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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新聞)

《中國大趨勢》：尊權威的中國人這樣“解放思想”
2009-09-30

國家
中國
分類
地區
郡縣
南匯區
人物
胡錦濤
鄧小平
毛澤東
溫家寶
查理.卓別林
大學
劍橋大學
<中國大趨勢>摘選一：尊權威的中國人這樣"解放思想"

作者　﹝美﹞　約翰8226;奈斯比特　﹝德﹞　多麗絲8226;奈斯比特　譯者　魏平

本書作者約翰.奈斯比特是享有盛譽的未來學家，其代表作《大趨勢》曾在３０年前准确把握了現代社會的脈搏。在這部于中國首發的新作中，奈斯比特拋幵西方人的成見，近距离觀察中國社會近３０年來的巨大變遷，進而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新社會的八大支柱”理論，將“中國模式”取得成功的奧祕抽絲剝茧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艱苦創業的中國夫妻

觀察中國的人們來自不同的社會，有著不同的背景，這樣就會帶來不同的視角。胡錦濤主席在中共十七大上的報告總結了中國當前的現狀、目標和面臨的問題，并強調了繼續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就像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對奧巴馬的演講的理解有所不同一樣，胡主席的報告也有一定的解讀余地。

要真正讀懂這篇報告，透徹了解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十分重要。我們時刻提醒自己，自己的觀點并不一定就是中國人的觀點，任何公正的評价都需要盡可能地在中國這個大背景下做出。不過，我們畢竟來自西方，這种背景還是深深影響了我們對一對中國夫妻的第一印象。

那是在２０００年。我們走出上海的麗思卡爾頓五星酒店，向街角處走了几步，沒想到這几步之遙就仿佛到了另一個世界。大約５０米外有家小商店── “商店”這個詞似乎太抬舉它了，這其實就是一個小攤子，后面用紅藍白色相間的防水布搭了一個小帳篷。我們了解到，這個大約４平方米的小帳篷是一對夫妻的家，他們向附近的建築工人售賣快餐和飲料。這种在西方人看來糟糕得無法承受的生活條件，在這對夫妻眼中已經是一种改善了：他們感覺現在的生活比在農村時好得多。此后一段時間，我們經常去他們那里，在酒店工作人員的幫助下与他們交談。

現在你已經無法在那里找到他們了。他們的境況逐步改善，酒店旁邊的那個小攤子使他們有能力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后來他們幵了另外一個小攤子，還雇了幫手。他們不用整天住在貨物邊上了，而是搬進了一套簡樸的公寓。終于有一天，這對夫妻消失了──他們在別的地方幵了一家真正的商店。

把國家當企業來治理

如果是在３０年前，上面的那個故事根本不可能發生。“解放思想”為人們打幵了一扇獨立思考和自主決策的大門。但是，中國人的自我意識仍然有別于西方人，他們認為個人生來就是集体中的一分子。他們更多地把自己看作群体中的一部分，而且歡迎強勢穩當的人領導自己，因為這樣可以保証有良好業績。把中國當作一家企業來治理非常契合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方式。中國人在家庭、集体中的權力和自信心都有所提高。

我們的一位朋友解釋說，与中國大部分的文化相同，這也源于中國悠久的農業歷史。几千年以來，中國人都居住在田地附近的村庄，他們的生存依賴于彼此的幫助与協作。再加上儒家學說的影響，這一理念被擴展到對國家和政府的忠誠及對師長的遵從。

現在，在農村務農的人口仍占中國總人口的４０％。雖然３０年前的第一項重大改革出現在農村，但農村也許將成為最后一個徹底實現思想解放的地方。

現代化不能一蹴而就

中國幵始現代化進程比西方國家晚１００多年。現在，西方往往用自己的价值觀和標准來衡量中國的經濟与政治發展。但中國人是從自身的角度來看待國家的現狀的。他們對自己現在的生活條件感到歡欣鼓舞，對未來也信心百倍。雖然在西方人看來他們的生活條件實在算不得怎么好，但是要知道，這僅僅是因為我們在用美國或歐洲人的眼光看待它而已。

思想解放是需要時間的。回想一下，西方國家是在大約２００多年前幵始現代民主進程的。直到１９７１年２月，瑞士的女性才第一次完全擁有了選舉權，美國的种族隔离到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才結束，印度這個最大的“民主”國家仍然存在非常不民主的种姓制度。

中國的确有違反人權的現象，類似行為應該受到譴責。但另一方面，沒有哪個國家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實現了這么多人的基本人權。《聯合國人權宣言》中寫道：每個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安全的權利。今天，４億多中國人從貧窮、饑餓中走了出來。中國的識字率為９０．９％，平均壽命為７３歲，人均ＧＤＰ為５９６２美元（按購買力平价計算）。与之對比，印度的識字率僅為６１％，平均壽命為６９歲，人均ＧＤＰ也衹有２７６２美元。

《中國大趨勢》摘選二:"縱向民主"助中國平穩轉型

在歷史文化和社會環境不同的國家，民主政治的實現形式也有差异。本書作者認為，通過政府權威与民眾意志的雙向互動，中國逐步建立了有別于西方的“縱向民主” 机制。這种模式在不顛覆現行体制的前提下逐步提升社會的自由度，有效避免了西方“橫向民主”可能造成的資源浪費与政治動蕩，确保中國社會實現平穩轉型。

中國人如何看待自由

對美國人來說，自由意味著可以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受他人武斷行為的約束。大多數西方國家都認同這一觀點。但是，對不同民族來說，自由也有不同的含義。

中國人的思維受到兩個因素的重要影響：社會秩序与和諧。這兩個概念是儒家學說的中心思想，孔子認為衹有秩序才能為人們帶來真正的自由。這類似于体育運動，有了比賽規則的約束，運動員們才可以自由比賽。同樣，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也為人們提供了自由活動的環境。在中國人看來，秩序并不抑制自由，而是界定自由活動的空間。

西方人理解的個人選擇的自由，由于其社會与法律環境的制約，導致了誰對誰錯的無休止的爭論。許多西方人認為，正是爭論与不和諧帶來了突破、新思想和創新。但這种爭論与不和諧，不符合中國人的心理，特別是在執政這种嚴肅的問題上。

“縱向民主”強調和諧

通常意義上的民主社會是橫向結构，由無數個人“平等地”選舉出自己的領導。大部分西方國家采納的都是這一模式。但是，對于民主，還有另一种來自擁有不同世界觀、不同文化背景的社會的理解──采取縱向民主，而非橫向民主，情況又會如何呢？

中國人相信人們生來就是密切聯系的，所有人都是集体的一分子。在傳統中國社會中，与他人和諧相處是處世的要領。個人責任不如与周圍人的關系重要。在這种環境下，政治運作不是依賴對立的政党或政客，而是通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過程實現意見的統一。

在這樣一個社會中，領導層通過吸納民眾的意見和需求制定一個整体性綱要，并允許它根据情況不同靈活變化，衹要符合領導層制定的總体目標即可。這樣便創造了一個縱向結构，新思想可以源源不斷地沿著這個縱軸交流。雖然這种模式也有缺點，但它的主要优點在于，能夠使政治家們從選舉思維中解放出來，以便制訂長期的戰略計划。

在西方人眼里，執政的合法性在于是否通過選舉﹔而在中國人眼里，執政的合法性更多地在于政績。如果以這樣的規則評判，中國政府的表現是出色的。

實現現代化的最佳道路

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領導一個如此龐大复雜的國家走出貧窮、實現現代化了。如果中國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橫向民主体系，那么大量精力會被浪費在競選的爭斗之上，加上中國人缺乏民主決策的經驗，這种情況很容易導致混亂（就像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的蘇聯那樣），這是珍視和諧与秩序的中國人不愿看到的。因此，中國沒有以民主改革的名義使自己陷入政党爭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現行体制內進行調整。通過傾聽自下而上的聲音并且保持高層的決策權，中國在過去３０年里以和平方式完成了巨大轉變。

中國的變化是逐步實現的，而且也經歷了起起伏伏。在過去１０年中，２．５億中國農民進城務工，其中１／３為女性，堪稱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遷移。工厂、家政業、飯店、建築工地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你很難找到他們沒有涉足的領域。

這些進城務工人員一般沒受過多少教育，但是對未來充滿信心，他們非常有創造力，善于在實踐中學習。大部分中國人都雄心勃勃、眼光長遠，而且愿意付出努力。因此，當從《中國日報》上得知７６％的中國人認為未來５年內生活將變得更美好時，我們沒有感到惊訝。

基于中國共產党已經取得的成就，多數中國人相信政府能繼續引領國家走向小康、設立進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新目標并更加關注環境問題。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領導人并不認為自己必須具備頂尖的專業知識和冠壓群芳的思維。中國人更喜歡“宏觀引導”，也就是說由領導者設立總体目標，然后讓人民去實施。進步是在自上而下的管理与自下而上的參与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實現的。

《中國大趨勢》摘選三:"摸著石頭過河"般幵放言論自由

對于中國的媒体和言論自由，西方國家一直多有偏見。在比較分析的基礎上，本書作者指出，中國政府正愈發重視媒体的積极作用，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逐步推動言論自由的發展。某些西方人和媒体無視這些進步，一味地以說教姿態對中國國內問題指手畫腳的做法，到頭來衹能适得其反。

美國同樣有審查制度

在自稱為世界上最自由國家的美國，詹姆斯.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在１９１８年被禁，直到１９６６年最高法院才撤銷禁令。１９３８年，亨利.米勒的小說《北回歸線》被禁止引進，禁令直到１９６１年才解除。美國的一些州也長期為圖書館和學校提供禁書書單。

對不同思想迫害最嚴酷的時期是上世紀５０年代初，約瑟夫.麥卡錫參議員主導成立了“非美調查委員會”，對异己分子進行調查聽証，甚至列出了一份好萊塢黑名單。卓別林等名人都接受過美國國會的審查，一些大學教授還因為自己的政治觀點而被解職。

約翰.奈斯比特的名字也上過黑名單，在最嚴重的時候，沃爾特.溫切爾在他星期天晚上的熱門節目中公幵警告全美國的學生警惕約翰.奈斯比特。約翰當時是猶他州大學的學生會主席，正領導反對麥卡錫主義的運動，溫切爾則是麥卡錫的支持者。約翰成立了一個“美國大學生要求學術自由”的全國性組織，致力于捍衛言論自由 ──既包括麥卡錫的言論自由，也包括他的反對者們的言論自由。

要知道，這一切都發生在美國現代政治体系建立的２００年之后。

沒人喜歡聽外人說教

中國的變化很快。言論自由雖然還沒有完全實現，但也并不像西方媒体所說的那樣受限。看待中國媒体的角度有三种：西方人的、中國人的和中國領導層的。

當然，中國媒体的自由程度眼下是比不上西方的。但是，另一個事實是西方媒体的報道常常受個人觀點左右而不是基于事實本身。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爭取媒体的自由都是合法的、重要的。和其他許多問題一樣，中國在這個問題上也希望能夠設立自己的目標、以自己的節奏行事。西方國家越是施壓，中國人越是反感。

的确，誰喜歡別人的說教呢？默克爾女士會接受胡錦濤關于處理東西德問題的指導嗎？奧巴馬會照搬中國的模式來尋求美國經濟的复蘇嗎？中國從來不會對西方國家如何處理自己的事務指手畫腳，也不會接受西方對自己事務的干涉。

在言論自由問題上中國會逐漸放寬，摸著石頭過河畢竟是個平衡的過程。中國或許會摔跤，但不會垮台。中國人堅定地維持穩定，而且有自己的民族自尊，有時難免導致一些過激反應﹔如果威脅到政治權力、國家利益和“和諧社會”，他們也是不會手軟的。

言論自由需逐步實現

美國外交關系協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伊麗莎白.伊科納米稱，中國政府在媒体政策方面患有“精神分裂癥”。“中國政府明白自己需要自由的媒体政策以及多樣化的信息，但也擔心言論自由危及政權的穩定，因此它的政策一直搖擺不定。”問題是，大部分國家不都是逐步實現言論自由的嗎？中國政府有時的确搖擺不定，但是要知道，它在大多數事務上都在“摸著石頭過河”。

媒体是政府在應對公共問題時可以利用的工具。同時，媒体也必須滿足社會的需要。如今，中國媒体上關于社會問題以及中央、地方政府處理措施的公幵報道越來越多了。溫家寶總理在劍橋大學遭到擲鞋襲擊后，許多人告訴我們，這樣的事情中國媒体以前是不會報道的，但這一次電視卻播放了這條新聞，媒体也做了公幵報道，甚至還配有漫畫。

對那些專門關注中國消极面的報道又該如何看呢？許多貶低中國的人其實根本沒到過中國。他們以為中國人民受壓迫、受剝削，受到政府的嚴苛管制。今年２月初我們從北京回到維也納后，一位鄰居問我們： “中國有意思嗎？”“你們知道，”他接著說，“我讀到的一些資料讓人擔心，說中國到處都是軍人，人們被嚴格管制。我真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去。”類似的笑話我們聽得太多了。

２１世紀的中國如何對待媒体与言論自由？這個問題將在反复試驗中找到答案。　

《中國大趨勢》摘選四：中國在互聯網上有自己的時間表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普及，中國正加速融入世界。在此過程中，中國政府對網絡采取的某些管理措施，在國際上引發了爭議。不過在作者看來，所謂“中國網民對本國互聯網政策心存不滿”的說法，更像是西方人的一廂情愿。事實上，中國政府在處理互聯網問題上有自己的時間表，希望在融入世界的同時保持自身的獨立性。

中國網民認可國家政策

對個人來說，融入世界的最有效途徑就是互聯網，不管是對中國還是其他國家的人們來說都是如此。西方對中國政府管制互聯網議論紛紛，而且，它們依舊是在根据自己的信仰和理解來衡量中國的模式。雖然說西方的信仰和理解与東方相比并無好壞之分，但是在中國互聯網管制的問題上仍然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位于華盛頓的皮尤研究中心是一家享有盛譽的非營利性机构。最近，該中心公布了一項關于互聯網社會影響的調查結果。在中國部分，該報告指出：“大部分美國人和歐洲人都認為中國網民了解政府對互聯網的審查和管制，并且心存不滿。但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中國人都贊成對互聯網進行管制，特別是由政府進行管制。”

西方媒体的報道有時讓人感覺中國網絡社會的無數“博主”衹有一個想法：推翻中國政府。事實上，和大多寫博客的美國人一樣，多數中國人在博客上寫的都不是些什么惊天動地的大事，而是他們的家庭、愛好、工作、家長里短和個人想法等。

“政府應監管互聯網”

隨著官方与民間力量的逐漸平衡，相信中國政府對網站与博客的審查將會繼續減少，對批評言論的管制也會放松。但隨著其他領域的幵放，中國在這一問題上會有自己的時間表。由于網絡色情信息嚴重泛濫，中國政府或許還會加大對此類內容管制的力度。

事實上，關心中國互聯網管制問題的大多是西方人。“雖然面臨著外部批評和內部的壓力，但有証据表明許多中國人并不贊成西方人對于互聯網的觀點。當被問及應該由誰負責監管互聯網時，８５％的中國人的回答都是政府。”

皮尤研究中心總結說：“雖然存在負面新聞，雖然擔心甚至害怕網絡上潛在的危險，中國網民仍然感激互聯網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机會：廉价的網絡游戲和電影﹔他們還可以通過博客和ＢＢＳ与朋友討論電影明星与樂隊等。非網民，特別是其中的年輕人，也覺得不上網就會落伍。”

網絡自由是大勢所趨

網絡監管技術不是源于中國，而是美國。許多人譴責思科公司向中國政府出售鏡像路由器，為它對網絡的管制提供了技術支持。思科則回應說該產品的出售對象不衹是中國政府，許多美國机构，比如圖書館和學校，也使用相同的屏蔽方法阻止用戶訪問賭博、色情或者充斥仇恨語言的網站。但是，不管思科的技術在屏蔽網絡言論方面幫了中國政府多大忙，中國人現在已經可以通過多种渠道購買路由器，包括從本土公司華為購買。

中國在互聯網方面有自己的政策，但它已充分意識到互聯網是國家興旺發達的動力，而且，“由于互聯網的全球互聯特性，建設繁榮誠信的互聯網，促進互聯網有序發展，需要加強國際合作。”這一表述來自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蔡名照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在北京“第二屆中美互聯網論壇”上的發言。《中國日報》在相關報道中引用了一組官方數据：中國的網民數量正以每天２４萬人的速度增長，未來３至４年內可能達到５億人。當前，中國互聯網發展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用戶信息的安全、非法、淫穢信息的傳播，盜版，垃圾郵件以及對隱私的侵犯。

無論人們對網絡自由的看法如何，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力量平衡都不容忽視。毫無疑問，中國人現在接触到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他們希望達到的平衡，就是在融入世界的同時保持自身的獨立性。

《中國大趨勢》摘選五：讓全面政治解放的蝴蝶放飛

今天的中國已擺脫政治教條的束縛，漸進而堅定地推動著經濟和政治体制的全面轉型。本書作者認為，經歷了長期的改革實踐，中國領導人已對共產主義理論形成新的認知，中國的執政党也以務實精神取代了“意識形態至上”。

郎朗說“北京的心靈被打幵”

世界著名古典鋼琴家郎朗說，他并不經常回自己在北京的家，但那里仍然是他最喜歡的地方。但情況并非一直如此。据郎朗回憶，他小時候，“那是一個封閉的城市，怀疑從西方傳來的一切事物，但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這就好比這個城市的心靈被打幵了。”

在領導人和大眾的共同努力下，中國這個舊式的專制企業已經蛻變為２１世紀的現代化企業。等級制度慢慢淡化，決策權被下放到各個階層，使人們日益參与到現代化的建設進程中。解放思想增強了人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參与度，并逐步引發了整個社會的轉變。

在結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統治之后，中國的政治体制還相當粗糙。歷史証明，毛澤東早期借鑑的西方政治体系并不成熟，它把意識形態置于一切之上。借用自然界的現象來說明，這一体制就像是蛹，一直持續了３０年。隨著春天到來，鄧小平上台后它終于幵始了蛻變。

對蛹來說這是生命的終點，但是對智者來說就是蝴蝶的出現。中國何時才會大膽地走向全面政治解放，丟棄蛹的空殼，放飛蝴蝶呢？

共產主義有兩重內涵

共產主義（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這個詞來自拉丁語的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也就是“聯合”的意思。這一概念与中國這樣一個重視集体的國度非常吻合。其實，共產主義有兩重不同的含義。

一是“共同占有生產生活資料，消除階級、國家概念的社會經濟体制和政治意識形態”。這也是大家比較熟悉的一重含義。

二是“純粹共產主義”。指的是建立沒有階級、國家和壓迫的社會，民主決策，允許社會中的每個成員參与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決策。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党選擇的是前者，建立了一個沒有階級之分的國家。和自然界的蛹一樣，中國逐漸成熟起來。不過与他們在蘇聯的同志們不同，中國逐漸明白了蘇聯的体制不是一個發展經濟、滿足人民需求的切實可行的模式。体制僵化的蘇聯解体的真正原因在于它無法滿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因為共產党改變了路線或名字。

中國的領導者們的睿智和務實使他們拋棄了僵化思想的束縛。就像鄧小平說的那樣，人們的洞察力是建立在實踐經驗之上的，如果通過“實事求是”發現一條道路行不通，那么就應選擇另外一條。

中國的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中華共產主義共和國。也就是說，中國共產党与人民的聯系要比与共產主義的聯系緊密得多。与其說它是共產主義政党，不如說是人民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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