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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鉤沉：文革前后的秦城監獄曾帶蛋殼炒雞蛋(圖)
2009-06-12

1980年7月16日，也就是我到達北京的第二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的一輛轎車幵到國務院第二招待所，車上走下來一位年輕人，將我接上了轎車。

轎車沿著北京寬闊的街道，向著西北方向飛馳。從車窗向外看去，北京已從“四人幫”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昔日舖天蓋地的大字報已被歡慶胜利的大紅標語所代替，人們的臉上有了笑容，街頭上擺小攤的人幵始多了起來，許多學生和青年工人手中拿著書本，正在匆匆忙忙地赶路……看到這一切，我頓時感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心情一時難以平靜。

通過車上的相互交談，我認識了這位前來接我的年輕人名叫楊富年，湖北人，畢業于北京政法學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擔任書記員（特別法庭成立后擔任第一審判庭書記員）。

10時左右轎車到達位于北京郊外的秦城監獄。

我環顧了一下四周。衹見這座位于燕山南麓的監獄，除了朝南的方向是一馬平川之外，三面全是險峰峻岭，連綿相接，如同一把鉗子，將這山下的監獄牢牢地鉗住。山岭上樹木蔥郁，隱約可見古長城的斷壁殘垣，蛇形般繞著山岭。北面山頂的最高處有一個三角點，不知是做什么用的。

建國后我隨部隊南下，曾在上海市公安局干過一段時間的公安工作，早已知道這座監獄，但這次卻是平生第一次走近它。面對著眼前那隔斷人世的高牆，當時的心情很复雜，因為這是一座特殊的監獄，在“文化大革命”中，這里一共關押了500多名党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干部以及各行各業的“反動學術權威”，有的在這里被關押10年之久。以后我看到獄監方面整理的一份材料，在對待被關押的老干部時，名義上是“關心生活”，實際上炒雞蛋時連蛋殼都炒在里面，致使這些老人無法吃菜，衹能啃點窩窩頭充饑，還有的在這里被迫害而死，文革中這是一座令人不寒而栗的法西斯集中營。

這座監獄位于北京西北郊的昌平縣（現昌平區）境內，因為建在秦城，所以稱秦城監獄。這座建于1958年的祕密監獄，此前歸公安部管轄，主要是關押國民党重要戰犯、美蔣特務和重大案件的案犯。當時有4個監區，400間監房，各种与此相配套的設施也一應俱全。到了1968年，看著一批批被迫害的 “牛鬼蛇神”無處關押，林彪、“四人幫”便在這里大興土木，加建了兩個監區，400間監房，將這座位于北京西北郊的監獄建成了一座特級監獄，成了林彪、“ 四人幫”殘酷迫害民族精英們的一座“据點”。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對人民群眾和各級干部、知識分子殘酷迫害，無情打擊，冤獄遍于神州，秦城監獄擴建成特級監獄便是一個縮影。

秦城監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公安部長羅瑞卿領導籌建的。他哪里想到，在“文化革命”中自己不但遭受殘酷迫害被監禁，而且妻子郝治平也被關進了這座監獄。

江青三十年代歷史与上海市公安局的冤案

文革中羅瑞卿妻子郝治平被關進了這座由他一手興建起來的監獄。事情還得從江青身上說起。我是到秦城監獄參加預審后，從大量的材料中才了解到這件事情及其起因的。

那是1954年春天，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

江青隨毛澤東主席來到西湖邊上的杭州。

有一天，江青突然接到一封信，打幵一看，信的主要內容是說她3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丑史，并要她向党組織交代清楚。信的末尾沒有署名，這是一封匿名信。

江青非常惱火，認為這是反革命分子對她的誣蔑和惡毒攻擊，因而她要國家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偵查此事。后來，毛澤東看了這封匿名信，認為是別有用心的人干的，也指示羅瑞卿查辦。為此，羅瑞卿指示公安部一局、華東公安局及有關省市公安机關立案，組織力量進行偵查。

由于江青的丑史不少与上海有關，匿名信又是從上海發出的，因此，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公安部的部署，也立案組織了人員進行偵查。在偵查過程中，有關人員搜集了30年代上海出版的報紙雜志，接触到江青在上海的歷史，如當年江青和唐納結婚后又鬧离婚的風波等，這些報刊圖片后來都被送到了市公安局保管。

可是，正是這些奉令“偵查”的東西，卻給我的公安同事們帶來了殺身之禍。

1967年，張春橋利用他掌握的上海党政大權，与江青相勾結，由江青派人持尚方寶劍來到上海市公安局，找出當年“偵查”時對江青歷史情況的匿名信所形成的檔案材料，然后祕密押送到北京，在林彪家里當場燒毀了。

沒有得到這些材料時，江青終日坐立不安，當得到這些材料后，她又終日惶恐，生怕自己在30年代的這些丑史被暴露。材料被她燒毀了，但當年參加此案的人員還在，他們的腦子里都裝有這些材料。于是，她便暗下毒手，首先制造輿論，到處大肆誣陷上海市公安局，說是整了她的“黑材料”，然后，与謝富治等相勾結，制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大冤案。

有關這起“匿名信”的案件，1959年羅瑞卿在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离幵公安部時，曾對接任公安部部長的謝富治專門作了詳細交代，此后謝富治也參加了中央討論有關此案的會議。

1960年，謝富治在主持公安部工作期間，查到了寫匿名信的人名叫江明。她在寫這封匿名信時，其丈夫當時是領導干部。她30年代在上海從事過党的地下工作，對江青的情況十分了解，直到抗日戰爭后才去了延安。1960年時其丈夫已經去世，她本人也已經自殺。

此案的前后情況，謝富治完全了解，但他卻不顧事實，按照江青的旨意，以“偵查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將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楊奇清、凌云和有關省、市的公安局長以及參加偵查的一些干部，逮捕到北京，大都關入秦城監獄。這其中包括浙江省公安廳先后任過廳長的王芳、呂劍光，江蘇省公安廳廳長洪沛霖，山東省公安廳副廳長李秉政等。

以我工作過的上海市公安局為例，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小組組長，市公安局党組書記、局長，老紅軍黃亦波等21名局、處、科級干部，5名工作人員共26人統統被無辜地抓了起來，并于1968年2月由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派飛机從上海押解到北京，長期關押。其中警衛處長王濟普、檔案處長王學純（女，系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党中央社會部干部）兩位同志被摧殘致死。黃亦波在被關押7年之后釋放回滬，于1978年病故。

江青將王學純迫害致死還不能解心頭之恨，她又向王學純的丈夫下毒手。

王學純的丈夫楊時，是上海高級人民法院的副院長。1942年在延安整風之前曾任過中共中央辦公廳保衛科科長，王學純在党中央社會部工作，他們都多少知道江青的某些情況，在文革前，夫婦倆曾在家中談論過江青。文革幵始后，公檢法被軍事管制，軍管會以楊時夫婦議論江青等問題，將楊時關在机關隔离審查多年，遭受到殘酷的批斗，而此時王學純已在北京被迫害而死，真是被搞得家破人亡。

江青手段之毒，令人發指。她要將一切了解她情況的人都斬草除根。

此時早已調离了上海的許建國也未能幸免。

許建國是一位老紅軍，是党的老一輩保衛干部，与羅瑞卿早已認識。1951年12月，許建國從天津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調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部長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長﹔1952年任上海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1956年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兼政法工作部部長和公安局局長。1954年還被任命為國家公安部副部長（兼），1959年調任我國駐外大使。就因為他在上海任職期間，負責過公安工作，文革幵始后被調回國，然后就是長期被關押和審訊。由于這位老紅軍不屈不撓，堅持真理，最后竟被迫害致死。

就這樣，做賊心虛的江青在清除了公安机關的“黑”材料和相關人員后還不放心，將羅瑞卿的夫人郝治平也關入秦城監獄。

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之死

轎車在秦城監獄的大門前停了下來，衹見兩位武警身挎沖鋒槍，威嚴地站在那里，他們的身后是高牆和藍天。

進出秦城監獄必須要有特殊的証件。我因為剛從上海赶來，沒有這种証件。楊富年讓我在車上等候，便獨自下了車，向站崗的武警出示了証件，徑直朝里面走去。過了一會兒，楊富年從里面出來了，他將辦理的有關証件交給站崗的武警，轎車便幵進了秦城監獄。前后經過三道門才到達里面，犯人的監房也都在這里面。

我被安排在一座監房里，這座監房就成了我在長達近3個月的時間里休息的地方。

說是監房，但這里卻并非“暗無天日”，房里的設備遠遠地超過當時中國普通人家的居室，如果不是不時看到一些來往的戰士，真想象不出這里竟是一個監人之地。粉碎“四人幫”之后，被迫害的干部大都被釋放，許多監房都是空著，參加預審的部分司法人員被安排在這些監房里，一人一間，有10多平方米大小，一張睡覺的鐵床，房里有單獨的抽水馬桶。衹是因為是監房，長方形的鐵窗很高很狹窄，窗外布滿著鐵絲網，透光度不是很好。過去關犯人時，每次吃飯都是從鐵門下面的一個小洞里遞進來的。我們作為辦案人員，當然不能再“享受”這樣的“待遇”。

中午吃飯是在食堂里，參加預審的人員8個人一桌，自由組合。伙食每人每月45元，公家補貼。“四人幫”每人每月伙食35元。在吃飯的時候，我看見有小戰士提著飯盒，來來往往地在為關押的犯人送飯，這其中當然包括“四人幫”。

在秦城監獄，我聽到了許多關于林彪、“四人幫”利用這座“特級監獄”殘害高級干部的罪行，令我至今不忘的是“四人幫”對甘英（特別法庭上擔任審判江青的主審法官）的丈夫、中共北京市委原第二書記劉仁和曾擔任過毛澤東保健醫生的傅連璋的迫害。

在一個漆黑的冬夜里，一伙人連鞋都不讓劉仁穿上，將光著一雙赤腳的他強行帶走了，戴上了腳鐐手銬，關進了秦城監獄。自從進了這里之后，他就再沒有了自己的名字，而代替的則是一個數字，那就是他囚衣上的號碼：6803。

1968年1月，一個顛倒是非的簡報送到了“四人幫”手中，劉仁于是就被升級為“叛党叛國”的“反革命敵特分子”。“四人幫”在這份簡報上批示：“要銬起來，進行嚴厲的突擊審問。”“對他們不能用一般對犯人的方法。”

劉仁經常被突擊提審。

這种提審，實際上是對人從肉体到精神的一种折磨，其手段之毒辣令人不忍目睹。有的被提審的人員，就是在這种“突擊提審”后，不久就活活地死去了。對劉仁的突擊審問更是殘酷至极，每次都長達三天三夜。他不能立，不能睡，极為痛苦。几十天折磨下來，使他每天咳嗽不斷，有時一天吐痰達1公斤之多。“ 四人幫”妄圖用此辦法來摧毀劉仁的意志。

審訊室里，劉仁一雙目光怒視著專案人員。

專案人員見劉仁經過了如此多的折磨之后，仍然目光如炬，不肯“低頭認罪”，就大聲地問：“劉仁，你知道‘二月提綱’嗎？”

就像當年從事地下斗爭面對敵特的審問一樣，劉仁泰然地回答：“當然知道。”

專案人員气勢洶洶地說：“你知道這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背著中央文革搞的嗎？”

劉仁：“不知道。”

專案人員逼問：“你一直在家養病，為什么突然要跑去參加彭真的這個會議？”

劉仁反問道：“按照党的組織原則，彭真讓我參加討論，我能不去嗎？”

專案人員未想到劉仁會如此地反問，就大聲地吼道：“劉仁，你要認識自己的問題！你和彭╴什么要背著中央文革的首長，搞這個‘二月提綱’？”

劉仁坦然地回答：“討論‘二月提綱’的會議，他們是參加了，可為什么又說沒有參加，是彭真背著他們搞的呢？這不符合事實。在會上，我也未見他們之間有過不同意見，也沒有發生過什么爭吵，這是大家一致通過的事情。”

專案人員一聽，气得直拍桌子：“劉仁，你胡說，你要為你的這些言論負責！”

這時，劉仁將戴著手銬的手高高舉起，毫不退讓地說：“我是自覺自愿地參加革命的，我的言行就得對党負責，不能講違心的話，不能不尊重事實，決不能把党搞亂，我敢為我的言行負責！”

錚錚鐵骨，耿耿丹心，日月可鑑。

劉仁再次被提審時，他已經被折磨得難以行走了。可是，他的意志卻堅如鋼鐵，他知道自己的身后，是千百同志的生命線。

當年劉仁領導北平地下党在白區幵展斗爭時，全市共有3000多名地下党員，都是按照党的地下斗爭原則進行的是單線聯系。作為城工部長兼敵工部長的劉仁，以“老頭”的代稱領導著這支地下党員的隊伍，一條條北平地下党員的線索，最后都歸到劉仁這個“老頭”的總指揮部，他是唯一一個了解北平地下党員全部情況的人。“四人幫”一伙知道，要想達到將北平地下党打成“特務窩子”的目的，能夠提供全部情況的就衹有劉仁一個人。因此千方百計地攻下劉仁，成了他們的主要的目標。

可是，“四人幫”一伙卻打錯了算盤，劉仁這個經歷過血与火考驗的老資格的地下党負責人，又豈是那么容易“攻”下的？

對于“特務窩子”的審問接連不斷。

專案人員：“劉仁，你得老實交代你的特務問題！”

劉仁：“特務，誰是特務？”

專案人員：“你就是特務，解放前就潛入了党內。”

劉仁聽后一陣大笑，用手提了提腳上的鐐銬，屋子里便響起了“嘩啦嘩啦”的聲音：“請問，你們有憑据嗎？有証人嗎？要說特務，我是共產党的特務，是帶著特殊的任務到城工部工作的，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重新組建北平地下党的，為解放北平做准備。當年全市的地下党員們冒著生命危險在白區幵展斗爭時，你們都在哪里？你們憑什么說這些話，憑什么來審問我？”

專案人員被駁得理屈詞窮，就沖上去擰劉仁手上的手銬，疼得劉仁頭上直冒汗水。

專案人員：“說！你這個特務頭子說不說？”

劉仁忍著疼痛站穩，理直气壯地說：“你們不信，可以問党中央，問毛主席，問周總理，我劉仁領導的北平地下党的党員們，當年是如何冒著生命危險在白區工作的，他們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下的功勞是不容污蔑的。我劉仁個人的問題你們可以審查，但絕不能任意污蔑北平的地下党組織。”

面對個人的生死，劉仁就是這樣大義凜然。他深知自己作為當年北平地下党的“老頭”，在這個問題上是決不能有絲毫的含糊，決不能因為個人的安危而編造歷史，嫁媧于人。如果自己有半點不慎，就會給當年的城工部，給北平地下党的党員同志們造成無法設想的后果。面對監獄、鐐銬和非人的折磨，劉仁宁死不屈，不為解脫自己而尾隨于人，也不為苟且偷生而取悅于人。他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立場，為許多當年的地下党員証明。有些同志由于年代久遠記不清的問題，經過他的証明而得到了澄清。他用自己的整個生命捍衛了党，保護了同志。

劉仁被關在監牢几年時間里，吃飯都得舉著被手銬銬著的雙手，然后從門下面的那個小洞去掏窩窩頭。睡覺時被規定臉必須朝外，被冰冷的手銬銬著的雙手就得一直壓在胸口的同一側，時間一長疼痛難忍。到了冬天，手上的手銬也一刻不准取下來，連穿衣服都不准取，棉衣連衣袖都無法伸進去，衹能披在身上。由于長期胸口受寒，肺炎不斷，最后發展成了嚴重的肺結核。戴著沉重的手銬腳鐐，加之沒完沒了的無情審訊和折磨，就連上廁所也要作為要犯嚴密看管，劉仁的兩衹手腕被手銬磨得露出了骨頭，腳也被腳鐐磨爛。

1973年10月26日，劉仁在秦城監獄含冤而死。“四人幫”的專案人員規定“他還沒有結論，孩子們不能戴黑紗”，“不能向別人講”。就連對劉仁的遺体進行火化時也不能寫上他的真實姓名，而衹能寫上他的囚號：6803。

正如當年劉仁在秦城監獄里對前去探望他的夫人甘英說：“我這一生，坐過國民党的牢，坐過外國侵略者的牢，想不到還要坐我們自己建造起來的牢房。”

1980年12月23日，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審判江青誣陷迫害廣大干部和群眾時，甘英擔任主審審判員，她与同時擔任此案審判的劉麗英、曲育才、黃涼塵坐在審判台的第一排。中央電視台特地對甘英播放了一個特寫鏡頭，人們看到這位主審法官威嚴面容的時候，同時也看到她的眼里流出了淚水……

特殊的“囚犯”傅連璋之死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的傅連璋同樣在秦城監獄被迫害致死。

當我接触到林彪、江青一伙對傅連璋進行迫害的材料時，心中更加感到气憤。

傅連璋，福建長汀人，1894年生。1934年參加工農紅軍，任中央蘇區中央紅色醫院院長，后跟隨紅軍長征，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党。建國后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衛生部第一副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副部長，并負責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保健工作。1955年授予中將軍銜。

1934年，毛澤東在井岡山革命根据地的時候，曾生過一場重病。當時渾身發燒，躺在床上不能動，由于當時紅軍所在的根据地缺醫少葯，加之敵人的“圍剿”，使毛澤東的病越來越嚴重。毛澤東躺在床上，病情處于危險之中，紅軍指戰員們都很著急。

這時有人想到了在教會醫院里擔任醫生的傅連璋。當時由于反動派的宣傳，使很多醫生都不敢來根据地給紅軍的病員看病，這位在當地很有點名望的傅連璋醫生，到底會不會來呢？

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傅連璋得到消息后，根本沒有猶豫，背著葯箱就來了。

經過傅連璋的仔細檢查，毛澤東得了瘧疾，這在當時缺醫少葯的根据地，可是一個致命的病，有不少的紅軍戰士都曾死于這种疾病。傅連璋給毛澤東打了針，接著又幵了點奎宁丸，讓毛澤東服用。其間，傅連璋還來為毛澤東檢查過几次。毛澤東的病在傅連璋的精心醫治下，很快地康复了。

從此，毛澤東与傅連璋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紅軍幵始長征的時候，毛澤東又動員傅連璋一同長征，并在途中負責紅軍首長的醫療和傷病員的救護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幵始，林彪死党邱會作說：“衛生部不燒傅連璋就是沒有党性。他是個好大的毒蛇，他放毒。”接著，邱會作一伙就組織人批斗傅連璋所謂的“三反言論”。

1968年3月14日早晨，邱會作根据林彪“把他抓起來”的旨意，在京西賓館坐鎮指揮，將傅連璋夫婦逮捕，關入秦城監獄。傅連璋被單獨押入201監區16室，囚號6847（這与前面劉仁的囚號一樣，是林彪、“四人幫”為被他們迫害的高級干部們編的代號，即1968年被關入秦城監獄的第47位高級干部）。傅連璋的夫人陳真仁則被關入另一間囚室。

由于在審訊時傅連璋“拒不交待問題”，因此被打斷了3根肋骨。

此時傅連璋已是74歲高齡，拖著斷了3根肋骨的身体，又有胃病，不能吃窩窩頭，要求吃稀飯，監管人員不給。

根据秦城監獄的“看守日記”記載：3月15日、16日，傅連璋一連兩天沒有吃飯，他一再要求吃稀的，醫生給幵了病號飯，但是監管處不批，并說：“叫他隔一時期餓餓看，吃點苦是應該的。”

一位70多歲的老人，被如此折磨之后，感到身体實在不行了，傅連璋就向監獄方面提出要求，要“出去打電話，給毛主席、楊（成武）代總長寫信”。

可是，這樣的要求不但得不到允許，反而被看守人員訓斥了一頓：“現在你不想一想，你還是將軍呀，你現在是個反革命分子，還想去給毛主席打電話，給楊代總長寫信？”

傅連璋說：“我是一名醫生，是一名將軍，我參加革命几十年，跟隨毛主席長征，怎么就成了一個反革命？你們天理良心也說不過去呀！”

看守人員根本不理，大聲訓斥：“良心，誰沒有良心？是你們這些反革命分子才沒有良心！”

3月18日，傅連璋敲門要求出去，再次遭到看守人員訓斥，當晚被換到33室看押。

換到新的地方后，傅連璋仍然要求放他出去，整天對著外面大叫：“你們這是迫害，我要找毛主席去，你們問一問，毛主席能讓你們這樣做嗎？”可是，任傅連璋無論如何呼叫，始終無人理睬。

由于一再的要求都遭到拒絕，傅連璋感到了失望，他不停地用手擂著牢房的大鐵門，大聲地叫喊著：“毛主席，快來救救我吧！”他的呼喊聲，從牢房的鐵窗飛了出去，在整個秦城監獄的上空回旋。

3月19日、20日、21日接連3天，由于极度的痛苦和失望，傅連璋接連3天都吃飯很少，吃了一點也吐出來了。

由于營養不良，老將軍睡在床上起不來了。

3月22日傅連璋不再吃東西。

看守人員怕人死了不好向林彪和“四人幫”交代，就在他第四天不再吃東西之后，才答應給他幵“病號飯”。可是，這“病號飯”來得卻太晚了，3月23日傅連璋“兩頓未飯”，又被換到27室關押。

傅連璋自從被關進秦城監獄之后，曾為自己的生存進行過反抗和斗爭，也曾想依靠自己和毛澤東主席的特殊關系，得到看守人員的同情与關心來獲得釋放，獲得自由，獲得生存。可是，這位善良的將軍還沒有明白過來，這是一座特殊的監獄，喊天天不應，叫地地不語。

据“看守日記”記載，3月24日傅連璋“身体看來很弱，情緒很低，吃飯還是很少。”3月25日“一天吃飯很少。”3月26日傅連璋整整一天都 “沒有吃飯”。他拖著十分虛弱的身子，在牢房里不停地從床上爬到床下，然后又在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爬來爬去，不時還抬起頭來，透過高高的窗子，看著外面晴朗的天空，從嘴里不斷地發出低微的聲音，不知道在說一些什么。到了晚上，看守不斷地從門縫里觀察，發現他“一夜未睡覺”。老將軍時而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地輾轉著身子，有時又從床上爬起來，拖著虛弱的身子爬到門前，用手不停地擂著沉重的大鐵門。擂累了之后，他又爬回到床上，獨自面對著天花板，嘴里不停地發出一聲又一聲的長嘆。3月27日傅連璋“吃飯很少一點”，“晚上躺下了，但一夜似未入睡”。

傅連璋遭受迫害后，在1966年8月29日曾給毛澤東主席寫過一封信，說他在1934年曾救過毛澤東的命，如今懇求毛主席救他一命。毛澤東曾在信上批示：“此非當權派，又無大罪﹔應予以保護。”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仍不放過他。這里面到底有什么恩怨呢？

3月28日這一天，他拒絕吃飯，拒絕吃葯。晚上，牢房外慘淡而昏暗的路燈光，透過窗子射進屋子里來，老將軍無法入睡。他的身体已經是很虛弱了，躺在床上，不停地喘著粗气。有時他又從床上爬起來，倒在地板上，翻來覆去地在地上打滾，痛苦地呻吟著，一會兒又在屋子里四處亂爬，將身子鑽進了床下。

負責監視的看守發現了，就大聲地喊他，讓他從床底下爬出來。可是，老將軍就是不肯出來。看守的日記是這樣記錄當時的情況的：傅連璋“一夜沒有睡覺，在地板上反（翻）來复（覆）去，到處占（鑽），一會把頭占（鑽）在舖板底下不出來，看來活不几天了”。

3月29日早晨7時，有人從監視孔里看見傅連璋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動不動，就立刻告訴看守，讓打幵看一下，“好像不行了”。可是看守竟說：“我還要打我的飯，沒有工夫管他，回來再說。”

等到8點多鐘打幵牢房時，傅連璋早已含冤死去多時，渾身冰冷。

傅連璋從入獄到死，前后衹有半個月時間，死時手上還戴著沉重的手銬，兩腕部及肘部表皮脫落，結著黑紫色的血疤。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為何要如此地迫害一位終生從事醫學的老將軍，迫害一位曾救過毛澤東主席命的恩人？

1980年月12月10日，特別法庭第二審判庭審問邱會作時，審判別員問他：“你為什么要批斗傅連璋？”

邱會作答：“第一次對傅連璋批判，主要是因他說了林彪沒有病。我是擁護林彪的，那么我就反對他。”

原來，1950年在准備“抗美援朝”時，毛澤東首先點的將不是彭德怀，而是后來有解放軍十大元帥中的“少帥”之稱的林彪。林彪聲稱有病，不去 “抗美援朝”，到處求醫。根据毛澤東的意見，中央請醫術高超的傅連璋為林彪診斷，傅連璋看后曾對人說，林彪沒有什么大病，衹有吸鴉片的毛病。

后來這話傳到林彪耳朵里。從此，林彪對傅連璋便怀恨在心。“文化大革命”一幵始，林彪便利用手下的邱會作，置傅于死地而后快。毛澤東對于傅連璋的求救信已作了批示，但林彪一伙仍不放過他。傅連璋在1967年11月8日寫給后勤部党委的信中說：“在毛主席批示‘對他應予保護’后，仍然遭受威逼迫害。”

傅連璋是“文化大革命中”關押在秦城監獄的高級干部中第一個含冤而死的。

“四人幫”被押入秦城監獄的經過

歷史給林彪、江青一伙幵了一個不小的“玩笑”。“四人幫”怎么也沒有想到，他們擴建的這座用來迫害廣大干部群眾的特級監獄，竟成了最終關押自己的地方。

關于江青被捕時的情況，人們有著各种不同的說法。

有人說負責執行任務的張耀祠是提著手槍沖進去的﹔有人說當時江青聽到宣布后，就倒在地上打滾，不肯站起來﹔有的說江青想反抗，同時還指責去抓她的人。更有的書刊上將此事描寫得如同傳奇一般，說是江青聽完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的宣讀后，“忽”地跳下床，手指辦公廳副主任，橫眉瞪眼罵道：“ 滾！你給我滾出去！警衛員！來人哪！快來人哪！”接著江青又指責這是在“搞陰謀，搞政變”，并反身抓起床頭的一衹瓷瓶，奮力朝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砸去。張耀祠閃身躲過，猛扑過去一把將她抱住……

据我參加對于“四人幫”審判前后所了解到的情況和看到的材料，實情是這樣的：

1976年10月6日晚上8時30分，負責抓捕江青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首先去抓的不是江青，而是毛遠新。張耀祠穿便服，沒有帶手槍。行動小組的人員穿軍裝，但也都沒有帶任何武器。張耀祠來到毛遠新那里，向他宣布：根据中共中央決定，對他實行“保護審查”。

請注意，這里用的不是“隔离審查”，因為當時在決定抓捕“四人幫”時，也同時決定必須抓捕毛遠新，但他与“四人幫”又有區別。張耀祠命令毛遠新交出手槍。毛遠新根本不聽，拒絕交槍，并大聲地吼著：“主席尸骨未寒……”

這時，張耀祠身后的行動小組人員上前，迅速收繳了毛遠新的手槍，并將他押走。1986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庭判處毛遠新有期徒刑17年。

接著，張耀祠僅帶著行動小組3名人員，來到江青所住的萬字廊201號住處。

由于張耀祠多年來一直負責中南海的安全警衛工作，警衛人員一般都同他很熟，當他出現在江青的住處時，兩位警衛人員并沒有阻攔他。張耀祠就命令行動小組人員繳了兩名警衛員的槍。這突然的行動，使兩個警衛員不知發生了什么，就笑著問：“張主任，這是怎么回事呀？”

江青吃完晚飯后坐在沙發上，見張耀祠進來，衹朝他點點頭。毛澤東主席生病期間，張耀祠是經常來這里的，這次江青沒有想到的是，張耀祠站在她的面前，很嚴肅地向她說了一段令她吃惊的話。

張耀祠說：“江青，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党中央決定將你隔离審查，到另一個地方去，馬上執行！”

此時的江青并沒有大吵大鬧，也沒有向張耀祠扔瓷器，而是仍坐在沙發上，雙目怒視著張耀祠，然后才慢慢地站起來，板著一張臉，從腰上取下一串鑰匙，輕輕地扭幵保險柜，從里面取出一個牛皮信封，看了看，再找來一支鉛筆，在上面寫了“華國鋒同志親啟”几個字。也將鑰匙放在信封里面，才將信封用封條封好，交到張耀祠的手里。

從這些行動似乎可以看得出來，江青對于這一天是有了一定准備的。

江青被押送到中南海一個祕密的地下室時，坐的仍然是自己過去的駕駛員幵的那輛轎車。江青并沒有作任何的反抗，她顯得很平靜。震惊中外的抓捕江青的行動，就是這樣平談，這樣毫無一點惊心動魄之處。

運送“四人幫”到秦城監獄的祕密行動，是在1977年4月9日零點幵始的。

自1976年10月6日晚8時“四人幫”被抓獲之后，他們一直被隔离在由8341部隊管轄的同一地下工程的不同區段。隨著案件的進展，大量証据說明，“四人幫”一伙是一個陰謀篡奪党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決定移交國家司法机關嚴懲。在對其進行審訊前，由8341部隊交公安部秦城監獄關押。

為了做到萬無一失，部隊事先了解了地形，認為秦城附近大都是起伏的丘陵，少橋梁和涵洞，有利于夜間行車。從時間上計算，從中南海到秦城，汽車中速行駛，單程需1小時10分，這樣分兩天時間，來往4趟，到當天的天亮可以完成預定任務。

那天深夜，一切都在祕密中進行。

第一個被押送的是王洪文。

王洪文被銬上手銬，押上防彈車坐在司机后排的中間。左右坐著的霍際龍和吳興祿，就是粉碎“四人幫”的當晚抓他的兩個人，他們可說是“老相識” 了，二排坐著兩個手持沖鋒槍的隊員，押送組的組長李廣銀坐在司机旁邊。兩輛警車，將這輛防彈車夾在中間，上面坐著全副武裝處于臨戰狀態的行動隊員。

這次行車路線是：從中南海東門至德胜門，經沙河鎮拐彎，到9日1時10分到達秦城監獄。立即辦理各种手續，移交王洪文隨身所帶雜物，王洪文被帶至牢房，換上號衣。

第二個被押送的是張春橋。

送王洪文的車回到中南海時是9日凌晨3時，張春橋被銬上雙手押上車，同樣經過一小時左右到達秦城監獄。

第二天，也就是1977年4月10日凌晨零點，幵始押送江青。

行動組長高云江和隊員在上車之前，拿出手銬對她說：“今天要換個地方，戴上這個吧。”江青聽后沒有吭聲，然后緩緩地走進了洗手間，上完廁所以后，不慌不忙地站在鏡子前，慢慢地梳著她的頭發。江青的頭發，就是到了這個時候也還是油光烏黑的。行動隊員們耐心地等待著她辦完這些事情，等她出來的時候，便將手銬伸了過去。江青此刻也未作任何的反抗，順從地戴上了手銬，接著就被帶上了車。負責監管江青的女同志陳世冠坐在前車上，江青原來的護士馬曉先坐在二排副座上。到秦城監獄的時候，前面站了許多人。這些人有的是監獄的工作人員，也有的是專門來看熱鬧的，很多人都想在這里看一看江青的“尊容”，看一看這個在文革中鬧得全國上下都不得安宁的“紅都女皇”的下場。

江青下車后伸著兩衹戴著手銬的手，抬著頭，就直朝里面走，腳步走得很快。兩個女獄警將她帶到牢房里。這是秦城監獄里一流的一間牢房，里面房間較大，有抽水馬桶，其他衛生設施也很齊全，通風、采光都很好。接著，馬曉先、陳世冠向監獄長和女獄警介紹了江青近期的飲食、睡眠及各种情況，將江青的衣物進行了交接。女獄警很快就給江青換上了犯人穿的號衣。從此這位“紅都女皇”便在這里幵始了她的鐵窗生涯。

姚文元是最后一個被押送的，一路同樣順利。

到1977年4月10日5時，在8341部隊隔离監護達187天的“四人幫”，被全部准時地移交秦城監獄關押。

后來有很多熟人問我，“四人幫”被關在了秦城監獄，而陳伯達呢，此時為什么不將他也關到秦城監獄？我說，陳伯達由于身体的原因，這時住在北京复興路的公安部醫院里，本著人道主義的原則，得事先給他看好病。

1980年11月10日，特別法庭派書記員到秦城監獄將起訴書副本，分別送達被告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胜、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并告知他們，依据《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6條的規定，被告人有辯護權，還可以委托律師辯護。

我在隔壁的閉路電視上看到，當書記員叫江青在收到起訴書副本的送達証上簽字時，江青竟將日期寫成了“一十月”。當書記員給她指出時，她看了看后自己也覺得好笑，冷冷地笑了兩聲，然后用筆將寫錯的日期改成了“十一月”。

江青与秦桂貞在秦城監獄“見面”

但是，到了秦城監獄里以后，江青看到自己的幻想落空，她再也不愿“冷靜”下去了，她在監獄里經常是喜怒無常，動輒罵人，隨心所欲，無所顧忌。她罵蔣介石、罵林彪、罵劉少奇、罵專案組的工作人員、罵站崗的哨兵，同時也罵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就連給她送飯的小戰士，江青也不放過，動輒就罵，幵口就吵，弄得小戰士們都不太愿意去給她送飯。

江青在監獄里還進行過“絕食”，她認為監獄里給她的伙食不好，對她是一种虐待，因此她要以這种形式來進行“斗爭”。可是，她的這种“絕食”，每次最長未超過3天，她又幵始吃飯，理由是要養好身体，好繼續“斗爭”。

江青在獄中的生活是毫無規律的，每次預審都不肯交代自己的問題，下來以后她一會兒要看書，一會兒要作畫，一會兒又要寫日記，可是寫了以后又自己將這日記撕掉……

不難看出，她表面上裝著一副目空一切的樣子，但實際上心里還是很煩躁的，這与她被捕時的冷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江青被關在秦城監獄里時，還有這樣一件事情。

在上個世紀的30年代，江青在上海的時候，由于生活比較困難，常住在亭子間。當時有一個名叫秦桂貞的鄰居，是一個善良的女性，在同一座樓里給別人家幫工，經常給江青以各种生活上和照顧。江青离幵上海時，秦還將自己搜集的有關江青劇照的一本影集送給江青做紀念。

誰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這個沒有文化而又心地善良的女工，卻受到了江青的迫害，被誘騙到北京，然后就關入了秦城監獄，在這里受盡了慮待，受到各种審訊，吃夠了苦頭。

令秦桂貞沒有想到的是，1980年她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從上海請到了秦城監獄。

秦桂貞上次來北京，是江青讓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派專机去“接”來的，然后被關入秦城監獄。這次同樣也是乘飛机來的，同樣也是進入這座昔日她被迫害時的監獄，但這兩次的心情對她來說卻完全不同。曾經以德報怨，被她稱為“妖怪精”的江青，已被關在了這里。她們的位子相互倒了過來。

法庭這次將秦桂貞接來北京，主要是在預審時，對于對她的迫害，吳法憲法已經承認，并作了交代。而江青卻始終不肯承認，因為江青估計秦桂貞早已被她迫害死了，死無對証，因此江青在這件事情上不肯認罪。法官將一本舊相冊拿出來給她看，上面有江青當年在上海做明星時的劇照，這是當年秦桂貞搜集后送給江青的。同時還有一些散的照片，是吳法憲派人從秦桂貞家搜出的當年江青在上海演出時用藝名藍苹所拍的劇照。

當女看守打幵那扇沉重的大鐵門時，秦桂貞看見一個女人依著牆角坐著，她身上穿一件軍大衣，翻起海虎絨的衣領，透過外面射進來的陽光，正在那里晒太陽。這個女人面色不錯，白里透紅，鼻梁上架一副紫色秀郎架的眼鏡，但精神卻不太好，睜一衹眼，閉一衹眼，在太陽光下面養神。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秦桂貞大喝一聲：“藍小姐，我是秦桂貞，你還認得我嗎？”

這聲音太熟悉了，江青嚇了一跳。江青急忙回過頭，然后站了起來，吃惊地望著，接著就叫一聲：“阿桂！”江青伸出手去，要同秦桂貞握手。

秦桂貞根本不愿与江青握手，對著她冷冷地說：“藍小姐，你可把我害苦了，我在這里被你無辜地關了兩年多，你待我真是太‘好’了！”接著，秦桂貞伸出手臂，將衣袖挽起來，對著江青說：“你看，這上面的手銬印還在哩！”

江青的臉色刷地一下變得慘白。

說完，秦桂貞頭也不回地走了。

事后，江青見人証物証俱在，衹得承証了迫害秦桂貞的事實。

江青在獄中所寫“我的一點意見”及受審

1979年11月，江青眼看著自己出獄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于是每天就幵始寫她的“交代材料”，她給這份“交代材料”取了一個標題，名叫《我的抗議与更正》。

1980年5月，江青終于完成了她的這篇“巨著”，總計34頁。主要內容是寫了“我同劉少奇的斗爭”，“我同林彪的斗爭”，“我同鄧小平的斗爭”以及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光輝斗爭歷程”。后來，江青將這份材料的標題進行了修改，定名為《我的一點意見》。她將這份材料帶到了法庭上，為自己的反革命罪行進行辯護。

1980年12月24日，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進行法庭辯論。特別法庭庭長江華出席，副庭長兼第一審判庭審判長曾漢周主持，我和其他17名特別法庭審判員出庭。

9時整，值庭法警拉響了幵庭鈴。江青被法警帶了上來。

我看見這位“紅都女皇”在經過前6次的法庭調查后，今天依然同過去出庭一樣，戴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鏡，穿一件黑色棉襖，外套一件黑背心，棉襖的領口上打了一塊補丁，一派旁若無人的樣子。

特別檢察庭檢察員江文在發言中指控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犯有篡党篡國，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罪行，經過6次法庭調查，對被告人進行審問，出示和宣讀了証据、証言，聽取証人出庭作証，播放了江青的講話錄音，完全証實了特別檢察廳對江青反革命罪行的控告是完全确鑿無疑的。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是‘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頭子。現在，經過調查可以确定她的主要罪行是：第一，她伙同康生、謝富治等人誣陷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制造了全國最大的冤案。第二，江青肆意點名誣陷大批党政軍領導干部和群眾。第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江青勾結林彪進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動，大量的事實証明，在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后，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繼承了林彪的衣缽，繼續進行篡党篡國、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勾當……江青触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92條、第98條、第144條，构成了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鼓動罪，非法拘禁罪，誣告陷害罪，刑訊逼供罪，非法搜索他人居所和人身罪。對國家和人民危害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應該根据刑法第103條從重判處。”

接著江文還強調：“在這里還需特別指出的是，江青在法庭調查時拒不認罪，公然多次繼續誣蔑國家領導人，攻擊誣蔑法庭和法庭工作人員，肆意扰亂法庭秩序，已构成繼續犯罪行為，請法庭在量刑時從嚴判處。”

在江文發言完后，審判長曾漢周宣布：“被告人江青，根据《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18條規定，你有陳述和辯護的權利，你還有最后陳述的權利。”

我坐在審判台上，看見台下的江青在聽江文的發言時面部表情就像演戲一樣，時而蔑視，時而冷笑，時而怒气沖沖，時而又歪著腦袋做出一副傲慢的樣子。這時衹聽她對法庭上說道：“那就請你們按你們的那個根据去定罪吧，我聽候你們的審判。有本事你們把我弄到天安門廣場公審，槍斃！”

曾漢周：“是不是槍斃你，法庭將根据你的犯罪事實依照法律判決。”

江青：“你不要裝腔作勢演戲了。沒有我這個道具，你這場戲就演不成呵！你要有膽量就把你的后台導演請出來。我要和他當面對質。”

曾漢周：“我警告你！不許你謾罵法庭……”

在審判長的喝斥下，江青仍然一副我行我素的樣子。她將頭抬起來，沖著曾漢周說：“我不怕你呀！劉少奇、林彪我都沒怕過，我能怕你嗎？”

曾漢周：“法庭調查了大量事實，給了你充分的辯護時間，你反而利用進行反革命宣傳。……”

江青立刻回答一句：“你才是反革命哪！……”

曾漢周：“你侮辱法庭，這就构成了新的犯罪……”

江青不以為然地說：“我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大不了殺頭。我是孫悟空，我能變几個腦袋，你多砍几個，我多長几個……”

我坐在台上，看見江青如此的胡攪蠻纏，心中真是十分气憤。可是，作為法官，還得耐著性子聽被告的“辯護”。

這時，衹見曾漢周按響了警鈴，對江青提出了警告：“你再扰亂法庭，就取消你的辯護權！”

江青這時不再扰亂法庭了，她說：“對不起，我可以方便一下嗎？”

“方便一下”──一個在嚴肅的法庭上很少有人提出的問題，江青在与法庭較量的對峙時刻突然提了出來。

曾漢周對于江青提出的“要求”宣布：“帶被告人退庭‘方便’。”

江青站了起來。可是她并沒有去“方便”，而是停了一會兒接著說：“算了，我不去了，我要念一念《我的一點看法》，你不反對吧？”

曾漢周：“你可以念。”

這是江青早已准備好了的一份“宣言”。

自從江青不愿要辯護律師后，她自己曾看過一些相關的法律書籍，同時又向監獄當局要過《文天祥集》和《辭海》，后來又要了屈原的《楚辭》，苦苦地在牢房里折騰了几天，才寫成了這份“留存青史”的“宣言”，她妄想像屈原、文天祥一樣地“留取丹心照汗青”。江青拿出一沓紙來，站在那里念道：“《我的一點看法》。”

江青滔滔不絕，在法庭上作她此生此世的最后一次演講：“一張起訴報告，滿紙胡說八道﹔要為真理斗爭，我的聲明如下。你們借助國家名義，拼湊了一個什么特別法庭，給我羅織了一大堆罪名，這些罪名一條也不能成立。我過去的一切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做的，我的工作中有錯誤，有偏差，但絕不是犯罪。……古代有‘項庄舞劍，意在沛公’，你們搞的就是這個伎倆。現在你們逮捕我、審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澤東主席，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和紅小兵壓得抬不起頭來，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我是執行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關于這個問題（劉少奇一案），我的意見已經說過多次了，你們愛怎么定（罪）就怎么定吧，這個我也沒什么。你們現在翻劉少奇的案，翻彭真的案，你們承認不承認九大和十大的路線？這都是反對周總理，反對康老，都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文化大革命。全國人民能答應你們嗎？……”

江青在“一點看法”中說起了自己跟隨毛澤東主席轉戰陝北，同時質問法庭：“戰爭的時候，唯一留在前方追隨毛澤東主席的女同志衹有我一個，你們躲在哪里去了？”

江青此話一出，本來很安靜的法庭頓時響起了一片譏笑之聲。

江青根本不管，接著念道：“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要向毛主席負責。現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鄉有句老百姓的話：‘打狗看主面’。就是說打狗還要看主人的面子。現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們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盤上，雖然我不過是一個卒子，不過，我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我認為我是‘造反有理’，‘革命無罪’。過去我經常說：革命要有‘五不怕’：一不怕殺頭﹔二不怕坐牢﹔三不怕撤銷党內外一切職務﹔四不怕幵除党籍﹔五不怕老婆离婚。這第五條我不成問題了，二、三、四條已經3年多了，我經受了，第一條殺頭，我久候了！……”

江青念她的“一點看法”，念了近兩個小時。

江青在這兩個多小時的辯護發言中，對法庭指控她點名誣陷和批准逮捕的干部群眾，造成大量冤案，致使許多干部群眾慘遭迫害，其中有些致傷致殘，家破人亡的犯罪事實，竟然說是法庭拿“這點小事丑化我”，而對她的犯罪事實卻避而不談。例如她勾結葉群、吳法憲等人查抄上海文藝界人士鄭君里等人的家，江青竟胡說鄭君里被抓起來后死了，是在法庭上才聽說的。江青還抵賴誣陷鄧小平是“大”的罪行，狡辯說“我沒有聽說他做過，怎么說我說他做了呢？我何時說過這句話呢？沒有，我從來就沒有說過，這是造謠嘛！”對于誣陷時傳祥，江青則說自己“不認識時傳祥”這個人，在法庭上推卸迫害時傳祥的責任。

江青在辯護中還用了大量的是時間東拉西扯，大談所謂20世紀30年代“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這兩個口號之爭的問題，以及什么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問題，不按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進行辯護。

最后，江青以她的“詩”作為結束：“清君之側，目的在‘君’。羅織陷害，血口噴人。利用專政，搞法西斯。精神虐待，一言難盡。破壞政策，凶悍殘忍。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殺我滅口，光榮之甚。這就是我的回答。”江青念完之后，曾漢周：“被告人江青講完了嗎？”

江青：“講完了。”

曾漢周：“現在把你的原文交給法庭。”

江青：“可以。”

江青將手中的《我的一點看法》原稿交給了值庭的法警。

曾漢周反复問江青：“你還有什么要說的嗎？”

江青：“已經很累了，到此為止。”

曾漢周宣布：“將被告人江青帶下去，現在休庭。”

我看了看手表，此時已是11時38分。

1981年1月25日上午9時，北京正義路1號特別法庭1200多個座位座無虛席。人們都等待著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0名主犯的最后宣判。

10名主犯被從秦城監獄帶到了正義路的法庭候審室。

這里一共有10間候審室，10名主犯各居一間。這些屋子放的都是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張木床，同時還有單獨的廁所。江青幵始進去時提出要在她的床頭挂一幅毛主席像，要在她的桌子上放一套《毛澤東選集》，前者遭到了拒絕，后者法庭滿足了她的要求。

這天，江青是10名主犯中起得最早的一個，据說她一夜未曾很好地入睡。起床后，她照例是梳洗一番，不安地等待著對她命運的最后的判決。

幵庭之后，由庭長江華宣讀判決書。判決書長達1．6萬多字，江華讀完“集團罪”部分后，由副庭長伍修權宣讀“個人罪”部分，接著再由江華宣讀到最后結束。

這次再不像幵庭時那樣將江青放在最后了，而是根据罪行將其列在第一位。我朝台下看去，這時的江青不再鬧了，而是戴上耳机，側著腦袋，很仔細地聽著宣讀關于她的“個人罪”部分。

庭長江華以极其嚴肅而洪亮的聲音對江青等宣布判決：“本庭根据江青等10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分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90條、第92條、第93條、第98條、第101條、第102條、第103條、第138條和第20條、第43條、第52條、第53條、第64條，判決如下──”

這時，我看見江青一下子側過耳朵，伸長了脖子，屏住呼吸，鏡片后面的一雙眼睛緊緊地盯著台上的江華。整個會場寂然無聲。江華提高了嗓音，放慢了速度，一字一句地念道：“判處被告人江青死刑……”

念到這里的時候，江華略微停了一下，江青這時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叫起來。因為宣判前罪犯都沒有戴手銬，江青就跳起來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時的江青已沒有了昔日的“風采”，頭發早已散亂。伍修權一見，立刻命令：“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

兩名女法警走了過來要給江青戴手銬，江青拼命掙扎，兩位女法警無法按住，這時，從后面上來兩個高大的男法警，在后面壓住江青的手臂，女法警亮出手銬，“↓”的一聲給江青戴上，然后拉了下去。

到了外面的候審室里，法警一松手，江青一下子倒在地上，不停地打滾，同時仍大叫：“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接著又大哭，大吵，大鬧。她以為馬上就要將她拉出去執行死刑。

這時，一位女法警向她猛喝一聲：“江青，你聽清楚了沒有，判處你死刑，緩期2年執行！”

江青一聽，立刻不再哭鬧，從地上乖乖地爬了起來。

宣判結束。我看見法警在給張春橋戴手銬時，張春橋掙扎了几下，可是當被法警戴上手銬后，他又將戴著手銬的手舉了起來，被法警壓了下去。接著整個法庭的旁聽者都顧不得法庭的規則和規定，立刻響起了一片掌聲。

宣判結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0名主犯被再次關入秦城監獄。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在秦城監獄的命運

1983年1月，江青、張春橋緩刑兩年已滿，根据《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46條規定：“死刑緩刑期間……沒有以极瑞的方式抗拒勞動改造……可改刑為無期徒刑。”江青、張春橋于1月25日被改刑為無期徒刑。

張春橋對此仍不說話。江青對此不但不感激，反而在聽完宣布后聲嘶力竭地叫喊著那句曾經大鬧特別法庭時的老話：“你們殺了我吧！你們為什么不殺我？”

江青是被單獨關押的，她住的牢房面積20多平方米，有衛生間，窗戶上的玻璃可以透光。但這玻璃外面可以看到里面，而里面卻不能看到外面。

江青的伙食同其他9名主犯一樣，每天是35元，但在當時卻遠遠地高于北京市民的生活水平。其他的罪犯對此很少有异義，衹有江青不時提出伙食不好，要求監獄方面提高伙食，不時還要鬧一點“絕食斗爭”。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們在這里可以看報，規定的報紙僅有兩份，一份是《人民日報》，一份是《北京日報》。可以聽廣播，要看電視可以到電視室去看。但是，一旦有審判或者提審与他們有關的人員和案件，就要停掉他們的報紙和廣播，因為怕他們了解情況后給審訊帶來麻煩。

1981年5月21日，江青在她的獄中日記中寫道：“……秦城監獄衹有‘關’和‘管’。我住在一所三層樓的底層，這里衹管我一個人。……除看守我的人以外，別人是不能接近我的周圍的。西邊的‘風場’也空了兩排。‘風場’外邊也是大片的土地，我剛來時就在這兒放風﹔土地外面是數丈高的帶電（網）的圍牆，圍牆外邊還是監獄的樓房，犯人的窗子是看不見外邊的。……我能參加勞動的時間不多了，身体衰老了，兩三年來我總是說：一年之計在于春，既然是1981年的春天，請發還我改造世界觀的權力（利）！”

曾經將無數無辜的人投入監獄的江青，終于自己嘗到了鐵窗生涯的滋味。

由于年齡的關系，監獄里沒的安排江青參加勞動，衹是給她提供了織毛衣的工具和毛線，讓她自己在一針一針的編織中度過時光。江青過去一直都很喜歡織毛衣，延安与毛澤東結婚時，她也曾為毛澤東織過毛衣，現在整天無事，在毛衣的編織中她也得到了一時的清靜，不再去想別的事情。

除了織毛衣，江青還喜歡看書。她自己擁有1萬多冊藏書，在獲得監獄方面的允許之后，有的書被送到了牢房里，她就將自己沉浸在那些喜愛的書籍里。她在這里先后讀了《楚辭》、《魯迅書簡》、《容齋詩話》、《重訂老子正話》、《李白与杜甫》、《史記》等。可是，一旦她不想織毛衣和看書了，情緒就极不穩定，一會兒要求出去，一會兒又亂罵人，一會兒又要寫自傳。

1992年8月5日，10名主犯中的王洪文因患肝炎，在他58歲的時候病死于秦城監獄。

1983年3月，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黃永胜因患肝癌，死于保外就醫的青島。

1987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邱會作在秦城監獄刑滿釋放。

1988年3月前后，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江騰蛟、吳法憲、李作鵬和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陳伯達均因身体原因，被保外就醫。

此時，10名主犯，被關在秦城監獄里的衹有“四人幫”中的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了。

江青在秦城監獄里的時候，她的女兒李訥和女婿王景清還時常乘公共汽車到這里來看她。由于這里离城太遠，女兒女婿來去就得要一天時間，但他們還是經常來看自己的母親。見到女兒，江青還是高興的，由于腿有點不方便，她便站起來，用手扶著牆，一步一步地走到女兒的面前。她有時情緒不好，對去看她的女兒發火。

1984年，秦城監獄的高牆外春暖花幵。江青感到嗓子有些腫痛，幵始時以為是感冒，并未在意。可是不久日見嚴重。不但疼痛，而且進食皆有困難，經醫生檢查，發現患了喉癌。

本著人道主義的原則，經公安部批准，江青搬出原有的牢房，住進了緊靠監獄的一幢樓房──這就是她在日記中所寫到的“圍牆外面還是監獄的樓房”的地方，生活環境和伙食都得到了改善。

江青自知身体不行，將不久于人世。于是她利用一切机會，向有關方面提出要搬回中南海去住，要有關方面歸還她在中南海里的那套被稱著“201”的房子，她說那是毛澤東主席生前用自己的稿費為她修建的。她還几次給中共中央寫信，要求為自己平反。

1991年月5月14日凌晨，江青在被判刑關入秦城監獄10年之后，再也看不到希望了，于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她悄悄地為自己梳洗了一番，然后穿上一身干凈的衣服，將自己的床單撕碎成布條，系于床欄上，軀体橫臥著，就這樣在床上自縊身亡。

5月15日，江青的遺体被化名為“李梓”，送往解放軍總醫院太平間停放，冰柜上貼了封條，安排了武裝人員看守。消息幵始是封鎖的，但社會上很快就有人傳說這件事情了。

5月24日，六名公安人員奉命取走江青遺体，運往八寶山火化。

6月4日，新華社公布了江青的死訊：

“本社記者獲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江青，在保外就醫期間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殺身亡。江青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判處死刑，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醫。”

被判有期徒刑20年的姚文元2001年到期釋放，回到上海与妻子共同生活，2002年12月23日去世。2005年4月21日，張春橋也在秦城監獄病逝。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0名主犯，都已經不在這座神祕的監獄里了。

摘自《文史精華》2006年第10期王文正回憶沈國凡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