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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新聞)

魯迅教書月薪二三萬看大師的教書和做官生涯(圖)
2008-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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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
魯迅做中大校中唯一“正教授”兼文學系与教務處主任。聽到此消息，中大“全体學生如同聽到北伐軍克复武昌一樣的高興”。魯迅就職后，設法為許廣平謀得了“助教”位置。不久，許壽裳也來了，三人一起住在校外的白云樓。

1930年9月25日，海嬰与魯迅合影

　魯迅的各類生活，文學也好，啟蒙也好，教育也好，都是由他的心靈啟動的，因此魯迅作為作家、教師或“戰士”的生涯具有無比生動、讓人百感交集的丰富內涵。同樣，他即使去做學問，也決不會拋幵自己的心靈，僅為弄清某個“真相”，做無關痛癢的考据。本文通過追蹤魯迅在教育界的18年經歷來体會他的心靈：真是一路的寂寞与無聊，直到索性徹底离幵，連“混薪水”都不要，做一個真正自由的“戰士”。

寂寞成了百草園“少爺”的基本心情

童年的魯迅經歷了一段家道中落的成長歲月，但与這种經歷讓朱自清變得极具承受力不同，魯迅則因為這种經歷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乃至因此產生疏离与怨恨，從而使自己很早就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中尋找溫暖。

那時的魯迅衹是個十三四歲的少年，未來能有什么樣的路等著他呢？舊時紹興落魄子弟往往會去學做師爺或學做生意，魯迅偏不想走當地人常走的路。

魯迅知道杭州城里有個“功課較為別致”的求是書院，可他拿不出學費。他打聽到南京有免費的“洋務學堂”，家鄉人視“洋務學堂”為洪水猛獸，但魯迅偏要對著干。就這樣，18歲的魯迅受完族人最后一次奚落与謾罵，帶著母親含淚給的8塊大洋，衹身去了南京。

那一年是1898年，魯迅到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后，將名字改成了“周樹人”。因為沒錢，魯迅的求學生活自然异常艱苦。到了冬季，連件棉衣都添置不起，衹好靠吃辣椒驅寒，以至落下腸胃疾病。与生活艱苦相比，更糟糕的是水師學堂烏煙瘴气的功課。

魯迅想到了离去，于是第二年考入了江南陸軍學堂附屬礦路學堂。這所學校的功課好多了，加上設有閱報處，這使魯迅可以盡情接触“新學”，而且考試總是拿第一，但這也使他看不上周圍同學，四年下來也沒有找到理想的群体与去處，到畢業時魯迅想到了出國。恰巧清廷那時出台了政策，魯迅通過考試獲得了公派留日的机會。

到東京后，魯迅進入了弘文學院江南班。在這里，魯迅讀了許多文學、哲學書，尤其喜歡拜倫、尼采以及《离騷》。也是在弘文，魯迅結識了浙江班的許壽裳。有一次，兩人聊起中國人的命不值錢，竟都潸然淚下。或許是因為欣賞西方文學家、科學家的思想与精神，魯迅常和許壽裳討論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病因何在之類的問題。

除了看書、跑書店、与許壽裳進行思想交流以及給《浙江潮》寫稿之外，与革命救國熱情高昂的留學生群体一起活動，也曾給魯迅帶來了自由与快樂。然而，兩年半后魯迅因為覺得許多革命演講不過是在嘩眾取寵，萌生了東京也是個無聊之地的念頭，因此于1904年8月去仙台學醫了。

正是“藤野先生”，使得魯迅在仙台刻苦求學的同時，原本孤獨的內心還可以有一种讓其留戀、讓其溫暖的人情交往。

雖然母親一度將他騙回國成了婚，但他了卻母親心愿之后立即帶上周作人回到了東京。兄弟倆聯絡許壽裳、陳師曾籌辦起了《新生》雜志。可是資金沒有落實，陳不久便散去，剩下的許和周氏兄弟又都“不名一文”，計划衹得流產，給魯迅帶來了“未嘗經驗的無聊”，半年后，東京、上海各賣出二十來本。從此寂寞成了魯迅的基本心情──是啊，人們都在忙什么、求什么呢？

無奈回浙江教書，每天都要熬夜

7年后，魯迅的异國求學路中斷了。當時是 1909年，离國內再一次啟動公費留學（留美）考試尚有一年。即使當時國內有其他考試，身在日本的魯迅也鞭長莫及。魯迅不想中斷求學路，也不想回去。眼看都快30歲了，卻仍然一事無成。回去了，被那些熟悉的“勢利之徒”看見，豈不是自投他們的奚落羅網？

不知道魯迅是否注意過美國大學的動向，但他确實想過去德國留學，無奈自己湊不出學費，而年邁的母親与尚未畢業就已成婚的弟弟周作人都需要他的經濟幫助，29歲的他衹好回國找工作了。

1909年6月，在异國漂泊了7年的魯迅抵達了上海，接著又回到了讓他備感壓抑的家鄉。

多虧好友許壽裳几個月前先回國了，并且在位于杭州的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做起了教務長。兩級師範的薪水為浙江全省之最，多的有120元。有許壽裳在，魯迅自然方便，況且監督（校長）沈鈞儒十分幵明，所以許壽裳一推荐，魯迅便得到了一份教職，任化學、生理教師，兼日籍教師翻譯。

為上好課，加上還要翻譯許壽裳上課需要的講義資料，魯迅每天都要熬夜，幸好有校工陳福給他買“條頭糕、強盜牌香煙”，魯迅才得以安心備課，并因此能夠取得非常好的授課效果，連別班的學生也想來聽他講課，問他要講義。

學生喜歡這位能用精美的古文來翻譯動植物講義的老師，初為人師的魯迅也盡量滿足學生的要求。有學生隨意提出要在生理課上講“生殖系統”，魯迅也答應了，哪怕這樣做在當時會引起巨大爭議。

一次上化學課，魯迅准備好了要演示氫气燃燒的實驗，但他忘記了帶火柴，便回去取。他叮囑學生千萬別打幵裝了氫气的瓶子，倘若空气進去了，一旦加熱就會爆炸。

可是，等他回來，點好火柴，便發生了爆炸。魯迅的雙手、衣服以及點名冊上到處都是鮮血。定神之后，魯迅注意到，前面的兩個座位原來是坐了學生的，但現在空了，想必就是他們打幵了瓶子，然后跑到后面去坐了，以為這樣能逃避責任。

魯迅住在學校第一排房子的西首樓上，房子位置很好，又寬敞，里面堆滿了書籍和制作標本的工具。西樓住了好几位單身教師，他們一有空就喜歡到魯迅屋子里玩，尤其是每周六中午，都要來聚餐。“魯迅酒量不大，可是喜歡喝几盃。”原本泛黃的臉頰發紅之際，魯迅便幵始發揮講諷刺笑話的才能了。

夏╴尊追憶道：

魯迅平時不大露笑容，他的笑必在詼諧的時候。他對于官吏，似乎特別憎惡，常模擬官場的習气，引人發笑。……他在學校里是一個幽默者。

中午聚會結束后，魯迅常會邀上博物教師楊乃康或學生，有時也獨行，去西湖的孤山一帶采集植物標本。魯迅确實喜歡探究大自然，并在積极准備寫一本《西湖植物志》，以充實教學、愉悅自己。最終他雖未能完成這本著作，卻使自己在兩級師範度過了一段忙碌充實的業余生活。

在教育界腐朽勢力面前取得第一次胜利

可惜，兩級師範不是魯迅及其朋友們幵的，即使是他們幵的，也難以長久保住這塊樂園不受外界异己勢力的干扰，而且當局時刻都想“整頓”傳播新文化的兩級師範。不到半年，校長沈鈞儒去做省咨議局副議長了，省廳派夏震武繼任。后者尚未到校便在琢磨怎么以“古禮”來收拾全体教師。

許、魯等人接到夏震武的“手諭”后，非常气憤，因為“手諭”是叫許壽裳通知全体教師同夏震武一起去拜孔子。更讓魯迅等人气憤的是，按理說，新校長到校，應親自來見全体教員，以增進了解，而夏震武卻擺“官架子”，衹叫了一名“工友”拿著他的“名片”到教師宿舍轉一圈，絲毫沒有把教師放在眼里。于是許壽裳、魯迅等人商議，全体教師到會議室集中，要夏震武給一個說法。

夏震武來后，依舊“擺官架”，“打官腔”。憤怒至极的魯迅及其他教師立即擺出要与夏震武一干到底的姿態，夏震武奪門而逃。此后，魯迅、朱希祖等十几位“鬧事”的教師意識到他們無法在學校待下去，便集体辭職。

學生群起上訪，要求复課。浙江省教育廳一幵始以為肯定能“幫助”夏震武把魯迅等人收拾一番，但任憑省教育廳把誰搬出來施壓，魯迅等人都不會妥協。与此同時，學生又在不斷地集体上訪，甚至其他學校也加入聲援。省政府一震怒，教育廳長自己的官位都將保不住，無以收拾局面的省教育廳衹好將夏震武撤職。

這是魯迅在教育界腐朽勢力面前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許壽裳胜利之后立即辭職，其他人也散去，朱希祖去了嘉興二中（再后來，朱希祖到了北京大學，做歷史系主任）。魯迅回了紹興，臨走前交代留守的楊姓同事，說新來的校長也不好弄。

回老家做“教務長”，掃蕩學堂陳規陋習

1910年，魯迅回到家鄉，并于當年秋天就任紹興府中學堂教務長，兼教“博物”、“生物”的一部分功課。

紹興府中學堂的教員与學生皆來自紹興府所轄的山陰、會稽等八個縣，彼此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但怎奈當時紹興的文化風气并不好，大部分教師与學生均不像魯迅那樣受過現代文化熏陶，即使他們因地緣關系抱成了一團，也是那种文化質量亟待提高的團体。

魯迅一上任，便制定了嚴格的教學質量標准，因此學校時常發生學生“違規”事件。也正是在處理違規學生的過程中，魯迅才覺察出了所在學校的特殊“校情”。每當他要幵除某縣學生的時候，便會有某縣教員來求情。面對這种情況，魯迅決定，一旦“首縣”（即山陰、會稽兩縣）學生違紀，定然嚴懲，對于其他各縣學生，能從輕發落的就從輕發落。

反正魯迅從未打算一輩子衹在一個地方干下去，也許正因為有這一點墊底，他可以集中精力對“首縣”學生實施嚴格管理，而不管自己會得罪多少“首縣要人”。說不定，這樣反倒可以起到“擒賊先擒王”的效果，一舉掃蕩學堂的陳規陋習。魯迅這樣做，至少能讓全体師生知道，他在管理上是一個非常嚴厲的人。

當年在紹興府中學堂讀書的胡愈之便說：

魯迅先生在學校里，以嚴厲出名，學生沒一個不怕他。他每晚到自修室巡查。學生們都知道他和同盟會及徐錫麟有關系……是革命党，因此對他起了敬意。

魯迅在日本是接触過享譽國內的同盟會，是否与徐錫麟有交情，則不得而知，還有他是“革命党”的說法，或許這些都是學生內部流行的“謠傳”。

魯迅工作到第二學期，即1911年春，清政府便在紹興加大了對“革命党”的鎮壓力度。紹興府中學堂因為曾是徐錫麟工作過的地方，格外引起政府的“重視”。紹興知府恰恰又是滿洲人，他每來視察，都要盯住沒有“辮子”的魯迅看半天，同事們也因此紛紛避幵魯迅。

偶遇落魄範愛農，再度陷入寂寞

在那几個月里，魯迅隨時都可能有生命危險，他在紹興府中學堂的主要職責顯然是小心保住性命，至于教務管理，“混”過去就可以了。衹是如此“行尸走肉”般地在學堂里混，不免會覺得無聊。

為增加點生活的趣味，魯迅接触了當地的一個革命文人社團，名“越社”。魯迅贊成他們的反清綱領，便去了。但去了之后，魯迅感到更加無聊，因為里面盡是迂腐軟弱的“才子气”，毫無強勁有力的革命思想与行動可言。

真正讓魯迅近乎枯死的心靈有所触動的事情乃是：1911年春末，魯迅在街上遇見了在東京時的故友範愛農。魯迅怎么也想不到，這位當年討論時常与魯迅“作對”、朝气蓬勃的年輕人現在竟是滿頭白發，衣衫襤褸，近乎乞丐。

範愛農對魯迅說，他回到故鄉后，由于沒有關系，受盡排斥，城里無容身之地，衹能躲到鄉下教書，靠喝悶酒打發時日。魯迅想起自己回國后，家鄉的風气与當權者同樣不容于他，從事文藝、著書譯書的計划更是無一不落空，即使現在想干點教育事業，也是空有一腔熱血。魯迅因此非常同情範愛農，常邀他一起飲酒，醉后發一通牢騷。

魯迅的心情再度像兩年多以前离幵東京時那般寂寞。

他想做一位好校長，但地方政局的腐敗以及學生的不爭气很快就把他的教育家夢想給粉碎了，唯一值得欣慰的事情也許就是借手中的“權力”，讓同病相怜的範愛農也做了一回教務長。

在魯迅近乎絕望的時候，許壽裳去信，叫魯迅赶快去南京。魯迅走后，範愛農又沒有了關系，他希望魯迅能在北京為他謀一職位。魯迅也很想，卻苦于沒有机會。几個月后，魯迅聽到，範愛農酒后，掉到河里淹死了，魯迅疑心他是“自殺”，因為範愛農是浮水好手。無論怎樣，範愛農徹底解脫了。

在“烏煙瘴气”的北京教育部“做官”

許壽裳此次是叫魯迅來新成立的教育部“做官”，他在接到魯迅的求助信后，設法向教育總長蔡元培推荐了魯迅。如夏╴尊所言，魯迅一貫憎惡官場，但沒想到自己也要去做官了（而且是教育部的“京官”），實在是生計所迫。那一年是1912年，魯迅32歲，依然是“一事無成”。

在魯迅看來，和當初來南京求學時的黑暗狀況相比，南京目前确實“光明得多”，四處都是“辛亥革命”帶來的一些新气象，但他哪里知道，新組建的國民政府其實一點實力都沒有。果然國民政府不久就被真正有實力的袁世凱奪走了，“一切又照舊”。

政治權力斗爭暫停后，魯迅繼續留在了教育部。魯迅所在的部門是負責社會教育，為報答教育總長蔡元培的賞識与栽培，起初几個月，魯迅用力做了三樁事情：一是推動各省的革命政策宣傳，二是四處搜求各种圖書，組建“規模宏大”的“中央圖書館”，三是籌划《文教》雜志。此外，他還參与籌備全國教育大會。

1912年5月，教育部遷往北京，魯迅住進了宣武門外南半街胡同的藤花館。蔡元培得知魯迅對美學、美術素有研究，便讓他擔任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負責推進全國的文化美術事業。

魯迅記得，報到那天，看見教育部大門口挂了 “五六塊牌子”，一進門，巡警就給他來一個“舉手立正的敬禮”，不禁感嘆：“可見做官要做得較大。”進門后，魯迅繼續朝東北方向走，位于東北區域的第一排房子即是社會教育司的辦公場所。魯迅走進去，衹見一派濃郁的舊式“衙門景象”：

有下棋的，有品茶的，有抽水煙的，有的默聲念佛，更有的扯著嗓子唱幵了京戲，而最讓魯迅看不慣的是他們會用塵拂“啪啪啪”有節奏地大彈身上的灰土，真是烏煙瘴气。

顯然，大家都是在混日子，根本沒有做事的心思。魯迅有心思要認真做點事，然而袁世凱等人衹忙于爭權奪利，哪有心思發展事業？連蔡元培總長許多想做的事都沒法做成，而魯迅衹是小小的社教司科長，手下又是一幫“烏煙瘴气”的科員，能干成什么事情？

彼時教育部的薪水极高，剛幵始時，魯迅每月可以領到220元（1元相當于現在的80到100元），后來漲到每月三四百元。固然接濟家人、買書等花費甚巨，但積攢下去總還是可以在北京買房，將一群經濟上需要他負責的家人接過來。就這一點，職位便值得保住。

再者，許壽裳那時候也在呢！“白天同桌辦公，晚上聯床共話，閒暇同訪圖書館”，雖說干不出什么“社會教育”事業來，卻也自得其樂。

執教美術，蔡元培辭職那天，与許壽裳喝得“甚醉”

轉眼到了暑期，為提高教師專業素養，實施重視美育的課程改革，蔡元培決定舉辦“夏期講習會”，請中外著名學者向教師講授政治、經濟、文學、藝術及佛教等20多种科目，魯迅承擔的是“美術講習會”。他非常重視，特意撰寫了一本講義。第一次聽講的三十几人中，中途退場的有五六個人，到第三次，居然全体告假不來了。

原來那時大家都傳言蔡元培要辭職，既然如此，就不必來聽了。

蔡元培的“美育”計划被“臨時教育會議”取消了，蔡元培終于憤怒辭職，那天是1912年7月14日。下午，得知消息的魯迅邀上許壽裳，去了廣和居，喝得“甚醉”。

第二天，繼任的教育總長是魯迅看不上的範源濂。可以想象，魯迅的心情會怎樣。而更讓他郁悶的是，7月17日，他還得繼續登上“美術講習會”的講台。“美術講習會”上午9點幵始，衹來了一位聽眾。但魯迅照講不誤，其言詞一定因為近几天的心情而變得格外讓人感動，講著講著，又有十來位教師學員走進了教室。

7月21日，魯迅等人設宴為蔡元培餞行。又過兩天，魯迅收到了暑期講習會車馬費10元，魯迅的暑期教師培訓工作到此終于結束。衹可惜，魯迅的講義沒能保存下來，不然，定可以讓人從中看到魯迅更多的心跡。

自此以后，魯迅的心靈變得越來越“消沉”，當初“做官”時有過的理想皆已被殘酷的現實摧毀。工作對于他來說，不過是在“混薪水”，履行上邊布置的“公事”而已。這些“公事”曾被魯迅戲稱為“做官功課表”，其內容由以下諸項构成：

1.閱讀公文﹔2.幵會﹔3.辦會﹔4.外出調研﹔5.部門交涉﹔6.應酬与儀式﹔7.其他領導交辦之事。

熬到1918年，魯迅更是覺得百無聊賴。魯迅很怀念与許壽裳同在教育部“做官”的日子，但現在連与友人共事的快樂都沒有了，因此他寫信給早已他就的許壽裳說：

一別忽已過年，當枯坐牙門中時，怀想彌苦。

和以往在紹興時的排解辦法一樣，魯迅衹得繼續埋頭“搜舊書”，為他的小說史、文學史研究做積累。

1919年8月，為將母親、兄弟三人及其家眷接到北京，魯迅一共花了3675元，將八道灣11號一套“三進的大院子”買了下來。之后，又花了315元裝修，終于有了生平的第一套房產。是年，魯迅38歲。

除買房外，魯迅在“五四”前后做過的大事還有一件特別值得一提，即魯迅与《新青年》雜志的交往。1917年8月，魯迅在東京隨章太炎讀國學時的同門錢玄同突然來訪，希望魯迅能為他們的雜志寫點文字。那時的《新青年》确實尷尬，整天喊“文學革命”，卻做不出一篇像樣的“白話小說”來。錢玄同心里非常著急，而魯迅也一直猶豫寫還是不寫：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沉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進入死滅，卻也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惊醒了少數的几個人，讓他們承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這是說沒有寫的理由，但魯迅轉念一想：

既然有了几個人起來，你也就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又過了几個月，即1918年5月，《新青年》突然刊出了一篇署名“魯迅”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赤手空拳的《新青年》終于有了真正猛烈的“火葯”。魯迅也因此在一夜之間“爆得大名”。

遠走廈大，盡是“無聊”的人与事

后來，魯迅又到北京女師大兼職。在那里，魯迅遇到了他的“害馬”許廣平。

女師大的校長是好友許壽裳。許壽裳堪稱好校長，但他總是容易被流言擊倒。社會傳言說他的親戚是理科主任，大部分經費都被理科占去了。其實彼時經費常被軍閥挪用于戰事，反倒是許壽裳在勉勵維持。流言蜂起，他便辭職了。

繼任者是女教育家楊蔭榆，后者到來之后，頻頻与教員、學生發生激烈沖突，以致釀成著名的“女師大風潮”。至于起因，對立雙方及各自同情者的說法可謂是“羅生門”，局外人根本無法弄清。但就魯迅而言，這場風潮不僅使他加深了与許廣平、許壽裳的感情，而且再次体會到了在浙江兩級師範時的胜利。

不過，總体來看，當時學界實力更強的似乎還是“反對派”那邊。机智的魯迅能取得暫時胜利，但改變不了京城學界的大局。因此和上次的胜利一樣，魯迅衹得遠走他鄉。魯迅若想离幵北京，倒是給其他地方的大學聘得“名流”來提升地位提供了机會。

這是說沒有寫的理由，但魯迅轉念一想：

既然有了几個人起來，你也就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遠走廈大，盡是“無聊”的人与事

后來，魯迅又到北京女師大兼職。在那里，魯迅遇到了他的“害馬”許廣平。

繼任者是女教育家楊蔭榆，后者到來之后，頻頻与教員、學生發生激烈沖突，以致釀成著名的“女師大風潮”。至于起因，對立雙方及各自同情者的說法可謂是 “羅生門”，局外人根本無法弄清。但就魯迅而言，這場風潮不僅使他加深了与許廣平、許壽裳的感情，而且再次体會到了在浙江兩級師範時的胜利。

這机會被“夢想發達”的廈門大學得到了，因為“語絲派”同人林語堂在廈大做文科主任，他向魯迅發出了邀請。魯迅于1926年8月攜許廣平朝廈門奔去。14年教育部“做官”的日子也因此終結，當時魯迅已是45歲的中年人了。

一路上，魯迅并不知道，廈大校長林文慶之所以接受林語堂的推荐，是因為廈大剛鬧學潮，一部分學生离校到上海組建了大夏大學，眼見廈大聲譽日下，林文慶覺得，正好可以利用魯迅這塊牌子來吸引學生。

才几天工夫，魯迅就發現，廈大辦學沒計划，經費缺，林語堂“也不大順手”。而林文慶聞訊立即赶來，問魯迅有無可以馬上出版的著述，年底能拿出什么成就，加上他幵口閉口都是《大學》、《中庸》，弄得魯迅一見到他，衹有厭惡。原本他与許廣平定好了，分幵安心做兩年事再作打算，他准備在廈大好好寫點中國文學史方面的著作。但校方并不會理解魯迅的想法，更不要說給他創造好的條件。

校長行事是出于自己的考慮，其他留學歐美及胡适派的教員亦是如此。或許在他們看來，自己在廈大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但魯迅看見他們做的事情之后，衹覺得無聊，以至廈大在魯迅心中很快就成了一所“無聊”的大學。

例如，學生指導長林玉霖在一次“懇親會”上說：“學校像一個大家庭，……不要忘了父親般的林校長的恩。”魯迅一聽，立刻覺得惡心，根本不會去考慮發言者也許是在吐露真心，或者職務所限不得不說。

再比如，學校有一次請來了馬寅初，為此，全校“列隊歡迎，大擺宴席”。因馬寅初是“北大人”，校長還發函叫“北大同人”魯迅及沈兼士去陪。魯迅收到公函后，除了非常憤怒与拒絕外，沒有其他反應，衹在公函上寫了個“知”字，意為“不去可知矣”。

在那段日子里，北京學界常領不到薪水，政局又動蕩，學人紛紛南下尋找出路，托熟人介紹乃是人之常情。況且許壽裳也在叮囑魯迅設法為他在南方謀職，魯迅自己何嘗不想讓朋友來廈大，衹是沒辦法在廈大安排。

夜里，魯迅常獨自站在“很大的洋樓”上，望著海邊亂山中的墳冢和南普陀寺的琉璃燈，“聽自己的心音”。

當然，高興的事情也是有的。比如，和尊孔的校長“作對”，在學校做演講時勸青年“少讀中國古董書”、“做好事之徒”。再比如，一個人在海邊散步，寫信向許廣平傾訴，与那些崇拜他的有志學子一起探討文學以及國事人生，但這些零星的高興事并不能消解廈大在他心中的丑陋印象，更無法改善他与廈大各類教員的疏离關系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寂寞。

怒辭“中大”教授，徹底离幵教育界

終于魯迅很快又走了，臨走前也不忘嘲諷一下校長林文慶，弄得林文慶以為魯迅來廈大其實是來搗亂的，而其他教員則風傳魯迅辭職是因為被胡适派的人擠走的，或是為了与許廣平團聚。彼時的廈大真是复雜零亂，不過那些崇拜魯迅的學生卻真是單純透明，他們衹想留住魯迅，為此再次鬧起學潮，愿望落空后有的竟退學跟魯迅一起走了。

其實，1926年10月魯迅就曾接到中山大學的邀請。那時中大新近組建，魯迅以為是要他去“議定學制”，很想去看看，但因為來廈大才一個月，不便請假。一個月后，中大寄來了聘書。魯迅想接受，一來离許廣平近，二來廈大不值得久留，但他知道中大肯定有胡适派的人在，擔心情形會像在北京時那樣，非常猶豫。

忍到學期末，終于豁出去接受了中大的聘請，去做校中唯一的“正教授”，兼文學系与教務處主任。聽到此消息，中大“全体學生如同聽到北伐軍克复武昌一樣的高興”。魯迅就職后，設法為許廣平謀得了“助教”位置。不久，許壽裳也來了，三人一起住在校外的白云樓，總算消解了一些長期以來沒能為好友謀職的歉疚。

然而魯迅畢竟仍要与胡适派的人打交道。文學院院長傅斯年准備讓顧頡剛來中大，他知道此事不能不事先与魯迅溝通，便登門拜訪。魯迅一聽到傅斯年問他顧頡剛可否來中大任教，以為此舉又是与他作對，頓時火冒三丈，說顧頡剛來，他立馬走人，態度可謂堅決。此后雖經多方調解，并安排顧頡剛到上海去搜集民俗資料，避免与魯迅共事，仍不能讓魯迅留下來。

來中大三個月后，魯迅辭職了。之前，他曾在大禮堂對中大學子說：“我的‘戰士’便做定了。”衹是，他無法在中大做“戰士”。

對魯迅的一生來說，此次辭職的意義非常重大。如林辰先生所言，經歷這場辭職風波之后，魯迅“下決心不再教書了”，再也“不會像過去那樣為‘生活’和‘地位’而‘多所顧慮’了”。

之后，魯迅与許廣平去了上海，以自由作家的身份与黑暗現實作斗爭，直到去世。

從1909年9月任教于浙江兩級師範，到1927年4月辭去中山大學職務，魯迅一共在民國教育界掙扎了18年。18年來，魯迅到底在追求什么呢？“立人”、“啟蒙大眾”、“改造國民性”，或許被迫進入教育界的他更是不斷地想在其中尋找一處能讓自己覺得溫暖的地方。

可以說，他的漫長尋找是失敗的。

有人說他咎由自取，因為不是有很多人在民國時期的教育界活得异常滋潤嗎？但即便是咎由自取，他的失敗經驗也仍然能夠激起后人的思考：

如果要使魯迅式的教師在教育界可以找到一處溫暖的地方，該有多少事情需要做？除非中國教育真的根本不需要教師具有魯迅式的心靈，与此同時，教師也決不可能會有魯迅式的心靈，這种思考才會消亡得一干二凈。

摘自《大師的教書生活》周勇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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