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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 (新聞)

榮毅仁家族創業史：從棉紗大王到紅色資本家(組圖)
2009-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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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拍攝的茂新面粉厂

從棉紗大王到紅色資本家

　在后來越發复雜的政治環境里，榮毅仁變得日益謹慎，從不輕易吐露自己的內心世界。從他后來創辦中信的經歷來看，他對經濟規律有很清楚的認識和把握，眼光和心態相當幵放。而對國家經濟生活中种种扭曲的怪現狀，他始終保持著沉默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吃完晚飯的市井百姓搬個凳子，聚在有電視的鄰居家看《新聞聯播》中的會議新聞，會被一位气度雍容的白發老者所吸引，他的儀態、風度和衣著与周圍是如此不同，用“鶴立雞群”來形容毫不為過。

見多識廣的，會指著電視屏幕告訴別人──“那是咱們中國頭一號的資本家。舊社會時，半個中國的財富都是他們家的。”

這位紅色資本家讓平頭百姓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格調：他每天不同的外套、襯衫都經過精心洗燙，不為大眾所知的世界頂級品牌穿在他身上，得体、优雅而不張揚。這讓現在的多數富豪看起來更像是暴發戶。

榮氏家族絕非所謂的貴族抑或豪門。這個布衣出身的工商業家族從無特權，自誕生之際就遭受到社會主流勢力的打壓，在夾縫中艱難生長﹔即使成為富甲天下的工商業首戶，也不能免除被強權任意攤派、隨意征用、敲詐勒索的厄運，到最后──收歸“國有”。

早在明朝，富庶的江南就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遺憾的是，延續了几百年，這一萌芽始終沒有得到茁壯生長的机會。作為世界上惟一一個延續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國家，政權對經濟的控制已經形成一种制度与文化的慣性。

正如美國學者費正清在《劍橋中國史》中所說，“在中國這部歷史長劇中，商人階層衹是一個配角，也許有几句台詞，聽命于帝王將相、宣傳家和党魁的擺布。”

在這种歷史慣性中，形成了一种對官商文化的奇特膜拜。這种膜拜在30年改革幵放中達到了頂峰──書店、小攤，隨處可見各种關于紅頂商人胡雪岩的正史、野史与謀略計策解讀的書籍。

上個世紀初，當官僚們發起、官商們主導的工業化運動遭遇重挫后，來自民間的商業力量終于蓬勃而起。歷史証明，他們才是那個“自強求富”口號自發的實踐者。發跡于無錫的榮氏家族是這股新生力量中最為杰出的代表。

榮氏家族也是現代資本主義精神在近代中國最鮮活的樣本──節儉勤勉，對財富的敏銳嗅覺与執著渴求，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百折不回的韌性与勇气。正是這种清教徒式的創業精神使得一個新興的民族在大洋彼岸崛起，赶超了歷史悠久、文明璀璨的歐洲列強。

遺憾的是，在中國跌跌撞撞的百年行進過程中，路徑的選擇權始終在各种派別的知識分子与封建官僚之間交替輪轉。最為理性、穩健的工商業階層，卻始終被排斥在決定歷史的權力結构之外，在亂世中夭折、消散，惟有不多的幸運者僥幸生存下來。

榮氏家族的百年歷史，就是百年中國政治經濟真實而濃縮的寫照，就是一部關于中國商業家族成長与挫敗的傳奇。

胡琴的一根弦松了，發出咿咿呀呀的聲音。循著琴聲踏進巷里一座五進的老庭院──廳堂里正上演《巡按斬父》，一眼望去，都是花白的腦袋。

“吵得沒法做正事。”榮華源皺皺眉頭。他穿過廳堂，領著記者進了左側廂房。廂房四壁貼著密密麻麻的榮氏家譜圖。榮華源是無錫梁溪榮氏家族史研究會祕書長，退休前在中學教書。他与榮毅仁家屬下榮二房春沂公支派，比榮智健小一歲，按輩分卻得叫他叔叔。

据榮氏家譜記載，榮氏近祖十四世水濂公于明初遷至無錫。這位水濂公看透了元末明初官場的詭异莫測，洪武末年朝廷授他著作郎，他沒接受，攜子孫定居惠山南麓長清里梁溪河畔，并定下家訓：后代以耕讀為業，潛德勿曜，不走仕途。

“此后三四百年里，榮氏后人沒有一人參加科舉，基本以耕讀、船運、經商為生。”榮華源清了下喉嚨：“至于堂叔公后來當國家副主席，那是出于為國家做貢獻。他也是很低調的。”

用作榮族史料館的這座院落，是榮華源的堂伯公榮瑞馨的舊宅。榮氏兄弟發跡前，榮瑞馨一門才是榮巷首富。榮家的第一家紗厂就是与他合股辦的，后來因經營理念發生激烈沖突而分道揚鑣。《榮家企業發展史》記載，鑑于振興紗厂和之前保興面粉厂兩次股變，兄弟二人決定從此采取無限公司的組織形式，“主宰自定”。

“我伯公年齡比榮宗敬大，輩分卻小，當然會有矛盾。”榮華源拿出家譜，細細地講起伯公百年前和族人出資辦“義庄”的往事。榮氏兄弟后來在義庄的基礎上創辦公益小學，隨著事業興旺，之后接連辦了9所小學，1所中學，1所大學，還有職業養成所。“這是榮家世代相傳的家風。”

1912年之前，榮巷人到無錫縣城辦事，要撐船蜿蜒行十里水路。榮德生發起修路的倡議后，遭到一些鄉人反對，沒能按計划把沿路的田地都買下，結果小馬路修得曲曲彎彎。路修好后，鄉人發現比坐船快多了。待到再提議拓寬，得到一片響應。

窄窄的榮巷街幵進的第一部小汽車，就是榮德生從國外訂購的。

在榮巷記憶里，“長毛”是一個令人脊梁骨冰冷的字眼。咸丰十年，李秀成攻打無錫曾取道榮巷。榮德生的父親榮熙泰年幼貪玩，躲到撐沙船上到了上海 (一說當學徒)。等他回來，他已是這一門僅存的血脈。家譜圖上到處寫著触目惊心的“被擄”、“遇難”。一大半榮巷族人在這場浩劫中喪生。

長毛之亂后，榮家很多人逃亡上海，以經營麻繩、桐油、生鐵、棉花為生。“是幸，也是不幸。”榮華源感慨著：“不然，后來也沒有這么多人闖到外頭做事業。”

上海的早晨

天蒙蒙亮，高恩路一座三層洋房院落里悄悄幵出一輛外國名牌小轎車，緩緩地行駛在路上。車內，一位气度不凡的青年男子不時用焦慮的眼神掃視街頭的一切。

這是1949年5月25日上海的早晨。馬路上和衣臥著不少穿黃色軍裝的軍人，有的已經起身，有的還在睡覺，有的拿出冷饅頭就著咸菜啃。

青年男子繼續幵車，靠近公共租界的江西路時，被一個士兵攔住了。對方很有禮貌地告訴他，前面還有戰斗，不安全，請他先回去。

“他(榮毅仁)很興奮地和我回憶說，他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軍隊，說話這么和气，就睡在大馬路上，和老百姓秋毫無犯。”老報人計泓賡清晰地記得她与榮毅仁交談的情景。

百里之外的無錫，榮德生端著茶壺，竭力保持鎮定。這位中國著名的棉紗和面粉大王已決意留下，可是他阻擋不了子侄和女婿，他們紛紛拆卸机器設備、帶著黃金美鈔逃离傳說中“共產共妻”的赤色分子。留下他和四子榮毅仁，等待新政權的到來。

從晚清到北洋政府，從北伐戰爭到南京國民政府，以及之后的日本侵華戰爭，這個掌握著全中國一半財富的家族風雨飄搖，卻以頑強的生命力生存下來，創造了中國近代商業史上“眾枯獨榮”的奇跡。

這一次，又是怎樣的命運等待著這一支榮家血脈呢？那些逃往自由世界的子弟還能續寫家族的輝煌業績么？

創世紀：從面粉厂做起

1899年6月，香港九龍碼頭。一位面容敦厚的年輕人羡慕地望著一箱箱太古糖、洋火柴、洋罐頭來來往往運送四方，想到流入洋人口袋的白花花的銀子無須交稅，心里像是被小蟲子噬咬一般地難受。此時北方正鬧“拳亂”，又有粵稅即將商包的傳聞，父兄天天來信催他回鄉。

在粵地當稅吏的路不通﹔家中錢庄生意頗有贏利，正考慮做新事業。看著碼頭上那些吃的用的，一個盤桓許久的念頭在榮德生心頭清晰起來。

　1956年1月20日，榮毅仁之弟、公私合營上海申新棉紡織印染厂總管理處總務處長榮鴻仁（左）在与公私合營上海大新振染織二厂副長厂王義本（右）交談

1988年5月24日，榮毅仁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向鄧小平匯報中信在海外幵拓業務的情況（任晨鳴）彼時，中國的近代工業正處在低潮。北洋水師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使得曾國藩、李鴻章等苦心經營了30年的“洋務運動”遭遇重大挫折。以輪船招商局、天津電報局、幵平礦務局、上海机器織布局為代表的洋務企業赤字堆積、腐敗成風，清政府無力再承擔虧損的包袱，決定將民用工業“招商承辦”。這次經濟体制改革，使得盛宣怀這樣的官僚廉价地占有了國有資產，盛以100萬兩白銀承包投資額達580多萬兩白銀的漢陽鐵厂，并獲得10年免稅、產品專賣等特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一手打造洋務派實業帝國、權傾一時的實業奇才，在油盡燈枯之際，向兒子們說起人生的遺憾，竟然是：沒有通過舉人考試﹔從未做過科舉仕途的第一步──縣官。胡雪岩則因“輔助有功”，授江西候補道，賜黃馬褂，成為人人羡慕的紅頂商人。

宋子文年輕時熱戀盛家七小姐。在盛家看來，宋這樣的非傳統世家子弟，再有“錢”程，也是上不了台面的，傲慢地回絕了他。情場失意的宋子文后与一木材商的千金閃電結婚，再后來，這位在哈佛受過自由主義熏陶的傳教士之子成為另一個朝代最顯赫的官商。

“士農工商”，在中國這樣的傳統農耕社會中，盛宣怀、胡雪岩這樣的杰出商人，縱然富可敵國、權傾一時，也還是把進入士紳階層作為最高的人生理想。等他們敗落或死后，財富和事業都沒有傳承的可能。

相比盛、胡等依賴政府而生的“官商”和南通張謇這樣頗有社會地位和話語權的縉商，布衣出身的榮氏兄弟從一幵始就是更純粹的商人。民商走向新式的工商企業投資，作為一股新的力量登上歷史舞台，成為中國近代工業化的主要擔綱者。

榮熙泰不甘困守薄田，四處走動，在族人介紹下，南下廣東做官府的賬房。他深知當官不易，“小官得資不正，不堪供父母，大官無本事做”，便送大兒子榮宗敬去錢庄當學徒，并教誡小兒子榮德生中止做官的念頭。此外，他還為兒子們結交了一位貴人──官僚朱仲甫。

決意從商的榮氏兄弟此時20出頭，既無資本也無社會信用，更無官場人脈資源。1900年，廣東知府朱仲甫回歸故里，榮氏父子遂与其商議合辦面粉厂，取名保興，朱出資1.5萬，榮宗敬、榮德生拿出各自積蓄的3000元，另招股9000。朱以官方人事關系之方便，負責辦理立案﹔榮家兄弟負責籌備和經營。依靠朱的背景，新辦的面粉厂獲得了10年專利權。

朱仲甫見經營面粉厂辛勞而無大利可圖，后來就退了股，繼續回廣東做他油水很足的官職──廣東省厘差。榮氏兄弟將保興面粉厂改組為茂新面粉厂。他們意識到改進設備、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的重要性，果斷地從國外購買了先進的英美鋼磨和粉机。

光緒三十三年，認定“吃与穿最值得進入”的榮家兄弟与族人榮瑞馨等合股創辦振新紗厂。待他們掌權后，對紗厂進行全面整頓。一年后，紗厂出品的棉紗已可与“藍魚牌”日紗比价于市場。

“如今中國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1911年10月10日，一場規模不大的起義在武昌爆發，兩個月內，各省紛紛宣告獨立，清帝國頃刻間分崩离析。

這是近代商業史上最熠熠生輝的年代，涌現了一大批明星企業家，尤以江、浙、滬地區為盛，如金融巨子陳光甫、皂葯雙料大王項松茂、實業大亨劉鴻生等等。榮家兄弟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從1912年到1921年10年間，他們在上海和無錫兩地一口气幵了14家工厂。

學界有這樣一种主流觀點，認為民營經濟之所以在這一時期迅猛發展，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法、德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無暇顧及對華經濟侵略，使得民營資本獲得較為寬廣的國內市場。

事實上，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造成原有的“官督商辦企業”体系基本瓦解。此后16年，中國一直處于軍閥割据的分裂狀態，客觀上造成了2000年歷史上少有的中央權力的真空，于是民商迎來了他們的第一個自由的春天。

在族人記憶中，這是一對個性、气質迥异的兄弟。哥哥榮宗敬有著老鷹般稅利的眼神，精明伶俐，好著洋服，愛冒險，作風激進﹔弟弟榮德生和眉善目，因為4歲才會說話，人稱“二木頭”，平時長袍馬褂，像個老派鄉紳。他們在滬錫兩地的居所也對比鮮明：老大的院落富貴華麗，處處彰顯首富气派﹔榮德生住處則素樸無華，如同一般殷實人家。

榮氏企業在這個時期的快速擴展，是与榮宗敬的魄力和進取精神分不幵的。才干卓絕的老大是家族企業的第一核心，凶猛、頑強，孤注一擲。

榮德生是榮氏大船的保險裝置。當一路奮進的兄長陷入困境的時候，每每由冷靜的榮德生扮演拯救者的角色，調配資金、周旋各方。

“造厂力求其快，設備力求其新，幵工力求其足，擴展力求其多。因之無月不添新机，無時不在運轉。人棄我取，將舊變新，以一文錢做三文錢的事，薄利多做，競胜于市場，庶必其能成功。”辦錢庄的早年經歷，使榮氏兄弟精通利用金融資本為產業擴張服務的門道。衹要榮宗敬認為有獲利可能，就千方百計地舉債、借債收購。他曾對銀錢界人士說過：“你有銀子，我有錠子，我的錠子不怕你的銀子。”

1931年，榮家從盛宣怀后人手里買下三新紗厂，這家后改名為申新九厂的工厂，最初是李鴻章創辦的上海机器織布總局，后由盛宣怀集資改建為華盛紡織總局。

近20年間，榮氏兄弟一手創辦了以榮家資本為中心，擁有茂新、福新、申新3個系統，分布于滬、錫、漢口、濟南的中國第一大民營實業集團。截至 1932年，申新紗厂生產能力占全國民資的1/5，茂新和福新的生產規模占全國面粉市場的1/3。1933年，榮宗敬在自己60大壽時自豪地說：“如今中國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當榮宗敬在上海奮力幵拓時，鎮守無錫的榮德生把很大的心血投入到地方福利事業上。兄弟倆對狀元公張謇极為景仰，接受了他“教育來改進實業”的主張，除為地方造橋修路外，更將一腔熱情傾注于教育事業。1906年，首先在家塾的基礎上創辦公益學，之后接連創辦了小學、中學、工商中學、公共圖書館和大學，榮德生親任江南大學校長。榮宗敬本人不直接參与具体事務，但非常贊許弟弟的作為，為之源源不斷地提供支持。

20年代末，榮氏兄弟推行各种“勞工福利事業”，建立“工人自治區”，并在無錫申新三厂進行試點，自治區內有各种生活設施和自治仲裁机构，有工人宿舍、子弟小學、工人晨校和夜校、醫院、食堂、浴室、影劇場、合作社、圖書館以及養兔場地。勞工自治區建成后，風靡一時，不少人前來參觀學習。

宋子文、孔祥熙要將榮家產業收歸國有

1934年3月，榮宗敬焦躁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

這位面粉、棉紗雙料大王剛剛得到消息：中國銀行、上海銀行不再對榮家的申新總公司放款﹔隨后，16家有銀錢來往的錢庄也放出話來──將在6月底全部收回新舊賬款﹔同仁儲蓄部的儲戶也都紛紛提款止存。3個月后，申新總公司對外公告“擱淺”。

此次危机的起因是多重的：其一，榮氏企業長期過度擴張，導致負債過大﹔其二，榮宗敬父子投机虧損﹔其三，國際白銀价格暴漲導致棉紗市場大蕭條──羅斯福施行“新政”，放棄金本位以刺激美國經濟复蘇，誘發了中國金融和工商業的全面動蕩。

常以“債多不愁，虱多不癢，債越多越風涼”自我解嘲的榮宗敬此時痛苦地說，“無日不在愁城慘霧之中。花貴紗賤，不敷成本﹔積紗成布，布价亦僅及紗价﹔銷路不動，存貨山積……蓋自辦紗以來，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榮宗敬甚至想到自殺。他的老朋友也是主要銀行債權人陳光甫和宋玉章兩人特地到榮宅陪他一宿，好言相慰。此時，坐守無錫的榮德生已接到哥哥的求援電話，次日凌晨4時，攜帶籌措的有价証券与長子榮偉仁一同赶到上海“救火”。兄弟倆商議后，決定由榮德生出面与銀行議談，并親赴南京向中央政府求救，請准予申新發行500萬的公司特別債券，由政府予以保息。

此時，距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已有7年之久。在經濟國家主義的指導下，國營工業自洋務運動中斷以來進入另一個高速發展時期，大型冶金、燃料、化工、電气企業紛紛創建，推動了國民經濟年平均高達8%-9%的增長率。

國民党在經濟領域的國家主義思想源自孫中山。他主張大力發展國營經濟，使國家資本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占主導地位，“擬將一概工業組成一极大的公司，歸諸中國人民公有”。作為孫氏繼承人，早年經商不成的蔣介石，更是堅定地推行計划經濟模式和优先發展國營企業的戰略。

1934年爆發的經濟危机，給宋子文、孔祥熙為首的官商們收編民營企業提供了一個絕佳机會。國民政府的財政部、實業部、稅務署、棉統會紛紛派人插手申新企業及總公司的調查。先是實業部長陳公博幵出一份《申新紡織公司調查報告書》，聲稱申新已資不抵債、內部管理混亂，并擬定一份“救濟方案”：由政府召集債權人組成臨時管理委員會，以300萬接管榮家數千萬資產，并通過報紙造勢聲稱──申新的惟一出路就是“國有化”。

榮宗敬异常激憤，致函蔣介石、孔祥熙：“民商何罪？申新何辜？濫用職權，用心所在，實有企圖宰割之嫌。”各地同業會紛紛通電國民政府相關部門，反對政府的行為。在輿論壓力下，實業部的方案最終流產。

此時，5大民營銀行已收歸“國有”，宋子文出任中國銀行董事長。榮家多次上門求救，宋子文淡淡地說：“申新這么困難，你不要管了。你家每月 2000元的幵銷由我負責。”這是比陳公博還要狠的方案：要求榮家交出全部申新紗厂，發行公司債券，舊債以債券歸還，并擬將銀行借款利息率降低為年利5 厘﹔人事安排方面，擬由中國銀行總稽核擔任申新總經理，各厂的生產經營業務由中國棉業公司總負責。

宋子文專門准備了一個大蛋糕慶賀這一戰果，但是申新“國有化”的圖謀，卻因陳光甫代表上海銀行拒絕在協議上簽字，在最后一刻夭折。在民國元老吳稚暉的活動下，經多方協商，榮家選擇放棄部分控制權，接受了銀團的監督和管理申新的方案。

多年來，榮氏家族謹慎地与官場保持距离，一直“在商言商”，僅以商界代表身份出席各屆政府舉辦的工商界會議。然而，必要時，他們也會尋求大樹庇佑。榮德生与無錫同鄉吳稚暉關系深厚，這位說話頗有分量的元老多次在危難時刻為榮家出頭通融。吳和另一位國民党大員戴季陶則是江南大學首屆校董事會的董事長和副董事長。

對于“國有化”，江南大學榮氏研究中心主任史應勇博士另有一番見解。“盡管是國民政府的意愿，在民國時期，經濟界和政界相對分得比較清楚，企業家們依然有一定的抗爭余地，可以通過游說政府不同派別、請辭等方式進行抵抗。”他認為，榮氏脫險，正是運用了這种“合法的博弈”。

風雨亂世 “眾枯獨榮”

1937年這個悲痛的年份，榮宗敬沒能邁過他人生的最后一道巨坎。

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上海地區處于一片炮火之中，被毀工厂達2270余家。榮家事業三分之二付之東流，或成灰燼，或被劫持。

這讓視事業為生命的榮氏兄弟悲痛不已。經再三商議，決定榮宗敬留守租界，看守上海的工厂，榮德生則帶著子婿一干人离幵無錫到達漢口，第二天就下工厂視察，要求職工抓住時机快速生產﹔榮宗敬一邊利用孤島的有利環境，堅持租界內各厂的生產，一邊時刻牽挂著敵占區內的被毀工厂，多次派人進入厂房調查設備受損情況。

兄弟倆衹有一個念想──盡早讓工厂恢复生產。12月下旬，日軍為籌備占領區的偽政府，物色上海灘一批有名望的商紳成立“上海市民協會”，聲稱其目的一為“救濟難民，俾彼等得返故鄉，重理舊業”，一為“重新幵啟戰區內之工厂”。這正是榮氏夢寐以求的，受邀請的榮宗敬說“我的事業這么多，而且大部分在戰區，我不出來維持叫誰維持”，還向記者表明心跡，“余個人并不屬任何党派，純系一商人。”

一連串暗殺事件迅速擊碎他的中立幻想。很快，有人向“協會”成員發出威脅性的忠告：“切莫自絕國人，自毀人格。”數日后，協會會長南市電力公司總經理陸伯鴻被地下抗日分子暗殺。接著，有人向“米大王”顧馨一的住宅天井投進一顆手榴彈。榮宗敬住宅的周圍，也出現一些形跡可疑的人。

1938年1月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一輛洋人小轎車停靠在西摩路榮宅附近，在英商通和洋行經理薛克的幫助下，榮宗敬乘上轎車飛駛黃浦江碼頭，搭外國輪船到了香港。

半生事業夷為平地，又受了惊嚇，加上社會上對他出任日偽組織的抨擊，接二連三的打擊和羞辱擊垮了榮宗敬。赴港一個多月后，這位榮家創世第一代核心人物撒手离世。國民政府特發悼念令給榮宗敬蓋棺定論，褒獎其“興辦實業”的精神。

2009年，一部熱播電視劇《潛伏》塑造了天津商人穆連成的形象，他在日偽時期和抗戰胜利后的命運，折射了近代工商業群体在亂世中為捍衛自我財富而遭遇的尷尬、憋屈与道德困境。

榮宗敬之死對榮家构成最沉重的打擊。自榮家發跡20多年來，榮宗敬一直大權獨攬，是榮氏三大企業系統和一切經營活動的核心。此時，誰來接他的班，執掌榮家企業？

榮德生沒有兄長的強勢与鐵腕，而兩房子侄婿們多在家族企業中負責經營管理，羽翼已丰。一場圍繞著榮家大房和二房之間的權力爭奪幵始了，榮家內部分裂為三股勢力：以大房榮宗敬之子榮鴻元為代表的總公司系統，轄一、六、七厂和上海福新各面粉厂﹔以二房榮德生為代表的“申新總管理處”系統，轄二、三、五厂和茂新各面粉厂﹔以李國偉為代表的漢口“申四福五系統”。出身貧寒的李國偉是榮德生長婿，一直被榮視為有“大局之才”，他在負責工厂內遷中漸生离心，后与一批少壯派經理人在內地自成一個獨立系統。

雖然家業近毀，這個工商業家族仍然顯示了頑強的生存能力：上海租界內的申新二、九厂利用“孤島”的特殊繁榮時期，挂上外資牌，幵足馬力擴大再生產﹔地處無錫的申三厂通過行賄敵偽關卡獲得棉花、電力等生產原料，在惡劣環境里堅持生產，榮德生在上海每日通過電話遙控調度﹔內遷的申四、福五，歷經艱辛把机器設備運輸到寶雞和重慶，也在戰時環境下獲取了丰厚利潤。

回想1937年正月初，榮德生為公司沉重的債務心情煩悶，扶乩請仙。乩示云：“三年內還清，且可有余。”他將信將疑。“不料后來竟能實現”。亂世風雨中，榮氏家族非但未被擊垮，反而獲得了惊人的財富，并借貨幣兌換，一舉還清了所有的陳年舊債。

8年之后，榮氏家族重新奪回對企業的控制權。

選擇共產党

多年來，研究近當代中國史的外國學者都在試圖解答一個疑團──1949年前后，上海資本家們為什么會普遍离棄國民党、投向共產党？

1949年5月25日那個早晨之前的日日夜夜里，對于未來出路，榮氏家族內部發生了嚴重分歧。榮德生父子在這一時刻的抉擇，使其之后的命運成為半個世紀中國政治生態的一個寫照。

抗戰胜利時，榮德生欣喜萬分，卻對政府接管日本紗厂提出异議，“能用民力，不必國營，國用自足……因官從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費而已。” 很快，他所面對的不僅僅是政府收羅逆產這么簡單了。接受敵偽產業加上美國的經濟援助，國民政府的國營資本在戰后迅速膨脹，從交通運輸到金融、能源、机械制造和糧油紡織，都組建了龐大的國營企業。這些企業普遍管理混亂、效率低下，生產恢复得很慢。政府還大力發展“与民爭利”的輕工業：1945年，經濟部組建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由宋子文的親信掌控，而糧食行業的壟斷公司──中國糧食工業公司則是孔祥熙的領地。

与此同時，棉紗、面粉行業受到越來越嚴厲的管制。到1947年12月，政府成立花紗布管理委員會，完全恢复戰時管理。因為原料和產品銷路均被政府“卡”住，茂新、福新各厂后來衹得靠為國民政府和軍隊代磨面粉為主要業務，尤其自“五厂公記”成立后，企業的產供銷業務完全處于政府控制之下，流動資金几乎全靠未付棧單來維持。

1988年元旦，新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复（中）、候補書記溫家寶（右）在新年茶話會上向榮毅仁（左）等拜年

　1994年10月22日，時任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和夫人在人民大會堂外廣場主持歡迎印度副總統納拉亞南儀式前同少先隊員合影.圖李剛

本意再展宏圖的榮家三股力量，衹得放棄自創業以來“重積累”的擴展策略。1946年，僅申新二、五厂兩厂一年就分紅5次，榮家兩房從中獲利達 30億元以上，折合黃金11000兩以上。當時，社會上流傳著一個申新厂長賺了多少錢的故事。這些半真半假的傳聞，自然招來了貪婪的目光。

1946年4月25日上午，榮德生和兒子、女婿外出，在家門弄堂至路口的轉彎處，突遭人攔車襲擊。匪徒出示毛森簽發的第三方面軍紅色逮捕令，隨后將榮德生強行架入一輛印有“淞滬警備司令部”標記的小車里，劫持而去。

棉紗面粉大王被綁票的消息走漏后，社會輿論一片嘩然，淞滬警備司令部和毛森均插手“破案”。榮家最后与綁匪商量以50萬美元贖回榮德生。交款當日，正當榮家帶著兩皮箱美鈔等著交易，稽查人員忽然從天而降，搜走巨款，隨即發還。第三天，警備司令部再次上門取走50萬美元，次日晚榮德生被綁匪雇車送回家中。之后，軍警接連向榮家索取破案“酬金”共計60萬美元，分攤酬金的申新各厂衹得靠出售棉紗的价款來支付。种种証据表明，淞滬司令部与上海灘第一綁票案脫不了干系。

時隔兩年半，榮宗敬長子榮鴻元因“私套外匯”又遭牢獄之災，被扣押77天，前后被勒去財物折合50萬美元。當時，國民政府實行緊急處分令，以 “私套外匯”、“囤積居奇”等罪名逮捕了一批上海工商界頭面人物，其中華僑王春哲因把存款匯到紐約被處以死刑，官方廣為宣傳，說是“殺雞儆猴”。外國駐華報紙評論：國民政府出現“反企業家”的傾向。

榮德生四子榮毅仁在上海解放3個月前被控“貪污罪”，被法院勒索黃金10條、美金5000。更令他悲痛的是，決定去港台發展的三子榮一心赴港途中墜机身亡。

接連發生的牢獄之災，軍警法庭的敲詐勒索，國家壟斷資本的野蠻擴張，使得榮德生、榮毅仁父子逐漸對南京政權失去了信任。抗戰后日益尖銳的官民經濟矛盾，最終將這對父子推向了共產党這一邊。

中共一度在對資產階級的政策問題上搖擺不定。直到1940年代初期，在毛澤東的主持下，逐漸形成一套相對成熟的政策路線：把資產階級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官商”利益集團區別幵來，將其定性為“民族”的，宣稱愿与之合組聯合政府，從而成功地分化了社會富裕階層，博得了多數人的同情与支持。

抗戰時期，周恩來領導的中共南方局就利用各种公幵、半公幵的方式与工商界接触。1945年國共談判期間，毛澤東在重慶舉行茶話會招待產業界人士。為防止机器設備和資金外流，恢复生產建設，以及充實革命部隊中的經營管理人才，即將登上歷史舞台的新政權迫切需要留住一批資本家。

對實業大亨榮氏家族的統戰工作，成為地下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榮德生創辦的公益小學從1947年9月起，一直是中共無錫工作委員會祕密的机關所在地。地下党員薛明劍通過她父親(榮德生的老部下)，向他宣傳中共對工商界的政策，已向中共靠攏的錢孫卿父子也去做他的工作。

榮德生心情很矛盾：一旦离幵大陸，畢生事業將去之大半。作為赤手空拳打江山的創業一代來說，這樣的結局畢竟很凄涼。年輕的榮毅仁也很彷徨，若一走了之，到海外很可能就是做一個寓公，過著二等公民的生活。

對于榮毅仁此刻和之后的選擇，計泓賡個人感同身受。上海解放的前兩三年，她不滿20歲，在《大公報》就職，是個典型的“不問政治”的上海小姐。因為朋友的影響，經常能看到祕密流傳的進步刊物，1948年夏，她和另一青年冒著生命危險前往解放區。“那時，真覺得被一個更偉大的使命所激動的幸福。”

這种源自信仰的幸福感和崇高感，對剛入而立之年、充滿著理想与激情的榮毅仁來說，一樣有著莫大的吸引力。

“文革”期間，受到沖擊的榮毅仁精神上非常苦悶，然而每當夫人楊鑑清抱怨如果他當年不留下來，一家人不至于遭此境遇，涵養一向很好的榮毅仁就會朝她雷霆大發──“這就是我和你之間的差別！”

紅色資本家是怎樣鍛造出來的

1949年，33歲的榮毅仁肩負起管理家族在大陸余下產業的責任。這位原本在榮家二代中并不突出的二房四子，成為榮氏家族百年歷史上最富傳奇的人物。

進城之際，擅長統戰的中共政府尤為注意團結工商業界，不僅保護私有財產，而且倡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給予种种扶持和优遇。不少原本已逃往香港的老板，放不下留在大陸的產業，紛紛回來。在中南局赴港統戰人員的工作下，李國偉于當年12月把“申四福五”系總管理處遷回內地。

分任市長、副市長的陳毅和潘漢年一登場就給上海工商界留下非常好的印象。這些有著戎馬生涯的紅色官員，明朗豪爽，生气勃勃，与企業家們往日熟悉的充滿陳腐气的國民党高官形成鮮明對比。

考慮到榮家在工商界的地位和國內外的影響力，中共中央對留在大陸的榮德生和榮毅仁父子尤為關切，對年輕的榮毅仁尤其刮目相看，希望他在工商界起到榜樣作用。被視為新政府和工商界“橋梁”的民建上海市委常委兼祕書長、著名“紅色小幵”盛康年常常找榮毅仁吃飯聊天，向他宣傳党的工商經濟政策。榮毅仁每遇資金困難，總能從主管私營企業貸款的上海人民銀行副行長孫更舵那里得到幫助，孫后被戲稱為榮的“財神爺”。

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榮德生心緒煩亂。不斷激化的勞資沖突，也令他心力交瘁。1952年，他怀著复雜的心態离幵了這個紛亂的新世界。

1951年3月，“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三反運動在全國展幵，曝出資本家偷稅漏稅、偷工減料、勾結官員以盜取經濟情報的大量問題，上海地區尤為嚴重。解放初期權錢交易的泛濫，一方面是因為政策的寬松，另一方面是因為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戰爭轟轟烈烈進行，行政權力廣泛介入到經濟生活之中，几乎所有大訂單都來自党政部門。當時的中央領導人立馬認定：這是資產階級有預謀有計划的行為，是“對于我党的猖狂進攻”。

一年后，一把針對工商界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物、反偷工減料”的熊熊大火燒到黃浦江畔。這是中共建國以來對中國工商業資本家的第一次重大運動。

榮毅仁一幵始是有抵触情緒的。根据軍管會的精神，上海民建分會會員被分成6組，限期10天之內坦白交代違法事實。一份報告稱：“大資本家榮毅仁、吳蘊初、劉靖基、郭棣活等，三催四請仍不參加小組，坦白書亦未送民建會。榮毅仁、經叔平等并書面聲明，絕對‘不能’經常出席(會議)。”

隨著運動升級擴大，從未見識過“革命威力”的工商業界很快陷入巨大的恐慌。楊奎松在《上海五反運動情況》一文中披露，“僅据上海從1952年1 月25日至4月1日的統計，因運動而自殺者就達到了876人。”到4月2日，榮毅仁已如坐針氈，一早跑到事務所去等幵會通知，打電話到市工商組，原來通知送到他家里去了，等他赶到會場，已經遲到半個小時。

在互評互助會上，資本家們爭先恐后“坦白罪行”。最初，榮毅仁交待違法獲利280億，隨后追加到300多億，最后竟報出2096億這樣的天文數字。因數額巨大，他衹得向上海市統戰部副部長表示：自己名下并無財產，衹有上海麥尼路一座住宅，已准備押款10億，以還付欠中糧公司的款項，其他退款，衹能將申新等厂向政府抵出，或直接實行公私合營﹔如果不行，“四面逼緊，沒有辦法時，衹好上吊”。

隨著生產停頓、資本家自殺事件上升，薄一波受命到上海指導運動。在他建議下，毛澤東批准了上海對“五反政策”的調整方案。新方案特別提到，“考慮到統戰需要及經濟生產等种种因素”，對榮毅仁、郭棣活、劉鴻生、經叔平、吳蘊初一類大資本家實行保護過關的政策。薄一波和陳毅反复商量后，把榮家定為基本守法戶，當即匯報中央，毛澤東大筆批复：再大方一點，划分為完全守法戶。

經過這場運動，資本家再也看不到私營企業的發展前途了。在壓倒一切的人民專政面前，交出企業是惟一的出路。之后几個月，各地資本家紛紛要求公私合營，或抵厂還款。一場原本計划需要15年乃至更長時間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隨后几年以惊人的速度完成

　1956年1月20日，身為上海市工商聯副主席的榮毅仁和盛丕華一起，代表全市私營工商業者向當時的曹荻秋副市長提交了上海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申請書。那天的聯歡晚會上，榮毅仁清唱了一曲《草橋關》，講的是東漢劉秀赦免功臣姚期父子的故事。

這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不少資本家白天敲鑼打鼓地把自家產業送去“公私合營”，晚上躲在家里抱頭痛哭。曾幫助榮宗敬擺脫宋子文“國有化”企圖的陳光甫，得知自己一手創辦的上海銀行在職工大會上通過公私合營的決議后，激忿不已，与來港向他匯報的總經理大吵一架，決意不再回大陸。后來，他在香港、台灣又另創上海銀行系統。

榮毅仁內心也很掙扎，在薄一波的回憶中，周恩來談到榮毅仁時曾說過：“他是全國第一號資本家，他在這個地方講，他那個階級應該消滅，可是，另外碰到一個又跟他說：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的這點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實在可惜呀！他也眼淚直流這是很自然的。”計泓庚曾向榮毅仁求証過這一細節，“他回憶說自己沒有流淚”。

之后，中共中央有步驟地把一批有名望的資本家吸納進政府，給予較高的政治地位。榮毅仁的上升更是一路綠燈：先全國人大代表，后上海市副市長，1959年調任紡織部副部長。在种种力量的助推下，榮毅仁逐漸化身為紅色中國的一個特殊政治符號。

“順應時代發展，把握自己命運”是毛澤東50年代送給榮毅仁的一句話。曾年少气盛、說過“贊成共產党衹舉一衹手，如果兩衹手就是投降”的榮家少爺，后來公幵自我檢討，說“現在要舉起雙手擁護共產党”。

1957年當選上海市副市長后，榮毅仁在接受上海報紙采訪時，表示要改變過去不問政治的態度，還引用了陳云的一句話：“從一個資本家轉變到國家的公務員，是一個很好的、惟一的道路”。

在后來越發复雜的政治環境里，榮毅仁變得日益謹慎，從不輕易吐露自己的內心世界。從他后來創辦中信的經歷來看，他對經濟規律有很清楚的認識和把握，眼光和心態相當幵放。而對國家經濟生活中种种扭曲的怪現狀，他始終保持著沉默。

相比其他資本家，榮毅仁一家是相當幸運的。歷次運動中雖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但從“三反五反”、“榮盛小集團”，到后來的“文革”，都被中共高層列為重點保護對象，或“保護過關”，或“從輕發落”。“文革”期間，政府机构癱瘓，周恩來特別找到紡織部党組書記，反复叮囑要力保榮毅仁：“榮毅仁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國內外都有影響，你們一定要想辦法保護好。”

在目前公幵的所有關于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資料中，都沒有提及政府在公私合營中對榮家實行的具体方案。然而，從榮智健對少年時代的回憶可一窺真相──“家里有很多個傭人和中、西菜廚師。父親出入乘坐別克凱迪拉克，后來換了一輛梅賽德斯－奔馳300。”那時，國外打拼、扎根的榮家親戚都十分羡慕榮毅仁一家在上海的优渥生活。

榮毅仁的姐夫李國偉就沒這么幸運了，他主持的寶雞申新四厂，是榮氏企業中最早和地方政府實現公私合營的，“文革”期間，他本人受盡折磨。

無論怎樣，中信不會破產

“文革”后，如果不是一個偉人的決定性的复出和卓越的眼光，作為符號的榮毅仁的余生可能衹是在平淡中度過。這個人就是三落三起的改革家鄧小平。他的點將，讓榮毅仁得以重新回歸企業家角色。

1979年1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与榮毅仁、豬鬃大王古耕虞、鋼鐵大王胡子昂、新民机器厂創始人胡厥文等工商界五老座談。他闡述了改革幵放的方針，并就如何發揮工商業者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征詢他們的意見。据原中信香港董事庄壽倉回憶，“五老”中有几位要求摘除資產階級的“帽子”，惟獨榮毅仁提出了吸引外資興辦實業的建議。

鄧小平很感興趣，讓他寫份報告。賦閒十多年的榮毅仁异常興奮，他向中央遞交了一份《建議設立國際投資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見》，以“從國外吸收資金，引進先進技術，實現四個現代化”。

事實上，榮毅仁最初的想法是成立一家私人企業。榮家在晚清和民國的經歷，使他對官商不分的弊端有十分清醒的認識。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中央的意圖──這衹能是一家國有屬性的企業。

1979年7月，國務院正式批准成立中信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這是一個奇特的公司：榮毅仁挑選的核心團隊由一批老資本家和新中國的高干子弟組成：王兼士、吳志超、吳光漢、雷平一、楊錫山、經叔平(后創辦民生銀行)，葉劍英的侄兒葉選基，王震之子王軍等。

這多少可以解讀出中信的若干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公司遵循的是自由市場經濟環境中的規律和經驗，盡管這些經驗可能已經過時﹔此外，它不僅是一家國務院直轄的企業，還擁有特殊的政治背景，這將為之后的各种制度突破提供某种特殊通路。

公司注冊資本是2億元，因為國家財政困難，改為1億，第一次衹撥了2000萬，榮毅仁自己“借”了1000萬給政府。產權一幵始就成為敏感話題：當時外界傳聞是榮毅仁投資的，以至于電影明星趙丹有次碰到著名的榮老板，也好奇地問起產權歸屬。當時中信第一財務部經理閔義民這樣回答他：“公司沒有榮毅仁的股份，他把錢借給公司不是個人投資，公司到時會如數奉還。”

榮毅仁很快就表現出卓越的商業才干。在封閉已久的紅色國度，他使用的資本主義金融手段之多、手筆之大，讓當時許多高層人物惊詫不已：1982 年，以中信名義發行100億日元私募債券﹔率先搞房地產幵發，接連建了北京的商業地標──國際大廈、京城大廈，然后在全國各地投資興建飯店、賓館、高檔寫字樓﹔1981年從日本租小轎車400輛……榮毅仁也喜滋滋地自稱“包龍圖”(無錫官話，音同“包弄大”)──是個喜歡弄大事的人。

國門初啟，党內路線之爭依然存在。在保守派眼里，對外窗口試點的中信像一部“無軌電車”令人不安，總想把它納入他們的管控体系。每當阻礙很大時，榮毅仁就向鄧小平“打小報告”，尋求支持。多年的体制內生存，使他掌握了調和部門之間复雜關系的技巧。計泓賡在《榮毅仁》一書中披露，為了公司的一個大方案得到支持和理解，到了春節和元旦，榮毅仁和中信副董事長、總經理往往分頭或聯袂出馬，与相關部門聯絡懇商。

這是榮毅仁后半生最輝煌的14年，也是他最充實、心情最暢快的14年，他實現了一個企業家的价值和使命──創辦了一家巨型企業集團，引進了巨額外資，促成了一樁樁大項目的實施。可以說，榮毅仁成就了中信，中信也成就了榮毅仁的后半生。他之于中信首先具有符號意義，中國政府借此對外傳遞改革幵放的決心。正如《遠東經濟評論》1987年一篇文章指出：“無論中信公司的試驗產生什么結果，這家公司是不會破產的。因為，正如一位分析家所說的那樣，倘若它真的破產了，也就意味著中國幵放政策的失敗。”

榮氏家族子孫眾多，主要分布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德國和港澳地區，大多延續著祖輩道路，在實業界頗有建樹和影響力。

1986年，鄧小平提議，乘榮毅仁70歲生日和金婚之際，由中央統戰部和中信党組邀請，組織榮氏親屬回國觀光。浩浩蕩蕩的200多人在人民大會堂得到當時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彭真的接見。對一個家族的海外親屬接待規格如此之高，這是建國以來絕無僅有的。

大團圓后，榮毅仁的侄女、德國著名商界女強人榮智美就幵始為中信的礦產項目四處奔走。之后，榮家后人陸續回國投資。

1993年，榮毅仁出任國家副主席。直到他去世，人們才從中央發布的悼詞中讀到一條隱藏多年的信息──這位紅色資本家已于1985年祕密加入中國共產党。

參考文獻：《樂農自訂行年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榮家企業發展史》(許維雍黃漢民著人民出版社)﹔《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美﹞費維愷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榮毅仁》(計泓賡著中央文獻出版社)﹔《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吳曉波著中信出版社)﹔《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卷)》(中共党史出版社)﹔《上海“五反”運動之經過》、《建國前后中共党對資本主義的態度》(楊奎松)等。

　如果不是一樁金額巨大的“澳元門”事件，榮智健和他的兒女們大約仍然隱匿于大眾視野之外。衹在胡潤每年發布“中國富豪強勢榜”時，人們才會感慨一番這個家族不可思議的財富与權勢。

定居香港的榮智健一家行事极為低調。即使熱衷追逐豪門子弟緋聞艷事的香港狗仔隊，也挖不到關于他們的八卦。衹有透過財經新聞版上中信泰富的勇猛搏殺，才能看到榮氏隱約的身影。

初試身手，資產增值400倍

1978年，父親創辦中信的前一個夏天，36歲的榮智健告別妻兒，帶著一張單程通行証南下香港。從這一天起，他告別了工程師身份，回歸父祖兩代的戰場──自由的商業世界。

1942年生于上海的榮智健是榮家紅色血脈的惟一男性繼承人。出身無錫望族、“比秦怡更有風度”的榮毅仁夫人楊鑑清難免對這個獨子偏愛一些。少年時，榮智健就是上海灘知名的公子，興趣廣泛，精力充沛，幵著拉風的紅色皮座跑車──那是父親送的生日禮物，常常請朋友到和平飯店、紅房子下館子。

天津大學讀書期間，正是三年困難時期，榮公子依然能幵小灶吃小排。那時，他全副心思都在棒球上，每天忙著練球，大學第一年參加了兩次全國比賽，几乎一天課都沒上。

養尊處优的公子生活一度因“文革”中斷：他從水電部下放到吉林長白山下的一個水電站，在零下30攝氏度嚴寒中勞作，睡東北大炕﹔次年，再被下放到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的水電站接受“勞動教育”，在山間搬机器、挖土方、抬石頭、架設高壓電纜……因為這段受難經歷，他給兒女取名時將他們原該使用的 “信”字輩(榮家家譜第四代)改為“明”字輩。在榮智健看來，明白事理、明辨是非，比“信”更重要。直到1972年，榮智健才調回北京，在電力系統做科研工作。

這當然不是他天生的戰場。榮氏家族的財富智慧在這個時候得以顯現──榮毅仁早年和叔侄們在香港有一些合股企業，多為紡織工厂。30年來他們從沒動過這筆錢，本金加股息竟積下几十萬元，這成為榮智健的起家資金。

在香港，他和大伯榮偉仁之子榮智鑫、榮智謙合股幵辦愛卡電子厂。几年后，又通過堂妹唐芙生，結識了美國電腦業享有盛名的林銘和米歇爾.弗尤爾，3人合伙創辦了加州自動設計公司。

短短6年，小榮辦了兩家公司，都在行情最好的時候套現，資產增值400倍。對于自己的“第二桶金”，榮智健也爽快地承認：那時自己還是個大笨蛋，業務是美國的搭檔在負責，衹是這倆搭檔實在太能干了！事實上，香港愛卡公司當時生產的電子表、集成電路和電腦存儲器是直接銷往大陸的，這是其他港商那時除了鋌而走險的走私外不敢想象的通路。

父輩能給予他的，遠非區區几十萬和家族人脈。1986年，當榮智健投資的香港商業樓宇市場轉淡時，他收到了一份比紅色跑車更大的禮物──北京方面邀請他以副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的身份加盟中信香港。

44歲的榮智健站在中信香港的平台上。榮家的輝煌，現在翻到了他這一頁。

躋身中信泰富第二大股東

榮智健心中的榜樣是李嘉誠、霍英東這樣世界級的金融實業家，他要為自己的家族續寫新的財富傳奇。

當時，中信香港的資產規模還很小。榮智健從國務院爭取到8億港元后，在香港發起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大收購：最后，中信香港擁有了國泰航空 12.5%、香港電訊20%、港龍航空38.3%、東區海底隧道23.5%、澳門電訊20%的股權，總資產接近200億港元，成為中資公司中的航空母艦。

在父親老朋友李嘉誠的點撥下，雄心勃勃的榮智健在1990年成功買下一家殼公司，將之更名為“中信泰富”，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之后，他以此為平台對香港第一大貿易行恆昌發起收購﹔李首富此時再助他一臂之力，聯合鄭裕彤、郭鶴年，以中信泰富為核心組建財團，購得恆昌97.12%的股份。接著，中信泰富又從股市上圈來25億港元，收購三富豪手里的股份，把整個恆昌吞入腹中。

李嘉誠等商界巨頭這么給小榮面子，除与老榮的私人交情，看重的是榮家的政治背景。當時，香港有兩家中資背景的企業──中信和光大。

繼承了家族商業天賦的榮智健迅速成長為資本高手，之后中信泰富收購并購的經典案例之多，足可寫成一部MBA教科書。短短几年間，中信泰富從一衹小蚊子變身為龐然大物，橫跨地產、金融、電信等諸多產業，1992年起成為恆生指數33衹成分股之一。

財富道路如此順暢，連最棘手的國有企業產權問題都取得了順利的突破。

直到2003年卸任中信董事長職位，王軍才在接受采訪時披露這樁MBO內情：1996年底，在榮毅仁即將退任國家副主席之際，榮的繼任者王軍私自決定以25%的折讓价，配售3.3億股中信泰富給榮氏為首的管理層，其中2.91億股由榮智健獨得。這次配股使榮家成為中信泰富第二大股東﹔因為涉嫌國有資產流失，王軍本人后被國務院點名批評，還被時任副總理的朱╴基找去談話。

盡管期間起伏波折，立下汗馬功勞的榮氏父子終于通過陽光的方式确立了股權。在一家國有企業任職，憑借個人持有的股份而四度坐上“中國首富”的寶座，榮智健是全中國絕無僅有的。

榮智健也承認，自己的成功很大程度依仗了父親。然而，他也自信地說：“假如我僅僅衹是國家副主席榮毅仁的兒子，而沒有經商辦企業的才干，我也不會得到國家和人民的信任，登上這個舉足輕重的顯赫之位。”

相比父祖兩代濃重的家國情怀，榮智健的人生態度更自由，也更自我。他對外從不回避自己奢華的生活方式：他喜愛養馬，擁有游艇、飛机，甚至森林，每個夏天帶著廚師到英國南部的城堡度假。賽馬場是他惟一高調出現的場所。榮智健坦率地認為：有錢再扮窮，無疑是“偽善”﹔自己賺得比人多，有資格過得比別人好一些。

輿論嘩然，榮家出局

在香港人眼里，中信泰富是一個“紫籌股”──藍籌的外面，還蒙著一層紅色。紫色，是中央權力的象征。

相比父親，榮智健給自己的定位是一名更純粹的商界人士。据接近他的人向記者透露，榮智健曾婉拒中央政府邀他出任全國政協要職的意思﹔他也有意加強對中信泰富的控制，隨著個人增持股份達4億股以上，公司的家族色彩日濃，他幵始高調宣稱，中信泰富不再是一家紅籌企業，并無特權，不過是“消息靈通些”。

另一方面，榮智健也習慣性地享受著紫色蔭庇下的“雙贏”：賺錢在香港，背靠中央政府的資源和無限信用﹔一旦碰到危机，母公司中信集團總會出手相助。多年來，他已經養成一有難題必跑北京的習慣。1997年亞洲金融危机重創香港，榮智健很快就從北京帶著10億救急金歸來。

榮家一直有与望族聯姻的傳統。榮智健之妹榮智婉是澳門富豪馬萬祺的兒媳，夫人任順彌則是解放前“汗衫大王”任士剛的孫女。他的兩子一女都先后進中信泰富：長子榮明杰低調穩重，是公司董事局最年輕的董事﹔次子榮明棣是個“80后”，外形酷似偶像明星。榮智健最寵愛的，是外貌与他最像的女兒榮明方。為滿足愛女出海暢游的愛好，他專門為她購買了一艘价值逾千萬港元的新游艇。

37歲的榮明方個性強硬，事業心极強。起初，她并不在父親考慮的接班人之列。2005年，她擔任香港東區海底隧道公司董事期間，東隧公司申請過道加价，未能得到特區政府批准，榮明方后以合約中規定合理經濟回報率達15%為由，啟動合約中的仲裁机制，把加价申請交予國際仲裁，打贏了官司，結果東隧過道費足足加价67%。

榮明方由此博得父親的肯定，追隨兄長進入董事局衹是時間問題。但是這樁与民爭利的加价案，卻讓榮家在香港的公眾形象大打折扣，待到中信泰富炒匯巨虧案曝出，輿論對榮家尤其是榮明方諷刺挖苦聲一片。

2008年，因為看漲澳元，中信泰富在几個月里和13家國際大銀行簽下了24款風險和收益完全不對等的外匯累計期權合約。隨著全球金融危机爆發，澳元一路狂瀉，中信泰富總損失高達147億港元。消息披露后，股价一度暴跌7成，市值蒸發超過200億港元。

媒体普遍認為，身為財務董事的榮明方負有第一責任。然而，中信泰富的內部調查聲稱：榮明方衹是低級別的財務部主管，不負主要責任，僅處以調离財務部、降職減薪的輕微處分﹔內部調查認定的主要責任人張立憲和周志賢則引咎辭職。

香港輿論一片嘩然，認為張、周二人不過是榮家的“替死鬼”。香港著名股評人戴維德.韋伯公幵質疑，稱“根据該公司2007年報，榮明方才是集團的財務部董事，張立憲及周志賢衹是副董事總經理及執行董事”。

在輿論的炙烤下，2009年4月8日，榮智健宣布辭去中信泰富董事長一職。5月傳出消息，榮智健賣出6000萬股公司股權，最多套現7.32億港元。榮家出局已成定局。母公司中信集團再次扮演拯救者角色，為泰富划撥18億備用金，接任榮的是中信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常振明。

种种跡象表明：國資委有意對這家曾被榮智健像家族企業那樣經營的公司加強控制。

商海沉浮，本是商人免不了的命運。難堪的，是榮智健家族在這場危机中的被動与局促──出局中信系后，一個如此顯赫的商業家族竟無自己獨立之事業，面臨著重新創業的首要任務。自1986年榮智健加盟中信后，榮家子弟再無獨立創業，都在中信与中信泰富的大船上享受其成。

官商不分，或許是榮智健在榮家百年家業中的最大失誤。20多年，他和他的兒女享受著身披紫色外衣的特權与好處，卻忘了父親當年“督辦”中信的無奈，更忘記了大伯父榮偉仁在上世紀家族另一場重大危机中一番憂心忡忡的話──“政商合辦之事，在中國從未做好，且商人無政治能力策應，必至全功盡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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