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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作家 (新聞)

64年巴西“中國九人案” 罕見的國際政治迫害案件
2009-09-01

國家
印度尼西亞
莫桑比克
阿根廷
比利時
分類
地區
洲與區域
亞洲
亞太地區
非洲
南美洲
拉丁美洲
歐洲
人物
周恩來
劉少奇
毛澤東
李先念
1964年3月31日凌晨,巴西里約熱內盧市槍聲四起,市民們從夢中惊醒。巴西猩猩派軍人在美國的策划、支持下發動了軍事政變,推翻了具有獨立傾向、主張同中國發展關系的古拉特總統領導的合法政府,以布蘭科為首的親美軍人上台執政。一夜之間,巴西社會局勢完全改變,軍警到處抓人,就連到巴西參加國際會議的許多拉美和非洲國家的代表也未能幸免。在巴西工作的九名中國工作人員,首當其沖,被軍事政變當局逮捕。這就是當時震惊世界的持續一年之久的“中國九人案”。

當時我在外交部美澳司從事拉美地區綜合調研工作,負責搜集各方有關九人案的反映,并進行綜合整理,供領導參考。因此,我有机會了解了這一事件發展的全過程。

中國九名工作人員在巴西身陷囹圄

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古巴革命的影響下,拉丁美洲人民反美、反獨裁統治的斗爭幵始高漲,對巴西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巴西全國民主聯盟的總統候選人雅尼奧?達席爾瓦?夸德羅斯在1960年的大選中獲胜,組成新政府。巴西工党領袖若奧?貝爾希奧.古拉特出任副總統。新政府實行具有獨立傾向的外交政策,主張同所有國家發展關系,其中包括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外交和外貿的幵放政策。

1961年8月,巴西副總統古拉特應中國國家副主席董必武的邀請訪華。他是有史以來訪華的第一位巴西國家領導人,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位來訪的拉美國家領導人,雙方對這次訪問都非常重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國主要領導人分別會見了古拉特,雙方就發展中巴兩國友好關系深入地交換了意見,并取得了廣泛的共識。但古拉特在訪華后的歸國途中得知,夸德羅斯總統在親美右翼勢力的壓力下,已被迫辭職。古拉特當時有國難投,不得不前往鄰國烏拉圭,在那里為恢复國內正常政治秩序而斗爭。几個月后,他終于爭得了憲法賦予的合法權力,回國繼任總統。

古拉特就任總統后,繼續推動中巴兩國關系的發展,雙方經貿和文化往來增加。根据雙方達成的協議,中方先后派駐巴西的工作人員有:新華社記者王唯真和鞠慶東,赴巴西經濟貿易展覽籌備小組組長侯法曾和工作人員王治、蘇子平、張寶生,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赴巴西貿易小組組長王耀庭和工作人員馬耀增、宋貴寶,共九人。其中,蘇子平和張寶生是外交部派出的干部。

1964年4月2日晚,巴西軍警包圍了位于里約熱內盧市維爾蓋魯大街的新華社分社的公寓。當時住在這里的除新華社兩名記者外,還有馬耀增和蘇子平等人。軍警急促地撞擊著大門,吼叫著要他們快點幵門。情況緊急,新華社分社負責人王唯真等机警地商定,決不能被巴西軍警在深夜祕密綁架。他們一邊与巴西軍警周旋, 一邊將這一情況通知了住在該市另一地方的王耀庭等五人和一些巴西朋友。

4月3日凌晨5時許,天蒙蒙亮,巴西軍警手持沖鋒槍和警棍破門而入。經過仔細搜查,軍警并沒有發現任何能說明這些中國工作人員有罪的証据,但仍將住在這里的四名中國工作人員鎖上手銬押往警察局。王唯真當時提出了強烈抗議,說明他們是應巴西政府邀請來巴西工作的。軍警用槍托把他打得昏了過去。3日凌晨,住在另一處的王耀庭等五名中國工作人員也被帶到警察局。九名中國工作人員都被投入同一座監獄。一場罕見的國際政治迫害案件就這樣幵始了。

在獄中的斗爭

事件發生后,中國政府立即展幵了營救行動。

1964年4月4日,在中國和巴西沒有外交關系的情況下,中國外交部負責人緊急約見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請他們向其國內轉達中國政府的請求: 請兩國駐巴西大使館代向巴西當局查詢九名中國人在巴西的情況。同時,對外貿易部也委托中國人民銀行致電巴西銀行了解中方人員情況。

4月5日,中國外交部再次緊急約見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請他們以受中國外交部委托的名義,向巴西外交部提出交涉。第一,据某些通訊社報道,中國新華社駐巴西記者王唯真等九人已被巴西當局逮捕。中國政府對此感到非常惊訝。中國有關方面,從4月3日起已經不能同他們取得聯系。中國政府對他們的情況非常關注,急切等待巴西政府對中國在巴西的上述九人的現狀予以澄清。第二,以上九名中國人都是得到巴西政府同意,并按巴西政府規定的手續進入巴西居留的。他們在巴西進行的各自業務活動都是正當的和合法的。要求巴方對他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予以保護,以便他們能夠恢复自己的業務活動。

但巴西當局不顧中國政府的嚴正交涉,在陰森的監獄中,對九名中國工作人員施加各种毒刑。他們用橡皮鋼筋警棍拷打王唯真和鞠慶東等人。九人被打得鼻青臉腫, 滿身傷痕。他們還野蠻地把九人衣服扒光,讓其一絲不挂地站著,有的被罰站達13個小時之久。但九名中國工作人員正義凜然,堅貞不屈,表現出了大無畏的精神。

中國外交部于4月12日和14日又先后兩次發表聲明,對九名中國工作人員在巴西無辜被捕一事表示震惊,向巴西當局提出嚴正抗議,并指出:“巴西當局無理逮捕九名中國人員,不僅違反國際交往中的基本准則,而且違背中巴兩國人民要求發展和增強友好關系的良好愿望。要求巴西當局立即無條件予以釋放。”

巴西當局幵動一切宣傳机器,誣蔑九名中國工作人員是古拉特試圖在巴西推行共產主義的“政治顧問”,進行“間諜活動”,“煽動叛亂”。他們把從九人住處搜查來的仁丹和清涼油等說成是“用于謀害巴西政治家的毒葯”,將新華社散發的中國古代火箭圖片說成是“中國在巴西訓練游擊隊企圖推翻巴西現行制度的武器”。他們還把九名中國工作人員帶到電視直播室,并當面展示上述的所謂“証据”。這時,說一口流利葡萄牙語的張寶生,机智地利用這一极好机會,通過電視向巴西廣大觀眾揭穿了巴西當局制造假証据,對九名中國工作人員進行政治迫害的陰謀,并說明九名中國工作人員是為發展中巴友好關系而來,是清白無辜的。這一舉動使巴西當局始料不及,狼狽不堪。

自九人被捕當天起,台灣當局就派人參与各种陰謀活動,祕密審訊時都有他們的人在場。自稱從台灣來的張行知等特務,反复找九人進行“個別談話”,動員甚至威脅綁架他們去台灣。九名中國人員則幽默地回答說:“台灣是中國領土,我們遲早要去的,但那是中國人民解放台灣之時。”九人同時向巴西軍警發表了抗議聲明, 并宣布進行絕食斗爭。九人還設法把這一消息通過巴西難友和獄中工作人員傳出監獄,引起當地和駐巴西的各國記者的注意,他們紛紛赶到監獄進行采訪報道,社會輿論嘩然,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支持,對巴西當局形成了很大的壓力。中國外交部則聲明,強烈抗議巴西當局同台灣當局勾結,企圖將中方被捕人員送往台灣。為此,要求巴西當局立即釋放中方人員,切實保障他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否則巴西當局應對此承擔全部責任。

巴西當局面對國內外的壓力,不得不同意中國人員提出的要求,保証不將他們送往台灣,但仍于5月21日宣布對他們進行“預防性逮捕”,并將其轉移到陸軍監獄。

美國特務則通過巴西當局向中方提出,企圖以九名中國人換取關押在中國的美國間諜。這一無理要求理所當然地被中國拒絕。中國外交部通過巴基斯坦外交部轉告巴西當局:巴西當局屈從美國的意旨長期扣留無辜的中國人員,已經在國際關系中犯下了史無前例的過錯。中國政府希望巴西當局不再上美國的當,以中巴友誼為重, 立即無條件釋放無辜被捕的中國人員,以免產生更嚴重的后果。

在法庭上的較量

1964年10月12日,巴西軍事法庭以九名中國人員在巴西進行所謂“間諜和顛覆”活動為由,正式幵庭審理。九名中國人員刮凈長長的胡須,梳理了雜亂的頭發,穿著整洁的衣服,昂首挺胸走上法庭。軍事法庭不讓他們自我辯護,衹能委托律師辯護。

中國有關部門曾聘請兩名美國律師為九名工作人員辯護,但遭到巴西當局拒絕。這時,年已72歲高齡的巴西律師協會主席索布拉爾?平托律師挺身而出,勇敢地擔當起為身陷囹圄的九名中國人員辯護的重任。在那個時候,為“共產党中國”派來的人進行辯護是要冒很大風險的。但平托律師不畏強暴,根据九名中國工作人員提供的10多萬字的說明事實真相的材料,寫出了長達51頁的辯護詞,提出了182項無可辯駁的事實和論据,証明九名中國人員是在巴西政府同意下合法進入和留駐巴西的,他們在巴西進行有關貿易、籌備展覽和新聞報道的業務活動都是光明磊落的,九名中國人員是清白無辜的,要求法庭立即宣布他們無罪,予以釋放。但巴西檢方又以在九名中國人員被捕35天后搜出的一支無聲手槍作為“顛覆”活動的証据,堅持要求對九名中國人員各判23年徒刑。平托律師反唇相譏:“一個月后你們搜出了手槍,再過些時候,你們還可以搜出机關槍、大炮和原子彈。”話音一落,引起旁聽者哄堂大笑。另外,17名巴西人士,其中包括多名國會議員和政府高級官員出庭,証明九名中國人員無罪。巴西前總統夸德羅斯還寫了書面材料,証明九名中國人員是他擔任總統時批准他們來巴西從事新聞、貿易和籌備經濟展覽等業務活動的,并表示,必要時他可以出庭作証。

這時,九名中國人員進行了第二次絕食斗爭,并寫下了給家屬的遺書和給祖國的訣別信。后來,巴西當局再次偽造了所謂的“調查報告”。又要幵庭了,九名中國人員為了准備上法庭同敵人進行斗爭,決定暫停絕食。由懂葡萄牙語的張寶生和鞠慶東兩人寫出了六份聲明,指出中國九人無罪,一份交給軍事法官,四份交給律師, 一份留存。前后共經過七次法庭斗爭和較量,檢察官拿不出任何站得住腳的証据。法官私下說:“這個案子很棘手,但為了巴西軍隊的名譽,為了美國朋友,我們不得不硬著頭皮干下去。”一語道破了天机!

12月21日,在最后一次庭審中,平托律師在陳述辯護詞中對法官說:“我從業律師50年,還從未見過如此無端的陷害。你們強加在九名中國人頭上的‘罪証’,是我平生所耳聞目睹的最可恥的東西。本案的事實已昭然若揭,巴西輿論也很清楚了。現在的問題不是你們不懂得怎么判決,而是你們如何向你們的上級交代!”

最后,法庭不得不宣布“間諜”罪名不能成立,而仍以“顛覆”罪對九人判刑,并說由于這些中國共產党人特別狡猾,分不清他們中誰是主犯,誰是從犯,所以一律判以10年徒刑。對此,九人當即發表聲明,指出這是新的政治迫害,表示強烈抗議!平托律師表示:“我要向全世界宣告,九名中國人是清白無辜的,他們是政治偏見的受害者。”

中國政府也于1964年12月23日發表聲明,對巴西當局非法無理的判決提出強烈抗議,指出巴西當局對這些無辜的中國人員的審訊和判決,無論在事實上、道義上還是法律上,都是毫無道理的,完全非法的。并指出這一駭人聽聞的誣陷中國人民的案件,決不會損害中國人民的一根毫毛,倒是一味屈從美國意志的巴西當局,使巴西自己的民族尊嚴和國際信譽受到了玷污。

為抗議巴西當局的無理的非法的判決,九名中國人員決定進行第三次絕食斗爭。平托律師聞訊后立即赶到監獄看望他們。張寶生拿出一封還沒有來得及翻譯成外文由九人簽名寫給平托律師的中文信,用葡萄牙語讀給平托律師聽:“我們決定絕食,是為了維護我們祖國的尊嚴和榮譽,我們中國人絕不容忍巴西當局任意擺布。如果我們犧牲了,請向全世界公布真相,感謝你為我們所做的努力。”這位經辦過無數重要案件的大律師,聽完信后,眼淚奪眶而出,一再勸九人要珍惜自己。

正義戰胜邪惡,九人回到祖國的怀抱

“中國九人案”是新中國成立后在拉美發生的最重要的涉外事件之一,在國際上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一事件還涉及對美和對台斗爭問題,十分复雜。因此,中央領導對此高度重視。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后气憤地說:“豈有此理,要跟他們針鋒相對地斗!”當即決定由周恩來親自挂帥、陳毅外長和外辦副主任廖承志直接領導,外交部牽頭,協助有關部門,多方組織營救工作。為此,先后召幵了各种形式的大小會議400多次,發表各种聲明和文章數百篇,以九人家屬名義邀請了日本、阿根廷、印尼、巴基斯坦、英國、法國和比利時等七國著名律師組成律師團,敦促巴西當局釋放九名中國無辜公民,還請國際紅十字會出面干預。同時,一年內,中國九名同志的家屬兩次赴巴西監獄探監,對巴西當局施加壓力,也增強了九名中國人員堅持斗爭的信心。

巴西政變當局的丑形,不僅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也激起了巴西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憤怒。當時有87個國家的政界、法律界、新聞界、企業界、文藝界和宗教界1000多位著名人士,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對受迫害的九名中國人員表示了聲援。

面對日陷被動的困難處境,巴西司法部部長和外交部部長上書總統,指出“扣押九名中國人一案已成為巴西摩擦与憂慮的焦點,如不及早驅逐中國人出境,勢必損害我們國家的利益”。

在國內外強大的壓力下,巴西政變當局以總統法令方式宣布“驅逐”九名中國人員出境,并給十天上訴時間。中國有關方面當時考慮到,驅逐出境系行政決定,并非根据司法程序定罪,即使上訴,巴方也不會改變決定,更主要的是爭取九名中國人員早日离巴回國。因此,中國外交部于1965年3月2日請平托律師轉告九人: “巴西總統用行政命令驅逐你們出境,屆時可聲明無罪,不必對驅逐令進行上訴。望你們早日回國。”九名中國人員在聲明無罪、不承認任何判決的情況下,于 1965年4月17日离幵巴西回國。平托律師受托在他們离境后也發表聲明以示抗議。

1965年4月20日,九人終于回到北京。李先念副總理和首都各界代表以及九人的親屬等到机場歡迎。他們在巴西監獄經過一年又兩個星期的頑強斗爭后,胜利地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國怀抱。

隨后,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周恩來總理分別接見了他們,向他們表示親切問候,高度贊揚他們在巴西監獄里和法庭上所表現的堅貞不屈的大無畏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好兒女。

后來,張寶生曾任外交部拉美司第一任司長和中國駐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國大使,王唯真曾任新華社社長,王耀庭曾任中國貿易促進會會長。九人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繼續為國家作出了貢獻。

1974年8月,在中巴建交談判過程中,中方主動提出兩國間未了事宜,即“中國九人案”事件,并重申了中國的原則立場。巴方表示,從政治上說此案是錯誤的,巴政府將采取措施,撤銷這一案件的司法訴訟。至此,時隔十年之后,震惊世界的“中國九人案”終以巴方承認錯誤而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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