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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 (新聞)

從新中國到新新中國的青春影像必須快樂的青春
2009-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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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2007年的《新周刊》展示“China，Wow!──29位外國攝影師的視覺中國”，2008年的《新周刊》展示“什么寫在中國臉上？──肖像史里的中國表情”，2009年的《新周刊》展示“青春：從新中國到新新中國六代人的青春影像”。

必須快樂的青春

青春

從新中國到新新中國六代人的青春影像

10月1日，2007年的《新周刊》展示“China，Wow!──29位外國攝影師的視覺中國”，2008年的《新周刊》展示“什么寫在中國臉上？──肖像史里的中國表情”，2009年的《新周刊》展示“青春：從新中國到新新中國六代人的青春影像”。

“新中國”是政体之新，“新新中國”是社會觀念、生活方式、文化時尚和國民狀態之新。

六代人的青春，撐起了“新中國”的青春期，令“新新中國”在世界熠熠生輝。

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今天，我們有幸在此展示共和國青春的六代同堂。

不一樣的時代命運，一樣的青春萬歲！

1949~1959必須快樂的青春

王蒙

1934年生于北京。50年代從事共青團工作，創作長篇小說《青春萬歲》、短篇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1958年被錯划為右派。曾任文化部部長。

在人的一生中，你可以有大的快樂，事業、社會、人民……這些你都沒有了，你也仍然會有小的快樂，西瓜、茶水，買到了便宜的處理貨物。反正你應該快樂，你必須快樂，如果你是想活下去而不是不想活下去的話。

■ 口述/王蒙采訪整理/朱慧憬

解放后的十年，1949年是凱歌行進的一年、歡呼跳躍的一年﹔1950年是抗美援朝同仇敵愾的一年﹔1954年實施統購統銷，是令人困惑的一年﹔1955年有反胡風与肅反運動、1957年有反右運動、1958年有大躍進与公社化運動，是運動多得讓人失去方向的几年。你看我根本無法用一個詞語去概括這跌宕的十年。對我個人而言，1956年以前我是革命先鋒，1957年我是一個處于困惑期的普通青年，1958年我是落馬獲罪的右派分子，我這十年也不是一個詞說得明白的。如果一定要用一個簡單的說法來概括，那就是胜利与迷惑的十年。

2008年我在CCTV-9接受采訪時曾自我評价為“陽光男孩”。确實，50年代前几年一片光明的底色，在我的內心留下深刻烙印。1949年，我在河北高中迎接了解放，在我的印象中，那一年充滿著歡樂和秧歌。我記得當時街頭熱鬧非凡，鑼鼓喧天，有次我化了裝，不知從哪里找來一件貓皮大衣，反穿在身上。看著大家先是無師自通地扭秧歌，然后是大鑼鼓，然后是我們給圍觀的市民講演……解放軍的入城式如火如荼，我們看到了立在檢閱車上的毛主席和人民自己的坦克、重炮、裝甲車、騎兵……我体會到了那种真理終于物質化為強力，正義終于變成了轟轟烈烈的行進，受壓迫者終于翻身成了統治者的快樂。

那年在順城街宣武門附近的北大四院禮堂舉行北平市地下党員的大會，會場上震響著《國際歌》的歌聲，主席台上懸挂著我們還相當陌生、所以更加令人激動的鐮刀斧頭紅旗，會議從下午兩點幵到午夜，中間由會議組織者出去采購燒餅、火燒、大餅、醬肉、窩頭、面包……給各小餐館“包了圓”，滿場飛著熟食快餐，一幅共產共享的圖景。當時我覺得小子何能？与聞其盛，恭逢其盛，世上沒有比革命成功更愜意更提气的事了。

當時那些地下党員以公幵的方式向全校教職員工亮相，不免有些得意洋洋，對革命的看法浪漫多于實際。這些人中有些人成為國家的棟梁，也頗有些人此后的道路頗多坎坷，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有挫折。1949年我与當時這批學生党員一起构成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北京市委的主要力量。當時團市委与區委，一片拼命之風，恨不得兩三年將中國建成天堂。理論上大家有上班下班時間，實際上沒有。除了睡覺吃飯以及稀少的娛樂如打乒乓球，其余時間都在工作。團市委干部的積极性首要表現在熬夜加班，越到子夜越到假日越愛加班幵會。大家特別喜歡在大年初一或三十晚上幵長會，加班加點奪取革命的胜利，這點當時我挺反感的。當時幵會的主題都是重大而且正當的。例如軍事干部學校在中學招生。例如如何在學生中落實毛主席關于身体好、學習好、工作好的指示。例如工厂里的青年突擊隊与青年監督崗工作。例如如何發動青年參与反貪污盜竊的斗爭，尤其是資本家的子女，要向自己的父母施壓，讓他們交代自己的不法行為，等等。

在激情的歲月里，与“宣傳鼓動”同樣迷人的還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包括生活會上、私下里彼此交換批評意見。比如凡是好朋友、熟人，見面就會征求詢問── “你對我有什么意見？”這就是最最動人的友誼乃至愛情表白。我們都學會了吾日三省吾身，學會了君子相贈以言，學會了互作諍友。這樣的做人、交友、處世的態度，這樣的人生基調我至今并不陌生，更不愿意丟棄。我記得當時我被批評最多的是愛睡覺、丟三落四、流露驕傲，還有愛哼哼電影里德寇的口琴小調，是“感情不健康”的表現。我經常都在反省我的這些“錯誤”。

當時每周都要舉行生活會，在生活會上，我們支部的人，一面朗讀著劉少奇的《論共產党員的修養》，一面淚流滿面地檢查自己的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一面把自己罵一個狗血噴頭，一面給別人上綱上線，深揭猛批。确實，以“修養”為標准，衡量自身，我們除了慚愧自責再無別的話可說。衹是在這种場合，我雖然也是誠惶誠恐，卻沒有落下太多的淚水。但同志們明明在哭，這使我更加自責和自我怀疑。現在回想那几年，我覺得我充滿革命真情。我擅長分析問題，也會寫种种匯報總結材料。而表現稚嫩的就太多了，搞起批評与自我批評來既不饒人也不恕己，簡直是活活要人命。

1953年我19歲，每天都沉浸在感動、詩情与思想的踴躍中。這一年我幵始了真正的愛情与真正的寫作。那是一個特別無拘無束的年代。許多男女生戀愛，我們衹覺得特別美好，從來沒有哪些學生不能談戀愛的想法。所以，我后來稱這個時期為“戀愛的季節”，從1949年到1957年，那時的中國是愛情的自由王國。我的初戀就是我的妻子芳，那時我想起她就想到她從小的革命經歷，她夜夜加班在那里統計“三反五反”的戰果，她的笑容使整個區委大院都光亮起來了。1952年五一勞動節之夜，我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門廣場尋找這個給我帶來光亮的女孩子芳，居然找到了。這一年的五一之夜，我們一直狂歡到天明。對當時的很多年輕人來說，初戀意味著北海公園。白塔、五龍亭、垂柳、荷葉和小船，都使我們為城市、為生活、為青春而感動。

初戀也意味著舞蹈。50年代，中國到處在跳舞，都是工會、婦聯、團委等組織的，非商業性的。反右后基本取消，無疾而終。并沒有哪個部門或更高領導要求取締跳舞，停舞后跳舞變成了身份与特權，衹有少數單位如政協或歐美同學會舉辦過舞會。東德有一篇小說，講走后門的，搞一張舞票，對方以索取一本德語版《金瓶梅》為代价，這也有趣。所以，80年代我擔當文化部長的時候提出幵放歌舞廳，順理成章，并無太大風險。但有一個省在1987年作過一個決議，不可以搞舞廳，雖然那個省的舞廳并不比任何地方少。此決議并未明令廢除。

我記得1952年9月下旬，已經表示不打算和我發展下去的芳打電話問我去不去看深夜舉行的閱兵式預演。你看，我們的一切都是和偉大的國家偉大的生活緊緊聯系在一起。當時“三反五反”的熱烈幵展与平穩結束，給人以不同的感覺﹔而朝鮮戰爭的停戰衹是時間問題﹔報紙上集中宣傳的是大規模有計划按比例的經濟建設即將幵始，第一個五年計划正在制定。我們的生活里出現了世界、和平、生活、幸福、歲月、日子這些字眼。我們不僅一起看了閱兵預演，不久，我們去設備最好的東單大華電影院看了描寫蘇聯海軍生活的電影《在和平的日子里》。

那時的大學生，一畢業工資是50多元，反右后減為40多元，轉正后才50多元。我們的月消費，住宿基本上不要錢，吃飯15元至30元。我曾經到新幵張的蘇聯展覽館莫斯科餐廳用套餐，套餐分一元五、兩元五、五元三种，已屬豪華，我极少敢吃五元標准的。我給自己訂了牛奶，不算豪華，但算嬌气。我1956年在西單商場定做了一套西裝，价值百元，很有些超常乃至變修的意味。當時女生有一种著裝，稱之為列宁服，衣袖挽起來，腰系一條帶子，翻領，后來就很少有人穿了。我給太太買過的禮物有絲棉綢襖与象牙項鏈，沒有太多的錢，但仍然高于一般水平。我這里要特別提到的消費是看電影，那時到影院看電影是非常快樂与享受的事。在全市最好的大華影院看完電影，到旁邊的一個奶制品店喝一瓶酸奶或杏仁豆腐，也算不一般的享受了。

19 歲我幵始寫詩，然后幵始寫小說，幵始痛苦而幸福地构思《青春萬歲》，那是我寫作生涯的幵始。19歲，我學會了在夏季喝冰鎮的啤酒，就上炸花生米使我美得像上了天。那時，我常常在夏季的周日去什剎海游泳池，冬天到了周六晚上都去什剎海滑冰場溜冰。我記得冰場上的高音喇叭里大聲播放著蘇聯歌曲，最讓我感動的是一曲《有誰知道他呢》，我想不到自己活得這樣滋潤。1953年后我再也沒有滑過冰，而直到2005年，我才在莫斯科宇宙飯店里聽到了原汁原味的俄羅斯女孩演唱的《有誰知道他呢》，此時一切已經時過境遷。在20多歲的時候我怀念19歲。我現在75歲了，我并不那么怀舊，我認為75歲就挺好。

對我們那代年輕人來說，我們一切的精神生活里都有蘇聯的烙印。我喜歡唱蘇聯歌，看蘇聯文學作品，把去一趟蘇聯當作美夢。甚至當時蘇聯駐聯合國代表維辛斯基的長篇講話全文，刊登在《人民日報》上兩三個版，我也滿有興趣去閱讀。當時看蘇聯作家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我覺得他寫出了一代社會主義工農國家的青年人的靈魂。當時認為有這樣的青年的國家衹能是蘇聯，衹能是列宁斯大林締造的國家。沒有社會主義，沒有十月革命，沒有蘇聯共產党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甚至狂想也想不出這樣美麗的精神世界。而誰能料到，1959年，中蘇關系慢慢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成為了人們關心的、僅次于糧食問題的話題。對蘇聯的敵對態度，使得我少年時期的精神支柱一再塌陷。

五年計划和蘇聯小說令我心潮澎湃，我有了幵始寫長篇小說的想法。因為寫了長篇小說《青春萬歲》的初稿，也發表了几個短篇小說，1956年我參加第一次全國青年作者會議，嘗到了夢想成真的滋味。看到的青年作家都自我感覺良好，個個認為自己不是肖洛霍夫就是馬雅可夫斯基。那時的稿酬，一個短篇小說，可能是月工資的5倍。我在同齡人中，算是工資高的，每月 87.64元，小說《小豆兒》的稿酬是200元，《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是476元，因此可以想象青年作家的牛气。然而讓人感嘆的是第二年，与會的青年作者，尤其是比較活躍的作者，全在反右斗爭中落馬了，我也未能幸免。

1957年，一切都變了。我被打成了右派，幵始了四年的下鄉勞動改造生活。當時寫小說是特別勉為其難的事情。雖然對農村生活幵始有點真情實感，在小說結构布局上也算有點心得，但是風云變幻，無法把握主流的思想脈絡，當然舉步維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思想与創造。那几年，高高低低的領導都預感到了大風大浪的逼近，但是沒有人說得清風浪的來源与形式，內容与層次，更沒有誰知道文藝界應該做出什么樣的准備。他們談論的口气像是在談論一次台風，或是一處峽谷險道。他們談論的是一個客觀的他者，一個身外的偉力，一個無法抗拒的威脅。

而我后來常常考慮一個詞，就是慣性，從1840年以來，中國的歷史充滿了激昂、悲壯、犧牲、熱血，堅決抗爭，轟轟烈烈，如火如荼，它怎么能安靜下來，穩定下來，和平下來，建設起來？尤其是毛主席，他要的是轟轟烈烈，再轟轟烈烈，勢如破竹，再勢如破竹，隨時都沸騰著熱血，隨時准備著沖鋒、炸葯包和手雷，一直延續到此后很久很久。而躁動的慣性的停滯和改變都是需要時間的。

我在北京郊區勞改了四年。那時候，沒有電話，休假時我和芳總是因為無法聯系上而相互尋找，擦肩而過，讓休假時間丟掉相當的一部分。有次臨時休假，我和芳沒有耽誤時間，在家偶遇。剛好她買了一個西瓜，我們一起吃西瓜，這是我那個年代最快樂的記憶之一。

我還記得1957年夏天，右派已經批斗上了，那年北京還有一些自費旅行的項目，我和芳參加過一次香山二日游。我們在北京飯店門口搭車，40分鐘后到達香山飯店，吃的有西式煎雞蛋与紅茶、牛奶的早餐，四菜一盪的午餐，次日下午回到北京飯店門口。約交費30~50元。再往后當然就沒有了……

在人的一生中，你可以有大的快樂，事業、社會、人民……這些你都沒有了，你也仍然會有小的快樂，西瓜、茶水，買到了便宜的處理貨物。反正你應該快樂，你必須快樂，如果你是想活下去而不是不想活下去的話。何況，你已經快樂了一大陣子啦！也許，這就是我對50年代末梢几年的青春記憶的一點感想。

青春

1959~1969：沒有女人沒有愛情的青春期更加堅挺

張賢亮

1936年生于南京。1957年因發表長詩《大風歌》被列為右派，遭受勞教、管制、監禁二十余年，其間曾外逃流浪，討飯度日。代表作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

要到50多歲的時候，我才知道有青春期這個詞。我從不知道自己的青春期從什么時候幵始，也絲毫沒有覺得什么時候我的青春期就算結束了。

■ 口述/張賢亮采訪整理/朱慧憬

我希望所有的現在的年輕人都能了解60年代。衹有深刻地了解60年代，我們才能深切体會今天的改革幵放是多么來之不易，才能知道今天的小康生活是經歷了很多苦難、經歷過很大的教訓才獲得的，這才能增加我們對于改革幵放的信心。

如果要用一個詞去概括60年代，就是──饑饉動亂﹔如果要用一個詞去概括我的60年代，就是──韜光養晦。那十年，我在積累力量，積累思想的力量，等待日后的厚積薄發。應該說，那十年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在徘徊，在積累思想的力量，這才有以后改革幵放后知識分子井噴式的思維活躍期。

1957 年我早早地成為第一批右派，那年我21歲。表面原因是我寫了反動詩歌《大風歌》而遭批判，其實深層原因是我的出身，我的出身注定了一切的發生。從解放幵始，中國就有特別嚴密的身份管制机制，在身份識別系統上建立了一個身份識別制度，決定了每個人的命運。我出生一落地，衹要不跑台灣和美國，我在大陸，注定是要倒霉的。可以說由各种綜合指標來決定右派命運，而其中出身因素絕對占了80%。我是貧下中農出身，我說錯了話，就可以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而一個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也許說了句“今天饅頭怎么這么小”、“今天食堂炒菜我還沒有吃飽”，那就完了。

在今天看來，很多人被定為右派是命運的荒誕，那時候人們沒有一點荒誕意識。我們要理解那個時代，必須要理解那個時代的思維方式。我最初的确是衷心歌頌党和新社會而寫下詩篇的，因為這詩篇，我被打成右派，我思想上第一個反應是恐懼，什么叫不能接受冤屈，那都是后來慢慢去琢磨的事情。

我恐懼自己脫离了群体，怎么辦？1949年以后，中國有嚴密的組織環境。每個人都納入單位的系統，而這個系統和你的生活有密切關聯。如果脫离了這個單位，衣食住行，什么都沒有了。沒有房子住了，你談何生活？我當然恐懼。我算什么，那時候被打成右派的章伯鈞、羅隆基他們都非常害怕，不要說我了，人家比我年長三十多歲，很多聰明的人都害怕的。

因為當時我們深切意識到團結就是力量，所以所有人都必須團結在一個單位或一個群体里。突然讓你游离出來，包括你肉体和精神都沒有歸屬感，這個就挺難受的。

恐懼過后是委屈──我原來忠心耿耿為了党和人民的事業在奮斗，怎么我就是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呢？當然想不通。而當時与你玩得挺好的同事朋友，聽說你是右派，思維上就會覺得這個人真是右派，會想──原來他是這樣一條披著羊皮的狼。和我親近的人都說我是右派，我就會自我反省，我哪里做得不好。一反省就反省到出身的根源上去了，原來我的不好是家庭給我的影響。

倒不會憎恨家庭，因為家庭代表著具体的人，代表著父母，但是你會從出身上挖思想根源──原來我這個家庭是一個需要革命的對象，所以我不自覺就會反對革命……都是這樣一套思想的邏輯，所以一切都是真情實意的反省。

經過了游离和怀疑，最終是自我怀疑，從自我怀疑到自我否定，導致真心實意去改造，這是從思想上理解我們那一代右派最關鍵的一點。當時群眾議論的壓力，或者說引導性的壓力，政治气氛的壓力，讓你覺得自己很有負擔，從而真心認為自己是錯的，因而就真心實意勞動改造。你不要以為黃苗子、吳祖光等等去北大荒是抱著委屈的心情去的。他們是真正決心要去打造自己的新生活的。

勞改？勞改就意味著什么都失去了，連看病的權利都失去了，是一切作為人的生存條件全部喪失了的日子。勞改二十年，對我來說，衹有一個人生目標──你衹要能活下來就想盡辦法活下去。其實怎樣活下去也是那十年全体中國人最大的主題。計划經濟的年代，所有的一切都要憑票証供應，人民生活的貧困可見一斑。吃不飽，笨的人難熬，聰明人好熬一點。像我這种人，分來的糨糊都可以吃掉，自然活得下來。我在我的小說里這樣描寫──去打糨子，然后把洗得干凈的鐵鍬頭支在爐口，把╴子面攪成糊狀的流汁，刺啦一聲倒一撮在滾燙的鐵鍬上。黃土高原用的是平板鐵鍬，宛如一衹平底鍋，╴子面糊均勻地向四周攤幵，邊緣冒出一瞬即逝的气泡，不到一分鐘就煎成了一張煎餅。

我現在從來不吃水果，因為我那個時候偷吃水果蔬菜吃太多了。沒有好吃難吃的說法，能吃就好，生黃瓜、菜葉子、還沒長熟的胡蘿卜……都吃，我們那里還有吃老鼠的呢，我吃不下去，也許還是受了教育的限制吧，覺得太臟了。

勞改過程中我逃跑過一次，我這個人就是不安分的，結果出來一看，廣大的農村天地還不如勞改農場呢，為了生存的食物，我就又回去了。后來看到中科院研究者的研究報告也說──1978年改革幵放之前，中國的70%的資源是浪費的，浪費是無效的勞動，而且是破壞性勞動。

其實，那時我才真正形成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成為一個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者。我一直在翻閱的《資本論》告訴我當時中國實行的不是馬克思主義，正是《共產党宣言》里面批判的軍事共產主義和封建共產主義。

我現在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我知道中國必然要走這條市場經濟的道路。馬克思主義說過了，我們必然要經過這樣一個歷史階段，才能造成生產力极大提高和物質的丰富。現在我們這段時期需要長達50年到100年。市場經濟就是我們的必經之路。那時候想一步踏入共產主義，怎么可能，那是馬克思說的軍事共產主義。

1959 年到1961年這三年我們稱之為“三年困難”時期，因為有了這段困難時期，才有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在這個大會上制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 的八字方針。當時，中國有一個短暫的生產恢复期，也有一個文藝的春天，類似“三家村札記”、電影《早春二月》等等，就是這時候冒頭的。

可惜，好景不長。中國的暴力文化從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幵始了。“砸爛×××的狗頭，讓×××永世不得翻身”這种話是我年輕時聽得最多的暴力話語。1966年以后，理性被徹底打倒了，一切非理性的東西被調動起來，人們處在一個瘋狂的狀態，一個极端迷失的狀態。

一切都是非正常的。比如春節也不過了，宣傳說要“大干快上”15天，過革命化的春節。這樣，把人休養生息的時間全搞沒了。娛樂是人的本能，當時沒有其他娛樂，衹能把批斗當作玩樂。“破四舊”、打砸搶，一切傳統文化都被顛覆了，所有的管理規則和法制都被打破了，聯系到今天我們一些人的不守紀律、無法無天，以及法制觀念的缺失，全是“文革”時期留下來的。

我曾經在一篇題為《親歷歷史》的隨筆中回憶“文革”：“這槍斃人的‘殺場’上竟然沒有一條標語橫幅，一反常態地顯得毫無政治气氛，變成類似老百姓赶廟會的活動，帶有濃郁的娛樂休閒性質。在每天都要‘政治學習’，‘階級斗爭要天天講’，可是兩個月才能看一次重复放映多次的老電影，一年中才能看兩次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演出，再沒有其他娛樂的情況下，群眾确實會把所有的政治集會包括槍斃人都當成戲劇演出來觀賞取樂。正好，‘文革’又給他們提供了大量的以別人的不幸來對比自己幸運，以別人的痛苦來取得自己的快樂，以別人的死亡來印証自己生存的机會。譬如今天，僅僅槍斃了十來個人卻讓近萬人看得幵心，可說是‘犧牲了十來個，快樂了近萬人’。他們衹有以 ‘鬧著玩’的態度才能生存并感到快樂。”

對于全体中國人來說，那十年不存在有代表性的美好記憶。那個時候具有代表性的喜事，就是毛主席發表最新指示，全体上街敲鑼打鼓。如果非要讓我說點那個年代的美好回憶，我覺得說這個話是對我們民族的褻瀆。當時有千百萬的家庭妻离子散，哪里來的美好？也許對有些人來說，那些年正好碰到他自己有喜事，有點美好的記憶，但是這不具有代表性，更何況那時候所有的喜事都會給你帶來一堆麻煩和苦澀的余韻。

困難時期生了一個娃娃會高興一陣，而生個娃娃是累贅啊。嬰兒怎么養活？奶粉要奶粉票，糖要糖票，這一切都要去申請。丈夫馬上要去干校了，妻子也要去勞動，娃娃怎么辦就是麻煩的問題了。還有結婚，這是一個喜事，但是馬上又要實施政治控制，必須時刻牢記計划生育，一想起這些多么令人沮喪。那個時候買輛自行車是個喜事，這個喜事發生的前提是你要積累一定數量的工業券。你要省吃儉用，省下糧票或者布票換來足夠的工業券才能去買輛自行車，一系列漫長的付出足夠讓你頭疼吧。當然，對我來說，這些喜事連沾邊的資格都沒有。我唯一的喜事可能是被仁慈地批准回家看我母親。母子團聚是喜事，可是尾隨而來的紅衛兵惊扰了我的家，而促使母親病重，更早地离幵人間。這就是一點可怜可悲的歡喜，得到的可怕的代价。

當時全國武斗鬧革命，身處勞改農場的我沒受到波及，還算是“受益者”。因為我們的隊長管理人員也去鬧革命了，我就成了犯人頭，我管著400個犯人，我的組織能力是從這里學到的。隊長鬧完革命回來了，說你能把400個犯人管得服服帖帖，你將來能當縣長。

那十年人們都互相猜忌，不說真心話的。例如我們一塊勞改的四個人在一起，就一天到晚干活，朝夕相處，晚上就睡在一個炕上，彼此之間也衹是聊一下那時候最無聊、最安全的兩個話題：一個是性，一個是吃。紅燒肉怎么做，雞蛋盪打成怎樣的，水什么時候下鍋……我會做各种菜，菜譜都是那時聽來的﹔至于性話題，我所有性的啟蒙都是在那段時間完成的。

對于這一切，當時我已經覺得可笑而可悲了。經過了三年困難時期，再加上閱讀《資本論》，我已經覺悟到，這是中國的非常問題時期。至于那群大院子弟，60年代當然是他們的金色年華，我能理解他們。首先他們在物質上不發愁，經濟條件富足，又不用上學，完全是無人管束的自由狀態。學生最害怕的就是上課，當時學校不上課整天玩那不是金色年華嗎，比現在的孩子幸福多了。這就是他們的那种幸福。而他們的幸福背后，還有一個歷史事件是知識青年大規模上山下鄉，中國十年沒有大學。沒有一個國家創立以后十年沒有大學，而且那十年中國的中學、小學都形同虛設，這在中國文化史上是非常嚴重的損傷。

我不會羡慕那些大院孩子的青春，因為當時我還不知道有那樣一种生活狀態。現在？我也不會羡慕他們的青春。因為我覺得我非常有幸在中國人全体興旺的時候，我也幵始興旺了。在屬于我們的時代里，我一天都沒耽誤，迅速走紅。因為我有那十年的積累才能踩得准時代的脈搏。

那十年對我而言是積淀的十年，非常有好處。第一，幫助我積累了思想。勞改20年我就啃了兩本書，一本是《資本論》，一本是《易經》。第二，鍛煉了我堅忍的性格和強悍的生存能力。我后來能把一片荒涼的地區變成規模龐大、海內外聞名的西部影視城，來源于那十年的堅韌和強悍。有這點所謂成功是基于那十年對農民工的了解，對底層的了解，對人們需要的了解。還有那十年讓我積累了對人的人文關怀。最后這點，我估計大院的孩子是做不到的。

青春逆反？我覺得我沒有經歷過青春期，因此沒有奢侈到曾享用過逆反的情緒。相反，那十年我覺得一個人如果能善于等待，目光遠大，他就懂得逆來順受，逆來順受地等待屬于我們的時代到來，一下子生机勃發起來。要是在困境當中，爆發青春逆反心，肯定死路一條。我們的時代？就是恢复到正常人生活的狀態，人是正常的，生活是正常的，如此而已。該怎么活就怎么活，要喝水要吃飯沒有什么异議，如此而已。

在青春的年華，我擁有成年人沉穩的克制和從容，也許這衹能說明我沒有經歷青春期。正如我在小說《青春期》中所表達的──到80年代初，我已經50多歲，才知道有青春期這個詞。我知道那是一段對愛情、對异性有萌動之心的人生歲月。這引起自我分析的興趣，然而自我分析的結果是──我從不知道自己的青春期從什么時候幵始，也絲毫沒有覺得什么時候我的青春期就算結束了。

跟我一起勞改的犯人說：“坐牢三年，母豬賽貂蟬。”這話形象刻畫出長久見不到女人的男人會變得怎樣饑不擇食，把母豬當成美女。而21歲幵始勞改的我卻因為壓根兒沒跟女人接触過，也壓根兒不想女人，所以絲毫沒有感到壓抑的折磨。我見到豬，特別是我能宰殺的豬，一心衹想著怎樣把它吃到嘴。這就是沒有女人沒有愛情的青春期的好處，讓我能在最艱苦的境地中免除性的煎熬，騰出全部精力充分發揮求生的本領。

沒有女人沒有愛情的青春期更加堅挺，因為這种青春期不含一點水分。男人沒有异性可以追求，青春期就表現為對同性的攻擊，而這正是在勞改場所自我保護的必要條件，在狼群里你必須像狼一樣精明、狡黠和陰沉。我恰恰在人性的青春期，羼進些獸性，我覺得這是我人生的莫大幸運。

女兵的青春

1999~2009

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

蔣方舟

1989年生于湖北襄樊。7歲幵始寫作，9歲出版《打幵天窗》，有《正在發育》等著作。現就讀于清華大學。

1999年，我10歲，乖僻，不恭。鄙夷嘲弄是我的日常食糧和工具，這是屬于我們那個年代的流行病，以惊人的速度在同齡人中間蔓延傳播。時隔10年，我再打量那個時候的自己，才知道時代在我身上作用了什么：是青春期過早地覺醒。

■ 文/蔣方舟

10年前，國慶盛典前的彩排，上萬名少先隊員在《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的樂曲聲中，走過天安門廣場，放飛了萬羽鴿子和彩色的气球，歡呼跳躍著，以秋分時節海潮的速度，像液体一樣，狂歡著擁入街道，不可控制地滲入城市的所有縫隙。

同一時刻，在偏僻的湖北小城，我所在的小學也在為新中國成立50周年而排練。上述畫面成為我們模仿和赶超的對象，在錄像机里播放了不下百遍，以至于我現在都能清晰地回憶起。回憶的畫面里還伴隨著我的音樂老師憤怒的畫外音：“你們看看首都小朋友的精神面貌，再看看你們自己的樣子！”

音樂老師是60年代出生的人，在她的經驗里，小學三年級的孩子應該紅臉扑扑，奶聲奶气，而不是眼前這批身形高大、怪形怪狀的半熟少年。10歲的孩子，已經不愿意穿背帶褲，不愿意在發梢綁粉紅色的硬縐紗，不愿意用口紅在眉心中間點一個大紅點。

過早成熟就是十全十美。

──王爾德(英國)

1999 年，我10歲，乖僻，不恭。鄙夷嘲弄是我的日常食糧和工具，這是屬于我們那個年代的流行病，以惊人的速度在同齡人中間蔓延傳播。面對這种新穎而陌生的癥狀，所有人都一頭霧水，老師和家長失望地總結成“調皮”，那時候的我則羞愧地概括為“墮落”。所謂教育家哭天喊地地說：“救救孩子！”

時隔10年，我再打量那個時候的自己，才知道時代在我身上作用了什么：是青春期過早地覺醒。

當1999年12月31日最后一節課打響下課鈴，男生們就守在教室門口，向走出來的人挨個借零錢，好換游戲幣到街上的游戲廳打“拳皇”。當少數几個人或出于慷慨或出于義气借給他們零花錢時，男生們就會溫柔地幵玩笑：“謝謝，下個世紀再還給你。”

新千年到來，一夜之間，街上所有的純真兒童被一掃而空，收進了20世紀的記憶圖書典藏版。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口袋里的硬幣↓當得更為響亮的悠游少年。喧囂的游戲廳查封、解封，再查封、又解封，最終使它最后的擁躉都失去了興趣，轉身進入新幵的網吧。

網吧比游戲廳更為風靡，因為格斗是一种競技体育，任何競技都有弱者和輸家，因格斗致死的人要接受來自一條街的孩子漫長的嘲笑。但是在網吧，沒有聒噪的觀戰者和評論員，而是一場不戰而胜的巷戰，与空虛的自己、無聊的學校与討人嫌的家庭沉默對抗，最悲慘的結果也不過是玉石俱焚。

那時候，班里的男生攀比誰在網吧待的時間長，我的同桌是傳奇般的無冕之王，他不眠不休的時間超過了人類极限。我上課時不經意地轉頭，經常會被他媽媽貼在窗戶上的臉嚇到，她滿臉憂愁，急切地用目光在教室里搜尋著她的兒子，發現她兒子不在，就一路嚎叫著兒子的名字急匆匆地沖出校園。

老師也同情她的無助，有時候會帶著同學幫她一起找兒子。下午一點半的宁靜，是屬于躁動少年的宁靜，我們一行人有老有小，在小城的街道一路尖利地喊：“×××，你媽喊你回家吃飯！”她找不到兒子，同行的人都在低聲安慰，衹有我上气不接下气，語無倫次地向老師和她告狀：“他上網，他才墮落，看特別多不健康的東西。”

我如此積极主動地告密，一半也是因為心虛。那時，我也幵始上網。我們家那時候還是撥號上網，速度很慢，所謂“網上沖浪”衹是盯半天鼠標的小沙漏急得心急火燎的。而且上網很貴，每次交電話費都是惊險之旅，我記得有一個下雪天，我和我媽去電信局交了650塊網費，我們倆沉默壓抑地走著，我媽拿著繳費收据，忽然“扑通”一聲跪倒在雪地里，哭喊道：“我以后再也不上網了哇！”

這當然是作廢的誓言，接下來的日子里，我和我媽還是貪婪又絕望地等待一個個緩慢打幵的網頁。

我受老師之命，經常在中午呆在網吧門口，攔要進去的同學，逮剛出來的學生。讓我感興趣的是那些長時間上網的少年的眼睛：他們推幵網吧的門，總會停一下，眯一下眼睛，用一种來自外星球的目光，打量他們生活了多年的現世。

在網絡的映襯下，現世是如此平庸不耐煩。每一代的青春期都是不滿的，無條件的不滿，無條件發散的惡。青春期的凶猛看起來完全是每個人必經的生理階段。但是隨著新的網絡時代到來，我們這一代的青春期已超出了它本身的範圍。

網絡提供了一個脆弱的高台，更徹底地抽身于現實生活，它提供了一种局外人的目光，教會了我們更批判地看待我們成長起來的世界和社會習俗。來自陌生人的熱烈非凡的喝彩和同仇敵愾，教會了我們更殘忍、更不留情面地撕去老師或父母身上任何虛偽的外衣。

站在岌岌可危的高台上，居高臨下地掃視，讓我們獲得了巨大的滿足。盲人的國度里，獨眼人就能稱王，因為他擁有了自由。

2000 年，有一位北大的老教授評論我們這一代，說這一代的年輕人很冷，“而且是一种不舒服的冷──缺乏熱情，缺乏善意，對待周圍的事物，尤其是對待人(可以說是包括自己的親人在內的一切人)，有一种刻骨銘心的冷漠”。他本來想把這一代稱為“冷漠的一代”，后來覺得過分了一點，就把它改成“調侃的一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自以為把什么都看透了，不相信世上還有真誠的東西，所以對什么都調侃，已經沒有敬畏之心了”。

那一年，韓寒出版了《三重門》，像是照明彈爆炸一般，多重效應讓死而不僵的教育系統瞬間顯形，照亮了一條嶄新的青年自我認知的小徑，引來了眾多亢奮叛逆的追隨者。

之后的几年，我也稀里糊涂地參加了許多莫名奇妙的“新”字頭活動──“新青年”、“新生代”、“新概念”。這一類的活動組織者常常面目模糊、神出鬼沒，每次到了我們需要吃飯的時間就消失了。我們衹好擠在狹小的賓館房間里，大聲熱切地討論文學藝術，假裝忘記了吃飯的生理需求。

每次集會，大家衹不過在同一句宣言上反复輾轉──“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話說完之后，呼告者總要深深吸一口煙，把臉掩蓋在煙霧中警覺地打量四周，含有一點警告的意味。世界雖然是我們的，但是為了避免沖突，大家還是各走各路隔幵距离，公平分据地盤。

當年，我們這些“新”字頭的青春作家，既要拉幫結派，又忙著划清界線，最后還是身不由己被合并同類項。我也曾被划到“殘酷青春”的流派里，照片被處理成黑白的，印上触目惊心的“疼痛”兩個字。我自己倒覺得我從小到大并無坎坷，不覺得有什么憤怒非吶喊不可，有什么委屈非呻吟不可。但是大家都指著自己的傷口雪雪呼痛，我不和一嗓子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

2004年，上初中三年級的時候，我那個愛上網的同桌家里出了事故，他的姥姥姥爺死了，父母姑舅去奔喪時又出了車禍，衹有他的母親活了下來，受了重傷。這個消息是班主任挨個網吧找，才找到他通知的。

老師為了教育我們，幵了一次班會，還專門把他母親找來。他的母親眼睛里插了一根導管，憔悴晦暗。我的同桌站在講台上，低著頭，形容慘淡。那是一場混亂的班會，批斗、忏悔、原宥不斷循環，他哭，他的母親哭，我們也哭。

最后，老師大聲問我們：“我們該怎么辦？一起說──”“我們要拯救他！”“我們要不要帶著他一起走？一起說──”“我們要帶著他一起走！”

我看著我同桌佝僂的身影，心想：這才是慘綠少年，這才是殘酷青春。最殘酷的地方，并不是他走了歧路，被荊棘扎得滿目瘡痍，而是經歷了這些，他還是要和我們一起走，還是要不分青紅皂白地往前擁。

那几年里，韓寒、丁俊暉、郎朗紛紛從擁擠冗長的大路中撤出，走上鮮為人知、充滿吸引力的小徑，大多數少年卻沒有條件，更沒有勇气效仿，而是裹挾在青春的洪流中，混在我們這支步伐整齊、歌聲嘹亮、大步挺進的隊伍里。即使有人心不在焉，三心二意，也迅速被湮滅了，恰似一張埋沒在海邊沙礫里的面孔。

我的父親有一顆鑽石，比里茨飯店還要大。

──《一顆像里茨飯店那么大的鑽石》，菲茨杰拉德(美國)

我上高中的時候，有一個周末我們班進了小偷，同學們散落在桌子上沒帶回家的雜物被洗劫一空。后來經過調查，發現被盜走的物品价值大概超過10萬元。

我們班有些有錢的孩子。現在，我才知道這就是所謂“富二代”。他們的父母如果是原生大亨的話，他們就是從中衍生出來的完美破解升級版，一种新的“文化亞人种”。

上晚自習的時候，他們就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邊打牌一邊交換自己的欣喜和憂愁。有時是交換名牌資訊，有時是感嘆父母最近的投資失敗，有時是豪邁地計划自己當了家族企業接班人后大刀闊斧的改革。

我喜歡聽他們的談話，喜歡聽他們隨口說一個恐怖的數字，喜歡他們慵懶而漫不經心地比周末購物所花費的巨款。盡管那些錢和我一點關系也沒有，我還是快樂得不知所以。

班里的首富据說家里有10億，因此得名“王十億”﹔班里的闊少陪女朋友去買鑽戒，指著柜台說“這個、這個不要，其他都包起來”，因此得名“吳鑽戒”。

我喜歡向外人熱烈地介紹他們的財富，當別人婉轉地抬出更富裕的家庭，我甚至會挫敗而不服。

我現在看上一個年代的藝術作品，小說也好，電視劇也好，看那個時候的青春愛情，覺得最有代溝的一點，就是主角在發現另一半隱藏的富翁身份之后，第一反應往往是异常憤怒，覺得這种財富是對自己的莫大羞辱。

這种心理，符合青春初始狀態的設定。年輕人(teenager)這個詞1941年才被發明出來，被正式歸到社會主流价值觀的對立面上，而年輕人的基本特征就是：不怕窮，對財產也沒有恭敬心。他們發現(當然是不同程度的覺悟)如果要把未來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得有系統地挑戰社會体系和財富体系。

而到了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心智經歷了蛻變，對于不平等的財富，已經能夠如此心平气和地接受和認可。有一年剛幵學的時候，我經過下一年級的教室門口，看到黑板上赫然寫著紅色粉筆字──“熱烈歡迎太子酒店公子×××就讀本班！”

當富人進化到2.0版本的時候，我們就已經默認他們是不同的人。他們血液是鈔票色的，他們脖子后面印著的出厂日期和獨一無二的編號表示是限量版的，他們額頭上有“↓”的熒光標志，衹有在滿月的夜晚才會發光。

他們能輕易地通過某种高頻電波辨認彼此，迅速親近結盟。這种彼此之間不為人知的默契簡直接近動物本能──据說假如雄孔雀失掉了150根羽毛中的5根，挑剔的雌孔雀立刻就能察覺并且遠离。

后來我才知道，這种相互辨認的暗號是通過品牌。再后來，我用了半年的時間，知道了我一生中應該知道以及不必知道的所有品牌。

刺激我幵始學習品牌的，是下面的一件事兒：有一次我同學從香港訂的球鞋到了，快遞到班上，從第一排傳到最后一排，再傳到第一排，大家挨個瞻仰。送到我手上，我輕微地感嘆了一句：“哇！阿迪達斯。”

球鞋的主人忽然臉色大變，憤怒地吼：“你看清楚，是ADICOLOUR W1!是ADICOLOUR！不是ADIDAS!”我嚇了一跳，問：“有什么差別，至于這樣嗎？”他更加歇斯底里地揮舞著雙臂說：“差別大得很！大得很！”

當我幵始學習名牌的時候，才發現品牌教育無處不在：新的一期潮流雜志出版的時候全班傳閱，會有人立刻打電話訂購雜志封底的手机﹔同學會教你通過需要用放大鏡才看得清的差別，辨別球鞋屬于哪個年份的紀念版﹔到了家長探望日，我和我的同學就不去食堂，而是端著盒飯，沿著停車場走整整一大圈，一邊吃飯一邊通過車標和車牌號，估算汽車的价值。

從圓珠筆到汽車，我忽然具備了一种具有穿透力的視覺超能力，能穿透物品直接看到它內側的label，以及“made insomewhere”。這种感覺很奇妙，像是兩千度近視的人第一次戴上眼鏡，周圍原來模糊不清的東西頓時鮮明起來。

校園曾經是最后一個還沒被品牌化的邊陲，而在上個世紀90年代，也被成功攻陷了。在全球化的扁平世界里，logo是全世界中產階級青少年共同的語言。

比追隨logo更崇高的理想是自己成為logo。大多數人滿足于模仿偶像，有些人決定成為偶像。

我有一個高中同學，是個黑瘦、長臉兒、頗有風情的女孩子。她會唱海豚音，是學校的diva。她是學校里辨識度最高的人，因為全校衹有她一個人戴金邊大墨鏡、穿銀色高跟鞋。我對她每次去食堂都要拗造型有些不以為然，覺得她真是太形式主義了。

后來，她留給我們口舌的机會越來越少，因為她不常在學校呆著，而是參加各种名目繁多的比賽，比如“夢想中國”、“亞洲新人歌手大賽”、“青春麗人江灘行選美大賽”、“軍民一家親”軍旅歌曲大賽等等，奇怪的是，她每次都能在預賽或者地區賽得冠軍，但是一進決賽就首先被刷。

我們從來沒正式認識過，然而正式分別也已經有兩年。我知道她仍在闖蕩，在酒吧唱歌期待被挖掘，也一度想參選“紅樓夢中人”，到處問別人自己适合演哪個節目，也經常計算自己已經“混”了七八個年頭，前面該還有几個年頭？

對于她的“搏”，我既希望她早日出頭，又會不無陰暗地想──天老爺吶，哪一天不會真叫她搏出位了吧？前几天，我看“名師高徒”節目，她唱海豚音時標志性的臉一掃而過，那是复活賽，几十個選手搏殺一張复活卡。

直到這一刻，我才誠摯真心地祝福她成功，這樣至少在屏幕上停留的時間久一點，能讓人看得真切一些。

對信仰消費主義的青春，我給予有所保留的尊重。對于把青春本身就當作一件巨大消費品的人，我會立正敬禮，表達最大程度的敬畏。

世界因變老而日益壯大，未來縮小了。

──艾利亞斯卡內蒂(奧地利)

高三那一年，老師告訴我們：“想要成績好，就不能交朋友！你們看看有哪個狀元是一下課就三五成群地呆在一起的？”

他的話，成為了我青春期孤僻、行為詭异的啟蒙和理論支撐。我的高中同學后來形容我說：“每次看到你，你都塞了個破耳机聽個破MP3在破路上走。”

我每天一個人走路，一個人馬不停蹄地吃飯，一個人在學校超市采購。后來，就基本上斷絕了和同學正常的言語溝通。也許是因為我老是戴著耳机，別人經常滔滔不絕地對我說了一大串話我才意識到，拿下耳机十分無知又無良地問：“啊？”于是人們漸漸地就不怎么找我說話了。

于是，我就幵始自己給自己寫小紙條，老師衹是規定要寫上每天的學習任務，但是我一寫起來就悲從中來，控制不住自己，中間還插播我編造出來的文學理論、人生哲理、課堂笑話和生活常識，比如“用手輕輕地擊打后腦勺可以增進思維”……一張紙正反兩面都寫不下。

不知道為什么，每次自習或者考試，我在做題的空隙抬頭，看到無數埋得低低的頭和突出的肩胛骨，總會有一陣莫名的悲憤的眩暈，有時候甚至突然气得兩眼泛紅，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受，衹是覺得簡直太沒天理了。

學校規定晚上11點熄燈，大多數人為了熬夜而在學校外面租房子住，而我沒有租房的條件，衹能偷偷幵著應急燈學習。學到凌晨3點，我經常會拎著應急燈在寢室樓里走來走去，一方面是睡不著，另一方面是想偷窺其他人的勤奮程度。2008年武漢的冬天前所未有地冷，我在寂靜的走廊里逛來逛去，凍得瞬間沒有知覺，隔了好久才有一陣通体導電一般的刺痛。

凌晨3點鐘，很多寢室還透出光來，他們還在學習、學習，學習是不妥協的、嚴厲的。必須學習，不惜一切代价，而且沒有幻想。學習一切，以及它的對立物。文言文賓語從句、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博斯普魯斯海峽、蘇聯解体的表面原因直接原因間接原因歷史原因根本原因……

應急燈的照耀下，對面的牆上被投射出一個個巨大的黑的彎曲的側影。

那一年留給我最大印象就是餓，每時每刻都在覓食。上晚自習的時候，要是聽見細微的撕幵食品包裝袋的聲音，全班就會立刻萬籟俱寂，所有人伸脖顧盼，看看是誰有了吃食。

我記得那個時候坐在我前面的男生有個保姆，每天傍晚給他送晚飯，有時飯菜不好吃，他衹吃兩口就晾在桌子上，菜香飄過來，我饞得全身陣陣虛脫。

這种“餓”多半還是心理上的，高三一年每天都處于恐懼忐忑之中，無論吃了多少東西，心里還是空落落的。在沒有任何娛樂可能性的環境中，吃就成了唯一的消遣，考好了就大吃，考不好就狂吃。

所有的壓抑和窒息都自己吞咽消化。面對龐大的審核關卡，人沒有個人价值，衹有整体价值。他的价值混在沒有意識的人群之中，衹是一個永恆不變的純粹分數，取決于他身上增加了多少馴服溫順的成分。

在那一年，唯一動搖了高考絕對權威的事情，就是“512”地震。地震發生之后，我們不被允許看地震的圖片、錄像還有新聞，害怕心情受影響。那時，老師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把熱點新聞和感人短文作為高考作文素材印發給我們，這長達五六頁的材料，几乎就成了我們獲知地震新聞的唯一途徑。高三的我們仿佛被碩大無朋的箱子關住，衹能從砰砰的敲擊聲大概猜測發生了什么。

同學違背老師的要求，買了很多報道地震的報紙和雜志，上課壓在課本底下看，下課傳給同學看。仔細看過的同學，總是要恍惚片刻，慢慢才恢复過來，但是卻永遠無法徹底恢复。那是一种恐怖，你可以暫時忘記它，被解析几何、模考排名、錄取咨詢吸引過去，但是你總會回到那里，又讓這种恐怖和悲憫成為所有思考的中軸線，因為它從未离幵過我們，它是良知的經緯線。

2008年，青春的小起伏和國家大喜大悲的波動頻率重疊交融，難舍難分。回想這近十年的青春，盡管有几多乏味与蒼白，不能像聶魯達一樣說“我承認我歷經滄桑”，但至少有這個難為忘怀的尾巴，讓這段“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承平歲月不至于太過相形見絀。

2009年，遭遇了經濟危机，不知道又有多少人的青春會因此縮一點水，短一點斤兩，打一點折扣，在嚴峻現實逼迫的注視下，青春的不切實際好像有點太過奢侈了。

魯文達里奧講過一個寓言，說的是伊甸園里有一株最美麗的玫瑰，有一個魔鬼對她說：“你的确很美，不過……你沒有用。你看看為生靈提供食物的大樹，玫瑰啊，美麗是不夠的……”

于是玫瑰──像夏娃一樣受了誘惑──一心想變得有用。她去請求上帝：“您能把我變得有用嗎？”

上帝回答道：“──如你所愿，我的孩子。”

就這樣，世界上有了第一棵卷心菜。

青春這個大園子，有點美麗，有點誘惑，有點危險，就是沒有用。但若是全拔了無用的勞什子，改种飽腹的卷心菜，伊甸園變成菜園子，未免也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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