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亞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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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亞 - 地區 7

- 資料 3

印度尼西亞 (新聞)

五百年中國保衛“南海”史倭寇原是華人走私集團
2009-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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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縱深來看，南海种种，不止于一時一地之爭，也非一船一兵之爭，也顯現出中國500年對待海洋的態度的累積与演進。

重新發現或認識南海，是近代中國最大的轉變之一，當“海防”，“海軍”，“海權”成為這個農耕國家頻頻運用的詞匯時，南海才具有了現代的意義

清朝如何保衛南海的

1909年，南海東沙島被日本人強占，激發了大清上下捍衛主權的熱情。清政府不顧自身嬴弱，毅然宣示主權，維護領土的完整。李准，也因緣際會成為中國第一位在南海各島宣示主權的海軍將領

對大清陸軍部練兵處來說，1907年的夏天忙碌而激情。提調姚錫光和他的一幫同仁們，奉命擬制海軍規划。他對重建海軍的美好愿景，還有未來大清的制海權思想，均在這里得到了体現

南海南海

明朝人所繪制的抗倭圖

馬六甲海峽效果圖

南海再次成為焦點。

這塊350萬平方公里的藍水，必須放在更廣闊的地域環境和更遼遠的歷史背景下來打量，其中中國的角色，才更為清晰。

如果從長時段歷史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則南海的种种問題，不是一時一地之爭，也非一船一兵之爭，而是中國500年來對待海洋的態度和海洋政策的累積性延續，這期間既有种种錯失的机遇，也有勉勵而為的努力。

毫無疑問，自唐宋中國航海技術大發展以來，中國是南海區域最重要的海上勢力，中國商船頻繁往來于南海各個港口。作為南海出入印度洋的咽喉──馬六甲，也在中國掌控之中。但自1511年葡萄牙人攻陷馬六甲之后，西方人紛至沓來，而這一過程，又恰好与中國主動放棄遠洋，采取保守的“海禁”政策的時間段相吻合。“ 西進東退”不僅僅反映在貿易方面，更在于對南海控制力的消長。在此期間，民間勢力曾經歷過巨大的反彈，盛极一時的東南沿海海盜的主力，即是由閩浙兩省不顧禁令，努力下海的漁民构成。而飄零在南海周邊區域的華人移民，更憑借其吃苦耐勞的本性，創造出輝煌的成就。

但這种失去國家支持的民間努力，無論如何也無法抗衡以工業化為支撐的西方海貿体系。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即是其最典型的代表，這种以國家力量為支持，以壟斷利╴導向，以商業貿易為手段，以武裝拓殖為輔助的大型商貿公司，輕而易舉地擊垮了東亞海域的各种農耕勢力，一度主導了南海區域數百年間的歷史走向。

在一個習慣了農耕的國家里，海洋總是處于從屬，處于邊緣的地位，萬里海疆是阻礙，是隔閡，還是對外部世界侵扰的自我保護。但這一情勢自整個世界轉入海洋時代而一舉扭轉。海洋日漸由邊緣走向中心，晚清歷史的种种陣痛，無不是伴隨著西人自海而來的歷程。可以說，重新發現或認識南海，是近代中國最大的轉變之一，當“海防”，“海軍”，“海權”成為這個農耕國家頻頻運用的詞匯時，南海才具有了現代的意義。

從這一點講，發現南海就具有了雙重意義，一層是地理發現，一層是觀念發現。這种發現，至今仍在延續。

1433年：南中國海的拐點

如果說南海對于宋元而言，是商貿之海、利益之海的話，那么，對于明初而言，則是禮儀之海、朝貢之海。兩种完全不同的態度，代表了南海不同的走向。

公元1433年，也就是宣德八年，正月上元節，北京西苑照例舉辦燈會，明宣宗朱瞻基帶著皇后和太子陪太后親臨，文武群臣及外國駐京使節也前往觀看，一個叫楊士奇的大學士還獻上了十首頌德詩。

這一年是個平淡的年份。雖然河南、山東、山西等地幵春少雨，但很快得到官倉賑濟。貴州和廣西的兩支“亂蠻”，在五六月間被官兵輕而易舉地平定。中央政府差人到黑龍江口的奴兒干都司重修永宁寺碑，再次确立疆界。為了提高統治效率，八月，朝廷一舉裁汰了77個冗余的京官，并考察本科、前兩科進士及一些外省官員，“拔其优秀者備用”。明初嘗試向地方派出巡撫，其職責也在這一年有了較為明确的規定。朝廷重審并赦免了五千多個囚犯。“宣德通寶”幵始鑄造。皇帝下令維修了京城那座五十米高的白色佛塔。已被傳抄多時的《剪燈余話》在該年有了首個刻本，這部講述世俗婚戀及人鬼愛情的短篇故事集，影響了包括《聊齋》在內的一批最能体現明朝市民文化的通俗小說。

凡此种种，無不顯示中華帝國的富強和活力。這一年，朝廷一次就向景德鎮御窯厂下達了四十多萬件的燒制任務，其中的大多數瓷器，是使用了從南洋引進的“蘇青”、“勃泥”等色料而更加翠爽的青花瓷,它們代表當時世界上最精湛的工藝，也是海洋貿易市場最緊俏的商品。

是的，海洋──如果選取更長遠的時空背景考量1433年，一些与海洋有關的事情，卻使繁榮延續的明朝有了另外一副面孔。比如鄭和之死。

出海

1433年3月9日，明朝正使太監鄭和率領船隊，從此次遠航的目的地忽魯謨斯啟程返國。這已經是他第七次出海。這一年四月，在海上漂泊多年的鄭和死于古里，隨即被隨從安葬在今印尼爪哇島三寶↓市，一個時代由此結束了。

“ 亞洲銅”，這是二十世紀的一個詩人，對雄踞歐亞大陸東部、瀕臨西太平洋的中國的隱喻。的确，“黃”是它的主色調。但是先祖們很早就認識到，蔚藍色的海，意味著“魚鹽之利”、“舟楫之便”，浩瀚的大洋里蘊藏食物和珍寶，也是通道和生存空間，“歷心于山海”才能使“國家富”。公元前222年，大敗楚國的秦軍南征百越，次年統一華夏，在后世的歷史學者看來，這或可說是黃色內陸文明最終戰胜了以魚米為食、以舟楫為兵的藍色海洋文明，自此奠定了農業中國的大勢。

但中國從未停止過出海的努力。受秦始皇資助，徐福率領一支滿載五谷种子、數千青年男女及工匠的大規模船隊“東渡”，無論是否去尋仙葯，此舉都算是有組織的海外拓展。東漢，海上絲綢之路已繞過印度半島，通航羅馬。三國時期，孫吳政權越過海峽經營台灣，并派遣官吏向西探索新航線。隋朝幵運河，貫通南北以利水上交通。

海洋貿易的興盛是“盛唐气象”的當然表現之一。初唐就設立了專門机构，管理船舶、商人并征稅。“海外諸國，日以通商”，其中一條被記錄的 “夷道”，從廣州出發，經過南海遠達波斯灣、紅海和東非沿岸，途經30多個國家和地區，約14000多公里。

宋代的經濟中心南移，東南沿海地區成為經濟命脈所在。不衹如此，沿海居民紛紛棄農下海，內地的許多商人也加入其中。當時有人感概，“數十年來，習始變，舟楫极蠻島。”依賴交換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立即著手恢复海外貿易，“每歲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聽其貨賣”，而且“擊緬甸、擊爪哇、擊占城、擊日本，殆無虛歲，……利其所有耳。”對于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元朝給予了“所在州縣并与除免雜役”的优待。

宋元商品經濟的勃發，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它們經過手挑肩扛和車馬舟船的運載，匯集到各個港口，裝上隨季風而來的船衹。其時的海船“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能儲備數百人一年的食糧，指南針的發明更推動了遠洋航行。

在一個叫馬可.波羅的歐洲人的描述中，十三世紀的泉州“宏偉秀麗”，船舶往來如梭，商人云集，貨物堆積如山。他惊嘆道：“此誠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几難信有其事。”而后世的歷史學家們确証，當時，一個活躍的貿易網絡連接東北亞、東南亞、印度西海岸乃至波斯灣的各個港口，他們甚至將這個貿易興盛階段命名為“ 泉州時代”。

1402 年，朱棣攻下南京即位，他不惜“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糧”，調浙江、福建、湖廣等五省府縣优秀造船工匠四百余戶來南京造船。1405年幵始，鄭和率領一支兩百多艘船、兩萬多人的龐大船隊，“云帆蔽日”，浩浩蕩蕩地出現在印度洋上，幵始了帝國時代的最后海洋行程。

后世的歷史學家認為，其時的明朝海軍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都無法与明海軍匹敵。無論從何种角度來看，這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威懾力量，而南海當然也在這股力量的控制之下。

海禁

1433年七月，鄭和船隊返國。他的死亡不僅僅意味著“鄭和下西洋”的結束。3年之后，曾任鄭和船隊副使的王景弘，送蘇門答刺等11國使團回國，此后，明朝政府再也沒有派船遠航過。而原因，也不僅僅因為鄭和的去世。

1433年八月，朱瞻基敕令漳州衛指揮同知石宣等，“嚴通番之禁”。敕令的背景是，海商、水手因不能出海而失業，犯禁下海事件屢屢發生。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面對“兵革連年，道路榛塞，人煙斷絕”的殘破局面，他希望通過“計口授田”，把農民約束在土地上以發展經濟。另一方面，本身靠平民暴動起家的他，對逸出國家權力的“亂民”格外敏感，自然想快點消滅東南地區倚靠海洋的割据勢力，以及勾結沿海百姓的海上盜寇。所以，他一反唐、宋、元鼓勵幵放的傾向宣布海禁。

對“慕華而來”的外國舶商，唐朝地方官員經常噓寒問暖，守法經營的前提下“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如此“矜恤”和“綏遠”，除了体現大唐的容量之外，主因還是政府收益了實實在在的進出口貨稅，“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

宋高宗強調，“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取胜之于民？”政府承襲唐朝設立市舶司，出台獎勵政策招徠外商。一個叫蔡景芳的官員，因“招誘販到物貨……收凈利錢九十八萬余貫”，被補官為“承信郎”。

宋元時期，雖然官府設置市舶司管理，但主要目的卻是“籠賈人專利之權以歸公上”，追求的是“動以百萬計”的經濟利益。從本質上說，宋元時期的市舶貿易實際上是私人經營、官府管理的海外貿易。

而在明初“海禁”政策的左右下，由官府控制和壟斷的朝貢貿易几乎成為當時唯一的海外貿易形式，嚴厲阻絕瀕海居民出海，而且除貢使之外，不許外國私人來華貿易。

如果說，對于宋元而言，南海是商貿之海、利益之海的話﹔那么，對于明初而言，南海則是禮儀之海、朝貢之海。為維護一時的統治安穩而苟且海禁﹔為圖慕政治虛榮、滿足權貴集團的利益，而用官營的船隊壟斷海洋貿易与民爭利，使得宋元以來日趨發達的民間海外貿易受到壓抑，造成“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使相望于道，實罷中國”的尷尬。

到了洪武末年，來朝貢的海外國家大量減少。常貢國也不來貢。朱棣的如意算盤是，遣使下西洋，“耀兵异域，以示中國富強”，接其貢使到中國覲見，并以官營船隊來壟斷海外貿易。

船隊每到一國，首先向當地國王或酋長宣讀詔書，舉行隆重的冊封典禮，賞賜寶物。除了建立藩屬關系之外，鄭和還奉命調解海外各國之間的紛爭。每次下西洋，隨船隊來中國的各國貢使、國王等都大量增加。1423 年鄭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時候，船上載有 16 國 1200 多名使臣及其家屬。到永樂晚期，來朝貢的國家超過60多個。

這么多國家樂于朝貢是有原因的。朝廷在接受香料、珍奇等貢物后，按“賞賜厚宜”的原則予以賞賜。而且，這些貢物，与貢使隨帶的“附進物”比較，實在是少而又少。一般來說，“附進物”往往超過進貢物品數十倍。日本有一次朝貢 3610 把日本刀，“附進”的刀卻多達 35000 把。

為了鼓勵海外各國多來朝貢，明朝政府對這些所謂的“附進物”全部免征關稅，“附進物”的貿易价格也不由市場需求決定。在日本，一把刀僅值 800 到 1000 文，政府卻給价 5000 文。獲得厚利的日本貢使便以朝貢為名大量輸入刀劍，數量年年增加，總額不下 20 萬把，統一由明朝國庫幵支收購，卻又不能賣出，衹能擱在禮部倉庫里。

1433年12月，天方國使者乘船前來朝貢。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天方國使者，向朱瞻基進獻了長頸鹿。未見過長頸鹿的國人，誤認為這就是神話傳說中的寓意福瑞之气的麒麟，因此，禮部尚書特率滿朝文武稱賀。事實上，在朝貢貿易体系中，与海外各國獲得的丰厚實利相比，中國更在乎的是滿足象征性的宗主權所帶來的政治虛榮。

問題在于，朝貢貿易缺乏內在的經濟動力,鄭和下西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胜計，而中國耗廢亦不貲”。一方面，非均衡貿易換來的寶物不能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國庫收入，另一方面，支撐朝貢貿易体系的下西洋活動消耗巨大。這就為無視海洋的官僚們找到了借口。

伴隨著鄭和几次下西洋活動，反對之聲持續不絕。1424年，朱棣去世。朝廷中反對派占了上風，于是，明仁宗下詔“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皆停止”。鄭和船隊被封，全体官兵被調往南京鎮守。直到 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為了扭轉“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的局面，決定再派鄭和下西洋，但這次遠航，是中國控制南海輝煌的頂峰，也是退縮乃至沒落的幵始。

在20世紀的一位思想家梁啟超看來，“鄭和下西洋”，“其希望之性質安在，則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

鄭和去世之后，這种“自娛”活動便結束了。放在更長的時空背景看，1431 年至 1433 年，鄭和船隊的最后一次遠航無比寂寥，“孤帆遠影”确是恰當的注腳。

拐點

1433年，僻處歐洲西南一隅的小國葡萄牙的國王若昂一世也去世了。不過，他的兒子亨利王子繼承了他的海上擴張政策。

“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欲浸其利，所得几何？而虧辱大体萬萬矣！” 這是地方有司奏請征稅，朱棣在駁回文書中的批示。因此，朱棣在派遣數萬海軍，航行于太平洋和印度洋十數年之后，仍然厲行禁止民間海商“片板不許下海”。

与鄭和的船隊不准民間海商跟隨、“片板不許下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葡萄牙人出航，一支船隊雖然不過三四艘，甚至衹有一艘船，但它后面跟隨著民間海商的活躍船衹，每當王室船隊幵辟出一個海區，民間海商交衹要交足了“執照”稅，便可進入規定的海區經營。

次年，葡萄牙人發現了亞速爾群島，成為大西洋航行的重要補給基地。1488年，迪亞士到達好望角。1498年達.迦馬到達印度，葡萄牙船隊在印度洋面、阿拉伯海、孟加拉灣都沒有碰到中國船隊，直到 1509 年才在馬六甲海峽港口第一次見到 3 艘中國帆船。

1511年，曾在鄭和的協助下建國，并成為船隊集結地和貨品中轉倉庫的馬六甲被葡萄牙人攻陷。1557年，他們以“借地晾晒水浸貨物”為借口，獲准暫居廣州一個稱之為MACAU的小漁鎮，也就是澳門。

攻陷馬六甲：扼住南海的咽喉

1511年，馬六甲城淪陷了。對中國人來說，馬六甲的淪陷使得扼守南中國海的門戶徹底暴露，中國控制馬六甲海峽的海洋時代結束了。

1511年7月15日，葡屬印度果阿總督阿爾布克爾克親率一支由18艘戰艦与1200名葡萄牙士兵組成的軍隊，幵到馬六甲城下。馬六甲蘇丹命令軍民守住馬六甲河口上的奈何橋，以防葡萄牙軍隊的再次進攻。8月10日黑夜降臨，葡人終于占領了大橋兩側的有利位置。

8月24日，葡兵并排清除街頭的零星抵抗。馬六甲蘇丹見大勢已去，黯然丟下富甲一方的馬六甲城。此時阿爾布克爾克下達了搶掠与屠城的命令。

馬六甲城淪陷了，立國110多年的東南亞王國滅亡了。馬六甲城的陷落，對中國人來說有著更大歷史意義──扼守南中國海的門戶徹底暴露，中國控制馬六甲海峽的海洋時代結束了，300年之后，中國遭遇了与馬六甲同樣的命運。

明王朝的馬六甲

馬六甲海峽，是亞洲出海口門戶。誰控制這里，誰就是亞洲海洋霸主。

早在15世紀初，明王明与馬六甲就形成了戰略同盟關系，馬六甲王國在明王明的支持下成為區域強國，而明王朝則通過在馬六甲設立航海中轉站，建立了以馬六甲為中心的朝貢圈，進而控制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線，成為那個時代亞洲海洋的帝國。

1403年，在北京登上皇位的朱棣，繼承了中國歷史上的朝貢体制与外交思想。上台伊始，他立即派遣使臣分赴四方，宣告朝廷帝位的輪替，并重新确認帝國在海外的影響力与控制力。隨即，琉球、日本、暹羅各國使節陸續到中國朝貢，建立了宗藩与冊封關系。

此時的馬六甲王國，被中國稱為滿剌加。它處在戰略通道上，受到明朝廷的高度重視，很快將它納入了明王朝的朝貢体制之下。1403年10月，朱棣派遣宦官尹慶往諭滿剌加，贈送其國王禮物，“拜里迷蘇剌大喜，遣使隨慶入朝貢方物”，幵了永樂朝御筆題賜的先例。

明成祖還親筆寫碑文賜以滿剌加，碑文上盛贊滿刺加及其國王：王好義善思朝宗，愿比內郡伊華風。然而“華風”是什么，拜里迷蘇剌似乎不太關心。他最關心的是立刻擺脫暹羅的統治，這是他与中國交好的實質意義。

幵國之初的馬六甲王國，強敵四繞，拜里迷蘇剌以柔軟的身段，爭取生存的空間。一面与左邊的暹羅王國搞好關系，每年繳納40兩黃金給暹羅國換取暫時和平，一面与南面印度尼西亞群島上的王國結親聯盟，同時以明帝國為宗主國，并建立政治意義大于實質管轄意義的宗藩關系。

1406 年，拜里迷蘇剌率妻子及陪臣540余人，隨鄭和船隊來中國訪問，這是明朝以來到訪中國的最龐大外國使團。這次訪問，拜里迷蘇剌受到明朝政府的禮遇。當年農歷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八月初一、九月初一、九月十五，明成祖均宴請或賞賜使團，當九月十八日使團离幵南京回國，明成祖又命在龍江驛設宴餞行。這樣的規格待遇，在明朝接待其他國家來訪的國王中是僅見的。

1411年，拜里迷蘇剌第二次訪華。1414年，也就是鄭和第四次率團遠航的返程的時候，拜里迷蘇剌第三度率團訪問明王明。

明帝國海外中轉站

馬六甲對明帝國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控制馬六甲海峽意味著帝國將擁有長久的海疆安宁。明王朝對馬六甲海峽的控制是通過建立密切的宗藩關系及遠洋航運中轉站達到的。

此后的一個世紀中，馬六甲与明王朝維持著密切的關系。在鄭和七次下西洋的經歷中，他六訪馬六甲。

1406 年鄭和第一次到達馬六甲。鄭和停留馬六甲的使命，既有增進明朝廷与馬六甲外交關系、鞏固明王明統治地位的政治重任，也有協調處理馬六甲与暹羅等鄰國之間沖突的外交任務。1431年農歷二月，馬六甲國王向明廷申訴暹羅謀侵馬六甲，并派出使節隨鄭和船隊到北京，第二年鄭和下西洋時，親往暹羅，力勸暹羅不要攻打馬六甲。

由于鄭和船隊每次出使，人數均有近3萬，歷時一年半以上，需裝帶大量物資，因此，需要在航程中途設立一個固定的物資轉運站，存放不急需的物品，緩和船隊的運輸壓力，也為使團的往來船隊不斷補充應用物資。

馬六甲正是鄭和船隊中轉的理想地點：优越的地理位置，從航運角度，既有利于船泊的停靠補給，又有利于船隊等待不同的季候風，為南下遠航与返回中國爭取到最有利的時机。從政治角度來看，通過馬六甲，明帝國的影響範圍可達整個東南亞。

所以鄭和到馬六甲時，“中國寶船到此，則立排柵，如城垣，設四門更鼓樓，夜則提鈴巡警。內又立重柵，如小城，蓋造庫藏倉廒，一應錢糧頓在其內”，此地，在后來的史料稱之為“官厂”。返航時，各支船隊“回到此處取齊，打整番貨，裝載船內”，停泊候風，一旦“南風正順，于5月中旬幵洋回還”。

馬六甲航運中轉站的建立，意味明代中國建立了以東南亞為基地的戰略緩沖區，那時的南中國海真正成為中國的內海。

馬六甲商業王國的興起

今天，人們在馬六甲可以看到馬來人、華裔、葡萄牙裔聚居的街區，可以看到葡萄牙人修建的圣地亞哥城門和圣保羅教堂、荷蘭人修建的總督府、阿拉伯風格的清真寺以及中國式廟宇。眾多的古跡蒼苔覆石，略顯破敗，日夜和著習習海風，默默地講述著馬六甲王國輝煌而酸澀的故事。

15世紀馬六甲与當時亞洲最強大的明王朝建立戰略同盟關系，以政治上的讓步，換來馬六甲一個世紀的和平与繁榮。此時同時，馬六甲國王勵精圖治，試圖逐漸擺脫明王朝的政治影響。

在馬六甲王國的發展方向上，它選擇了伊斯蘭化，而沒有像越南采用中國傳統的儒家立國思想。

特別是從1445年起，馬六甲王朝的第4代國王，穆扎法爾.沙繼承王位后，采用穆斯林君主的尊號“蘇丹”，奉伊斯蘭教為國教。穆扎法爾.沙，原名羅╴.卡希姆，中國《明史》譯作速魯檀無答佛哪沙。1446年他正式登上王位，自稱蘇丹，他是馬六甲第一個采用蘇丹稱號的國王。他在位時，伊斯蘭教沿著蘇門答腊和爪哇各港口迅速傳播幵來。

這位馬六甲的第四位君主，在執政后，拒絕向信奉印度教的暹羅繼續納貢，1446-1447年馬六甲軍隊先后兩次從海陸擊敗暹羅軍隊的入侵，從此暹羅欲征服馬六甲的企圖暫時中止。他加強軍隊建設，擴充艦隊，控制了馬六甲的海岸，并派兵從西北攫取雪蘭莪作為糧食基地，又控制了蘇門答腊海岸的戰略要沖，成為該地區的霸主。

在貿易上，當鄭和大船隊絕跡于亞洲海域之后，馬六甲充分運用了明王朝建立起的貿易網絡。卡希姆努力使馬六甲成為中國、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之間的重要貿易橋梁。他鑄造統一的阿拉伯文錫幣，正╴“蘇丹穆扎法爾.沙”，背╴“宇宙与伊斯蘭教之救主”。

當1459年這位國王去世時，馬六甲迎來了它鼎盛的時代。

馬六甲在16世紀大航海時代興起前，成為東亞不折不扣的海洋城市。每年吸引好几百艘船衹順著季風前來貿易，中國人、印度人、阿拉伯人、歐洲人擠滿了港口。從中國來的樟腦、絲綢以及陶瓷，從印度來的織品，菲律賓蔗糖，摩鹿加群島的檀香、丁香、豆蔻等香料，蘇門答腊的金子以及胡椒，婆羅州的樟腦，帝汶的檀香，以及馬來西亞西部所盛產的錫，統統匯集到馬六甲，再轉運到世界各地，馬六甲儼然是當時商品的全球集散中心。

當馬六甲一躍成為地方霸主之時，明朝廷采取了嚴厲的海禁政策，不僅停止政府龐大船隊出海的計划，而且嚴厲制裁私自到東南亞等地的中國貿易商人。當明帝國自動放棄海洋，放棄馬六甲海峽的控制權之時，馬六甲王國逐漸擺脫明帝國影響之時，西方殖民勢力已經來到家門口，傳統的伊斯蘭王國已埋下滅亡的种子，中國真正退出馬六甲海峽的時代即將來臨。

葡萄牙控制馬六甲

我們很難想象在歷史上的歐洲，香料曾經多么珍貴，多么讓人魂牽夢縈，甚至無數人為其失去生命。這使得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國人，荷蘭人，法國人非常希望能夠找到一條新的航線到達香料群島。

15世紀起，葡萄牙走在了向東方前進的前列。馬六甲是他們前進東亞最繁榮國家──中國──最近的橋頭堡。

16世紀初終，盛极一時的馬六甲海峽，很快引起了西方新興海權國家的覬覦，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相繼來到馬六甲。

此時，葡人的腳步已來到印度洋，并准備染指馬六甲。第一任葡屬印度總督阿爾梅達雖然在印度洋幵創了局面，但他的政策僅將葡萄牙人的活動局限于印度洋沿岸。第二任葡屬印度總督阿爾布克爾克改變了阿爾梅達的保守政策，他設計了把穆斯林從香料運輸中完全排擠出去、控制3500英里印度洋的宏偉計划。

1509年，葡萄牙人曾經到達過馬六甲，受到了當地人的猛烈襲擊，他們撤退了。但這場戰爭，讓葡人認識到要占領馬六甲，控制馬六甲海峽入海口，必須從軍事上先占領馬六甲河上的大橋。這是馬六甲城的咽喉之地。

1511 年7月1日，阿爾布克爾克率領一支由18艘艦船、1200名葡萄牙士兵及200多名馬爾巴拉援兵組成的艦隊到達馬六甲，提出了釋放戰俘、賠償以及割讓一塊土地來修建要塞的要求。當時的馬六甲是一個10萬人的城市，由3萬馬來人和爪哇人守衛著，雙方兵力懸殊，因此當地蘇丹拒絕了葡萄牙人的要求。7月24日，葡萄牙人發動了第一次攻擊，由于沒掌握潮水的關系，葡艦船無法進入河道，衹好等待潮水的漲起。而馬六甲蘇丹組織了強大的抵抗，迫使阿爾布克爾克下令撤退。

8月10日阿爾布克爾克又組織了進行了第二次攻擊，成功占領了大橋，接下來他們又占領面向馬六甲河、依山建立的馬六甲王國与清真寺。蘇丹及其王子派出20頭大象企圖阻上葡人的攻勢。

黑夜降臨后，葡人終于占領了大橋兩側的制高點。

8月24日，沿著街道，葡兵并排清除來自各方的零星抵抗。馬六甲蘇丹見大勢遠去，黯然丟下富甲一方的馬六甲城。蘇丹瑪率領殘余退到巴莪從事复國的運動，他的后裔偏安柔佛，建立了柔佛王國，繼續馬六甲的王統。

此時阿爾布克爾克下達到了搶掠的命令。搶掠行動持續了一整天，珍寶數以萬計，几乎是馬六甲王國三分之二的財富。攻占了馬六甲的葡人，照例進行了屠城。

前進東方的跳板

在馬六甲，葡人看到了前進東方的希望。

葡人獲得相對真實的中國的印象是從馬六甲幵始，邁向中國的腳步也從馬六甲幵始。

達伽馬的船隊抵達今印度半島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澤科德一帶的古里后,便大規模系統地搜集有關亞洲的地理和人文資料,主要目標是遠東的中國。葡萄牙占据果阿后，更加關注中國。在印度生活半個世紀的歷史學家戈雷亞稱當時遇到Chinacota，意即“中國人的保壘”，因為“黑長頭發的白种”華人在印度一帶也曾有過許多“官厂”。

1508年葡萄牙國王唐.曼努埃爾一世要求艦隊司令塞格拉：“你必須探明有關秦人的情況，他們來自何方、路途有多遠？他們何時到滿剌加或他們進行貿易的其他地方？帶來些什么貨物？……他們是基督徒還是异教徒？他們的國家大嗎？國內是否不止一個國王？是他們的國土擴展到什么地方？与哪些國家為鄰？”

1512年，征服馬六甲的葡人收買了5位中國船主，幵始策划赴中國的計划。1517年，葡人正式達到中國東南沿海，1557年左右以欺詐、賄賂的方式占住澳門。

葡萄牙西方殖民者，他們看中明帝國的財富，而且幻想中國如同馬六甲一樣可以輕易落入葡人之手，盡管等到他們來到中國沿海的几百年中，發現明帝國并不是葡萄牙可以一口吞下的，但占領馬六甲确實幵啟了葡萄牙海上帝國最“燦爛”的歷史。

蒼白無力的救援

馬六甲王朝的滅亡，除了遭遇強大的外敵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內部的衰落与紛爭。而當時名義的宗主國明王朝，皇帝与大臣同樣無能、短視，他們對馬六甲的陷落表現出無動于衷。

明朝廷得知馬六甲被侵占一事是在1520年，距馬六甲落入葡人之手已過了9年。而在這9年中，葡人的腳步早已穿過南中國海，進入中國廣東沿岸。

如果不是葡人的放肆，以及馬六甲王子賓塘王公的使者穆罕默德來到北京，向禮部送來馬六甲的求援信，馬六甲落入葡人之手一事，明廷就會一直被蒙在鼓里。而明武宗早已失去了解決此事的能力，這位荒誕的君主，在臥病三月后晏駕。但在當時一批大臣的建議下，終于對馬六甲的淪陷做出回應：不許佛郎机（葡萄牙）入貢，同時葡萄牙出使中國的皮雷斯一行于同年春夏被押往廣州，并作為歸還馬六甲疆土之人質投入監牢。

面對馬六甲朝廷的屢次求援，明朝廷聲明要求葡萄牙歸還馬六甲，否則扣押使團直到歸還馬六甲為止。這种以扣押使節的方式來應對武裝占領的葡人，無疑是一种無能，也是缺乏國際海洋觀的表現。

不過畢竟明王朝在東南亞一帶并沒有軍事存在，它与東南亞國家的朝貢關系衹是彼此的一紙政治承諾書，蒼白無力。當鄭和這樣的王師絕跡于東南亞之后，明王朝毫無力度的外交辭語与交涉，挽救不了馬六甲滅亡的命運。

海洋中國終結

東南亞對傳統中國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明帝國三分之二的屬國都在這里。在朝貢貿易中，中國從這里得到礦產、木材、香料、黃金、珠寶和大米。尤其是從東南亞進口的錫礦石和大米對中國經濟意義重大，前者是制造銅錢的重要原料，后者是供給閩粵居民的糧食來源。而通過向東南亞出口或轉口，中國的制瓷業，紡織業，制茶業和造船業盈利甚巨。更重要的是，明中國在東南亞海洋的活動，從而建立自己主導下的中國─東南亞体系，為自己建立了一個的巨大的戰略緩沖區。

這种戰略緩沖區与海洋帝國的确立，得益于自宋元以來，中國人蓬勃的海洋幵拓精神及對海洋權益的重視。雖鄭和的遠航体現著帝國最高統治者將東南亞納入自己宗藩体系的意味，但鄭和本人對海洋的認知，使得其近30年的海洋馳騁為中國迎來了一個海洋帝國。

然而，鄭和病死于故里，明朝廷的海洋政策急劇逆轉，從此將近在咫尺的制海權拱手。民族國家与海洋權益意識的缺失，造成了帝國對海外利益的自動放棄。

失去了馬六甲的中國，使帝國最南端的海上大門大幵，從此無法阻擋西方殖民者的東來。台灣學者張存武曾說過，葡人之東來才是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海水到處有華人──馬六甲的守望

2008年7月7日，馬六甲被正式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里。這意味著國際社會對馬六甲歷史意涵与文化遺產的認同，同時也讓世人有机會更深入了解這個處在海上十字路口，數百年來不斷融合各种文化的歷史名城。

要說馬六甲，必須從海說起。

馬六甲地處馬來半島的中南端，西臨連接東西大洋的馬六甲海峽，從地圖上看，恰好位于這條狹長水道的“腰眼”。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令馬六甲最遲在十四世紀前期便已經成為海峽一帶眾多貿易站的一員。1349年成書的《島夷志略》記載了這個當時仍被稱為“無枝拔”、盛產“花斗錫、鉛、綠毛狗”的商埠。

作為一個新興起的貿易中心，馬六甲得到當時明朝永樂皇帝的高度重視，1403年永樂登基，派遣尹慶出使當時几個著名的南海國家，其中便包括馬六甲在內。

馬六甲与中國的密切關系一直持續到1435年，在此之前，馬六甲是鄭和船隊下西洋的中轉基地。根据馬歡的《瀛涯胜覽》敘述，當時鄭和船隊在馬六甲建立了專屬的營地和囤積貨物錢糧的倉庫。其地點据說至今仍找得到，那便是位于馬六甲市西南的三保山。

三保山其實是兩座連綿的矮丘，總面積約25公頃，是馬來西亞現存最早的華人墓地。山上遍布的一萬兩千座古墓中，有不少還是明代古跡。這座歷史悠久的墳山在上個世紀80年代差點因政府征用而鏟平，最后在馬六甲華人社會的竭力抗爭下保存下來，如今是當地居民清早晨練与黃昏散步的地方。

三保山腳下有一所供奉三保太監鄭和的保山亭，當地人干脆稱之為三保廟。廟內還有兩口相傳為鄭和船隊將士所挖掘的三保井。這口古井的來歷還有另一种說法：相傳在馬六甲王朝蘇丹芒速沙統治期間，明朝皇帝曾經將一名公主賜嫁予蘇丹，蘇丹將公主及隨行的500名女婢安頓在三保山上，這口井正是由蘇丹与公主所掘。

定居者的身影

無論漢麗寶是否真的是明朝公主，歷史与傳說的背后都說明了早期馬來社會与華人移民的交融情況。其實，早在13世紀初，馬六甲便已經有華人定居者的蹤影。同樣跟隨鄭和下西洋的費信，在他的《星槎胜覽》中就說到當時馬六甲居民“身膚黑漆，間有白者，唐人种也。”這些“唐人种”，無疑就是早期遷居南洋的華人了。之后在葡萄牙人繪制的一份1613年馬六甲地圖中便清楚標明了“中國村”、“中國溪”等地名。

自從1511年葡萄牙人占領馬六甲后不久，便為了方便管理當地各族裔社群，幵始推行“甲必丹制度”（Kapitan System），委任社群中的有力人士出任該社群領袖（即甲必丹）。1641年，荷蘭人占領馬六甲并延續了甲必丹制度。

182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正式取代荷蘭人成為馬六甲的殖民宗主，并且取消了在馬六甲延用了200余年的甲必丹制度。英國人治下的馬六甲，地位顯然不及當時剛剛興起的檳榔嶼与新加坡。

從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初，這兩個英國殖民地的蓬勃發展從馬六甲吸走了大量勞動力与資本，使這座古城在時代洪流中漸漸被拋在后頭。馬六甲海峽一帶形成的早期華人社群，在學術上被統稱為土生華人（Peranakan）或海峽華人（Strait Chinese）。

在英國海峽殖民地當中，馬六甲的海峽華人社群歷史無疑是最悠久的，其獨特的文化傳統至今保存下來，成為海外華人社會中特殊的文化現象。

漂离海外的華人社會

在海峽華人社會中，男性被稱為╴╴（baba），女性則被稱為娘惹（nyonya）。他們所說的語言乍聽之下有點像馬來語，同時又有許多貌似閩南方言的詞匯。這是因為早期移民當中以閩南籍居多，長期處在馬來語環境里也使得他們的下一代在語言上逐漸被同化，最后演變成獨樹一格的╴╴馬來話。

若想更直觀地了解海峽華人的文化融合現象，不妨試試品嘗馬六甲的娘惹美食。經過几百年的文化交融過程，土生華人在烹煮食物時，巧妙地運用了南洋的馬來式調味料，糅合中國式的烹調法，味道以酸辣為主，酸中帶辣，辣中帶甜，令人回味無窮。

在馬六甲，每一戶海峽華人家庭都有自己的拿手好菜，但對于其文化傳統的堅持卻往往表現出一致的固執。以服裝為例，早年的娘惹愛穿具有馬來風格、色彩鮮艷款式花俏的絲織上衣与馬來圍裙，搭配各式精美的針繡手提袋和鑲珠鞋。如果有幸成為新娘，婚禮上的娘惹禮服卻必然是一套恪守中國傳統的鳳冠霞披，婚禮前后的禮數規矩，舉凡過文定、過大禮、擇吉日、迎親拜天地等諸多細節，無論如何繁瑣，都不敢恣意疏漏。

即使到了今天，對于穿著簡化了的中式或西式禮服的海峽華人眷侶們，這一套禮俗仍然獲得延續。再如其信仰方面，很多海峽華人家庭都保留了完整的祭祖習慣，并且會在家中神壇供桌前擺放關公和觀音像，過年過節也會到廟里敬香參拜，每逢春節還會找人代寫春聯，所有家庭成員都必須出席的除夕夜團圓飯，以及大年初一向長輩行的跪叩禮。這些因為歷史因素而無奈失去了方塊字理解能力的海峽華人，至今仍比任何人都更堅持將先輩的傳統流傳下來。

在橫跨古城的馬六甲河上，有一條名叫金聲橋的混凝土結构橋梁。追溯其前身，那是在1862年，由當時華人領袖陳金聲出資修建的。陳金聲是當時新加坡与馬六甲一帶影響力极大的商人，今天新加坡的平民醫療机构陳篤生醫院以及最早的華文義塾──萃英書院，都是當年由他出資出力創辦的。

在金聲橋斜對面，在維多利亞女皇噴水池、荷蘭紅屋与古教堂的陪伴下，還有一座三層瓦頂的鐘樓，是陳金聲之子陳明水1883年捐建的。

跨過金聲橋，可以見到几間售賣海南雞飯的飯館。所謂海南雞飯是馬六甲特色的華人佳肴，顧名思義，它与新馬一帶常見的雞飯不同的地方便是多了一道工序，將加入雞盪蒸煮過的雞飯捏成小圓球狀的飯團，配上香滑的雞肉，佐以特制的辣椒醬食用。据說這馳名東南亞的海南雞飯其實起源自海南的四大名菜之一的文昌雞，是19 世紀后期掀起的移民浪潮中，由海南籍人士帶到南洋去的家鄉風味。

這些在清末民初抵達南洋謀生的華人移民被稱為新客（Sinkeh），是相對于早年便定居本地的海峽華人“老客”而言的。新客社群的出現与壯大改變了原有的海峽華人社會結构和思考方式，隨著時局變遷，海峽華人也幵始關注并參与到近現代中國時局發展當中，社群中出現了如林文慶、辜鴻銘、伍連德等名人，都在中國歷史的脈絡中留下了不少痕跡。

馬六甲古城區里，有一條以馬來西亞幵國元老陳禎祿爵士命名的古街，道路兩側有著成排 19 世紀馬六甲土生華人的店面与私宅。這些結构獨特的殖民時期老屋，從正面看來顯得窄促，進到屋內卻感覺十分寬敞。為了解決屋子狹長的結构所帶來的晦暗問題，屋里至少會有一口天井，保持屋內的明亮通風。

屋內的擺設有融合了中英風格的木制家私，還有許多從中國訂制進口的高級瓷器。陳禎祿出身在一個有著200多年歷史的馬六甲海峽華人家庭，從小接受英文教育，衹懂得英文和馬來文﹔同時他又醉心于四書五經与儒家學說，還特地請人替他翻譯四大名著，熟讀于心。1949年，他出任馬華公會的首任總會長，与其它友族政党共同爭取馬來亞脫离英殖民統治，并在獨立前夕替超過100萬華人爭取到公民權，成為馬來亞公民。

2008年7月7 日，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世界文化遺產大會上，馬六甲被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里。入選世遺行列，意味著國際社會對馬六甲歷史意涵与文化遺產的認同，同時也讓世人有机會更深入了解這個處在海上十字路口，數百年來不斷融合各种文化的歷史名城。古城的歷史由海幵始，今后也將流傳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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