺好的。”
中国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也对他说过:欢迎他到证监会工作，司局级的职务任他选择。他也谢绝了。
或许这是出于一种天性。虽然他是元帅的儿子，虽然他从小就是一个活跃的、颇具号召力的“孩子头”，却从来没有“当官”的欲望。“我一直认为，我不比别人高明多少。”他此生信奉的第二句格言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文革”结束后，他还下了一个决心:不再讲违心的话，不再做违心的事。
在看到了父辈在政治风云中的浮沉之后，在倾听了内心对于做人做事的呼唤后，他想尝试另一种生活，这就是到体制之外，去寻求一个“自由之身”。
他在1991年转业。之后他下海了，商海里他涉足过多个领域。他信奉的第三句格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文革”中，他不愿意挨打，所以坚决反对打人。做生意，他不希望挨坑，所以决不坑人。他相信在传统社会里，成事的要素是权力；而在商品社会里，成事的要素是信用。
他给自己的身份创造了一个名称，叫“无上级个人”。
■仿佛重新回到了父亲身边
今天的陈小鲁，和已退休的妻子，平静地生活在岳父的故宅里。
仍然有许多社会活动，而少年时的壮怀激烈，早已化成了沉稳和平和。他仍然喜欢热闹，常常和中学同学、部队战友以及生意上的朋友一起聚会，谈古论今，吟诗作赋。他还用自己的笔，写关于父亲和岳父的回忆文章。
他又是直率的。遇到了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事，马上就会变得冷冷的。这时候，你就会感到他性格里的另一面:凛然和骄傲。他毕竟流淌着元帅父亲的血。
不止一次有人问过他:在事业上，有没有父亲赫赫的声名带来的荫护？
他从不讳言父亲的名声给自己带来的帮助。这又给他带来一定的压力。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是只做成一件两件事，而是长久地做成事，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自己，最重要的一点，是靠自己做人。
我问陈小鲁:现在会常常回忆过去吗？他说:不会。人不能老生活在过去里。当你常常回想过去的时候，人就老了。我们还没到这个时候。不过慢慢会的，这是一个自然规律，谁也逃脱不了。
在我采访他前不久，他和妻子粟惠宁，应革命老区江西省开化县之邀，去了一趟开化。接过少先队员献上的鲜花，走过当地群众欢迎的队列，陈小鲁和妻子一同迈进开化县华埠镇工商弄24号，一幢有着百年历史的老房子。1938年3月，江南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在此集结，要整编为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开赴抗日前线。时为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就住在这座老宅里。
木板铺成的地面，原汁原味。屋内的陈设，仍如70年前。虽然经历了岁月沧桑，外墙上仍然依稀可以辨别出当年新四军留下的笔迹。曾经目睹过陈毅风采的老人，向他深情款款讲述起陈毅当年的行迹。陈小鲁仿佛重新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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