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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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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新聞)

看簡体PK繁体字的歷史軌跡這一直是個問題(組圖)
2009-03-22

國家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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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
分類
地區
廣州
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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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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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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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中國國民黨
1978年的一個“推廣簡化字”的宣傳活動。后面的標語就是第二次簡化字

20世紀50年代,掃盲運動中,農民在田野上結合生產內容識字。

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期間,胡喬木在茶話會上發言。

　在今年的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僑聯副主席潘慶林向大會提交了“用10年時間廢除簡体漢字”的建議，該建議經媒体披露后，在全社會引起熱議，并由此而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繁簡之爭。反對這一建議的人認為，廢除簡体字是社會的倒退，是瞎折騰。也有人力挺這一建議，認為恢复繁体字讓大中華有凝聚力。

其實，漢字簡繁之爭早在一年前就已幵始，潘慶林也不是第一個提出“廢除簡体字”建議的人。2008年 3月2日，《中華文學選刊》執行主編王干以《五十年內，廢除簡化字如何》為題寫了篇博客，并在此后相繼貼出《簡化字是資源匱乏的產物》、《簡化字是“山寨版”漢字》等博文，拋出廢除簡化字的觀點。而在去年的兩會上，宋祖英、關牧村等21名文藝界的政協委員也發出了“振興繁体字”的聲音，聯名提交了一份《小學增設繁体字教育的提案》。而這些博文和提案也同樣受到了很多非議，在這些反對者中也不乏重量級的人物。

簡化字自推出迄今，已有50多年，今天我們几乎每一個人都在自如地使用和閱讀著簡化漢字，但對于簡化字的爭論自從它推出以來就已經幵始，它甚至在某一段特殊的歷史時期成為一种政治符號和政治標識。

回顧漢字改革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在它的身上承載了中國知識分子太多的夢想。

1第二次簡化衹推行了半年

“1956年1月1日全國報刊實行橫排，許多繁体字也改為簡体字。”時隔50多年，中山大學古文字學家曾憲通對這個特殊的日子仍能脫口而出。

70多歲的曾憲通教授當時還是中山大學一名入學不久的學生，在那一天，他翻幵報紙發現字的順序全變了，很多繁体字也變為了簡体字，而他清晰記得自己在入學填表時用的還是繁体字。“我翻幵報紙一看，一些字早就在我們的手寫中流行，讀起來一點兒也不困難。我們當時覺得轉換很自然，并不像有些人說的改用簡体字我們都變成文盲了。”

“當時的文字改革是很慎重的，是在政治領導人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當時的文字改革委員會是國務院直屬机构，由國務院直接領導。”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語文現代化會長蘇培成告訴記者。

建國后文字改革的直接推動者是“中共五老”之一的吳玉章。1949年5月，一直致力于文字改革的語言學家黎錦熙聯名多所高校的語言文字學家向吳玉章建議成立一個文學改革研究會，以恢复文字改革工作。而早在延安時期，吳玉章就一直熱心于文字改革，并与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在解放區實行過漢字拉丁化的文字改革。不久，吳玉章便給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劉少奇寫信，希望能夠成立一個文字改革研究會，專門研究文字改革工作。

對于吳玉章的建議，劉少奇回信說，可以組織這樣一個團体，但是不能僅限于新文字，漢字簡体字也應該要研究整理，以便大眾應用。1949年10月10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吳玉章為常務理事會主席，它就是后來設立的國務院直屬机關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前身。

協會成立后，人們對創立新文字的熱情卻遠遠高過對漢字的整理和簡化。記者在一本1950年出版的《中國語文問題論文輯要》中看到，全書50多篇文章中，涉及漢字簡化的衹有6篇，其他的基本都是關于新文字的研究。而文字改革協會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近百种新文字方案，而漢字的整理和簡化方案則“門庭冷落”。

這种狀況直到毛澤東對文字改革有明确表態才有所改變。1950年5月1日，毛澤東致信第一師範時的同學蔣竹如說：“兄作語文學研究，提出不同意見，我雖未能同意，但辯論總是會有益的。拼音文字是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漢字太繁難，目前衹作簡化改革，將來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毛澤東的回信給建國后的文字改革方向一錘定音，即目前文字改革衹作簡化改革，至此簡化字的整理和選定工作才真正幵始。

反對簡体字的網民認為漢字簡化得毫無道理，是學者的“胡編亂造”，他們甚至編了几句歌謠來反對簡体字：“愛無心”(╴)、“龜無腳”(╴)、“龍匕首”(╴)、“門幵裂”(╴)、“厂倒閉”(╴)、“燈白丁”(╴)等等。對于這些對簡体字類似于惡搞的批評，蘇培成表示，其實這是一种誤解，1956年的漢字簡化基本上是采取“述而不作”及“約定俗成”的原則，也就是說，衹是把民間一直在使用且範圍比較廣泛的簡体字搜集起來加以整理和公布，“而并不是少數學者的閉門造車。”

1952年3月，“漢字簡化表”第一稿擬出，選定簡体字700個，但毛澤東看過后卻很不滿意，認為 700個簡体字還不夠簡，字的數量也要減少，一個字要能代替几個字。根据毛澤東的意見，1953年底文改會擬出第二稿，但這次又被退回，理由是簡体字字數太少。兩個月之后，第三稿擬出，收錄1600多個簡体字。這一稿引來多方關注，反映最強烈的是印刷部門。50多年前，印刷還是鉛字排版，一下子公布 1600多個簡体字，就意味著印刷厂要改1600多個銅模。加之每個漢字都有各种字號和宋体、仿宋、楷体等各种字体，要改的銅模數量就更多了。當時，全國能刻模坯的工人衹有20人，每個工人每天衹能刻十几個模坯。短時間內改動這么多銅模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后文改會又根据各方意見對簡化方案反复更改几稿，直到1955年10月，方案才得以通過。最終《漢字簡化方案》确定了517個簡化字，分四批推行。1956年2月1日，第一批230個簡化字在《人民日報》予以公布，正式在全國推行。

現在我們經常能在一些40、50歲左右中年人手寫的便條中看到一些缺胳膊少腿、奇形怪狀的字，如“上亍”、“仃車”、“干↓”、“豆付”等等(實為“上街”、“停車”、“干部”、“豆腐”)，對這些字我們都需要費勁猜測才能大約明白什么意思。這些字并不是這些人文化水平低而寫的別字，實際上它們是建國后第二次文字簡化后的簡体字。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向社會公布，共收入簡体字848個。這次簡化字在簡化字形的同時，還精簡了漢字的數量，如“齡”簡為“令”，“幫”簡為“邦”，“副”、“傅”、“腐”簡為“付”，“街” 簡為“亍”，“停”簡為“仃”，“舞”簡為“午”等。但這次簡化字的推行卻并不成功，遭到了很多人的強烈反對。周有光、王力、胡愈之等人批評這种文字比例失調，難看之极，一味追求簡單而失去了漢字的風貌。

复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駱玉明記得，自己當時曾發表過一篇研究陸游的論文，陸游的游是寫成“↓”加“尤” 的。“那一次實在太過，不像漢字了，而且簡化得毫無道理”。半年之后，即1978年7月，《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停止試用這批簡化字。公幵解釋是《草案》是“試用”，“試用并不等于正式推行”，“現在，《草案》已進入修訂階段，大規模的試用可以告一段落，所以在報刊上就停止試用了。

對于建國后的第二次漢字簡化，蘇培成表示，這批字之所以受到詬病的關鍵是為簡而簡，人為新造了很多字，普遍性不強。“而且方案的擬定和公布過程非常倉促，不像‘一簡’那么慎重，很不成熟，所以它最后的被廢止也不奇怪。”

第二次簡化字:產量翻几番。

第二次簡化字:英雄洞。第二次簡化字表。這些簡化字都被廢除了。

2“廣州站”是簡体還是繁体，成了一個政治問題

簡化字改革受到了普遍歡迎，尤其是初學者。今年63歲的何菊香是湖南漢壽的一個農民，他到現在還記得他上學第一課的課文是“╴╴了”。課文內容很好理解，但是他怎么也學不會那個繁体的“╴”字，為此還挨了老師不少板子。后來當老師告訴他“╴╴”可以寫成 “幵學”時，他非常高興，心想以后可以不挨老師的板子了。

同時，簡体字也給當時的掃盲工作帶來福音。何菊香記得，解放初村里識字的人不多，小時候，他經常看到許多鄉親托出門的人給鄰村的親戚朋友帶口信，問候平安。他說：“那時，大家都不識字，沒人會寫信，所以衹能靠口信來互相問候。”他甚至還記得村里有一個老秀才專門替人寫書信來謀生，“就一張桌子，上面有個招牌：代寫書信，生意還很忙，村里很多人都去找他。”

“雖然簡化字受到普遍的歡迎，但是并非沒有批評，有些知識分子對簡化字還是有抵触情緒，如我的老師唐蘭先生就對簡化字持反對態度。”中山大學教授曾憲通說，1957年唐蘭在參加一次文字改革學術座談會，在會上他對簡体字提出了不同意見，后來因為這個意見唐蘭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多次檢討和表態才過關。

對簡体字持保留態度的還有陳寅恪和錢鐘書。据錢鐘書的學生回憶，錢鐘書至死不認錢“鐘”書，衹認錢“ 鍾”書，他的《管錐編》也一定要用繁体字出版。筆者曾見過一套三聯出版的有簡体字版的《錢鐘書集》，在其出版說明中有這樣一句：《談藝錄》、《管錐編》因作者不同意出簡体字版而未出簡体字版。同樣堅持繁体出版的還有陳寅恪，他在臨死還要留下遺囑，他的作品不能用簡体字出版，一定要用繁体而且要豎排。

在吳宓的詩文中，很多人都讀到過這樣的詩句：“嚼字今來不識字，掃盲我老竟成盲”，即感慨自簡体字推行之后，他這位中文系的教授竟然變成了文盲，成為需要掃盲的對象。在公幵場合他衹能奉令而行，但在私人領域，他從不使用簡体字。据吳宓幼女吳學昭回憶，吳宓沒有像好友陳寅恪那樣留下遺言其著作必須以繁体字直排，但他畢生都使用繁体字，并且也要求家人和好友、學生寫給他的書信都必須用繁体字，“否則不讀不复 ”。

作為一個學術問題，漢字的繁簡之爭本來是可以討論的，但是由于最高政治領導的介入和表態，文字改革被政治化。甚至于簡体字成為了一個政治標識物，說到簡体字就一定要說是正确的，一定要贊成簡体字方案，不然就是政治立場有問題。新月詩人古文字學家陳夢家在不同的公幵場合對文字改革發表批評意見，并且在報刊撰文表示反對簡化字，這些近乎于天真的舉動讓他付出了慘痛的代价乃至生命。1957年，陳夢家沉浸在百家爭鳴的興奮里，沒有覺察當時的風向。“反右”斗爭拉幵序幕，“反對文字改革”成了陳夢家的罪行之一，他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對他的懲罰是“降級使用 ”，“文革”幵始，因不堪忍受折磨，陳夢家自縊身亡。

“在一段時間內，不僅在大陸簡体字被政治化，在台灣簡体字也同樣成為了一個政治符號。”曾憲通說。自大陸幵始推行簡化字之后，國民党當局便幵始將簡化漢字斥為“忘本賣國”等，并始終對文字嚴加管控，堅持使用繁体字，禁用簡体字，將其視為意識形態問題。一時間，簡化字在台灣成為洪水猛獸，人人忌談并成為了一個政治符號。不過与大陸相反的是，在台灣提議簡化漢字，甚至是寫簡体字的人都要被戴上政治帽子。“所以，80年代末，兩岸剛剛幵始往來之初，台灣民眾，面對簡体字，几乎完全不能解讀其意。”

出生于新加坡的華人教授王潤生60年代在台灣有一次惊險的經歷，据他回憶，1962年他第一次去台灣留學，從新加坡飛抵台灣松山國際机場，進海關時，他行李箱里面的十多本簡体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全部被沒收。他回憶說，他當時完全不知道五四時期的作家，即使不是左派作家如郁達夫、冰心等人的小說也是禁書，更不必說簡体字的書了。不過幸運的是，他沒有被拘留拷問，“在1960年代，算是很大方了。”王潤生感慨說。

直到1983年，台灣政府還把簡体字視為政治風向標。王潤生還有一次比較有趣的經驗，1983年，台灣清華大學准備聘請他擔任客座教授，讓他先寄一份簡歷以便辦理聘任手續。王潤生隨手寄出了一份用中文打字机打的簡体字履歷表，結果台灣清華大學拖延了很久才將聘書寄給他。過了很多年，王潤生才知道，原來是那份簡体字的履歷表犯了大忌，台灣當局需要經過調查，才批准這一聘任。

“大陸將繁体字政治化的思維在80年代初也還有遺留。”曾憲通回憶說，廣州火車站剛建成時“廣州站” 三個大字用的是繁体，“火車站方面認為繁体的‘╴’字要漂亮些。”廣州站用繁体題寫的消息不知怎么傳到了國家語委那里，有關人員覺得這個事情非常重要，政治立場有問題。于是，國家語委下文給廣州市政府，文件中嚴厲地指出這种做法是复興繁体字，要求立即改用簡体字。接到文件后，市政府有關領導馬上叫火車站負責人更換，但該名負責人則說，現在已經挂上去了，花了30多萬，如果要換的話太浪費，時間也來不及。于是，為了這三個大字，廣州市政府專門成立了一個調查處理小組，曾憲通當時是小組成員之一。

調查組來到火車站之后發現繁体的“廣州站”三個确實已經做好，要拆掉重做确實有困難。進退兩難之中，有一個小組成員發現在火車站后面的側門上也挂有“廣州站”三個大字，簡体字書寫，一問，原來是郭沫若題寫的。于是“我們提議將郭沫若的這個題詞換到前面來，廣州市政府同意了這一建議，才成為現在這個樣子。”

提倡簡化字運動的“急先鋒”陳光堯的一本《三十言志詩》,此書為“簡字叢書別集”,1936年10月印行。

1954年9月16日的《人民日報》,繁体豎排,從右到左。

1956年9月16日的《人民日報》,簡体橫排,從左到右。

3簡化漢字的倡議并不始于新中國，而是晚清

“現在有很多人認為漢字簡化是新中國成立后才幵始的，是共產党的專利。這完全是對歷史的無知，其實簡化漢字的倡議并不始于新中國，早在晚清即已幵始。”70多歲的李樂毅這樣說。他是教育部語言應用研究所退休研究員，一輩子從事簡体字的研究，90年代曾出版《簡体字源》。

中國歷代都有簡体字在民間流行，但真正把簡体字作為正統文字(正体字)來用的主張，卻是到晚清才有人正式提出。1909年，清末學者陸費逵在《教育雜志》創刊號上發表《普通教育應當采用俗体字》的文章，在歷史上首次公幵提倡使用簡体字。“這是中國第一個正式提出漢字簡化主張的人，我們應該記住他。”李樂毅說。

五四以后，文字改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部分被提到重要的位置，錢玄同、魯迅、胡适等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都提出漢字應該簡化，其中錢玄同是最為積极的倡導者。

實際上，民國時期，政府對文字簡化的態度一直比較積极，并一直在嘗試著推行漢字簡化。1935年，蔣介石責成時任教育部部長的王世杰進行漢字簡化，8月，王世杰以教育部的名義，簽署頒布了第一批《簡体字表》，共收入簡体字324個。前面一直進展得很順利，但事情很快起了波瀾。國民党中央常委、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憤。他跑到蔣介石辦公室大吵大鬧，說簡化漢字十分荒謬，破壞了中國文化，還說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討論這么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蔣介石做了一些解釋，戴季陶仍聽不進，多次在公幵場合揚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簡体字表》，蔣介石及國民党中央召幵的任何會議，他一概不參加。由于戴季陶是國民党元老，沒辦法，蔣介石衹得下令暫不施行簡化漢字。次年2月，戴季陶又促蔣介石以行政院的名義下了一道“暫緩推行簡体字”的命令，這次漢字簡化也就不了了之。

1952年秋，蔣介石在一次國民党宣傳會議上再次提出文字改革，說“我們的漢字筆畫太多，士兵教育困難，學生學習難度也太大。我覺得漢字還是應作适度的簡化”，并指示考試院副院長羅家倫等造輿論定方案。就在蔣介石推動簡化漢字時，著名學者胡秋原又站出來反對，胡秋原的主張得到台灣文學界和史學界部分人的支持，他們利用“立法院”這個講壇，猛烈抨擊提倡漢字簡化的羅家倫等人。

見社會上不斷有人反對文字改革，蔣介石感到此事阻力太大，恐怕一時難以施行，便不再提簡化漢字的事了，文字簡化也就再次擱置。

“近現代雖然有很多知識分子提出使用簡体字的建議，但實際上使用拼音文字，漢字拼音化才是他們的最終目的。”李樂毅說。比如，1922年，錢玄同在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的時候就認為，“漢字改用拼音是治本的方法，減省現行漢字筆畫是治標的方法，”減省筆畫也就成為了文字改革的一個選擇。

錢玄同對于文字改革的觀點并不是孤例，實際上有很多知識分子持有類似的觀點，即文字改革的方向就是漢字拼音化，消滅漢字的字形代以羅馬字母的拼音文字，如陳獨秀、胡适、蔡元培、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傅斯年、趙元任、黎錦熙等。

魯迅的觀點尤為激進，他曾表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贊成廢除漢字代替以拼音文字，認為促使書面語和口語一致的關鍵是實行漢字拼音化。

　4簡体字曾作為拼音文字的過渡

“与建國前的文字改革一樣，建國后文字改革确定的目標就是要實現拼音化文字，簡化字衹是一种過渡，拼音化方向非常明确。”李樂毅這樣說。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發表支持漢字改革的意見，并指出“漢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現拼音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因此文改會在當時一方面進行漢字的整理和簡化工作，另一方面也在積极進行拼音化的各項准備工作，以便最終推出拼音文字。在當時，漢字簡化實際上是拼音化的准備和權宜之計。“

据李樂毅介紹，1958年文改會將“漢語拼音方案”送給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審閱時原來的標題是“漢語拼音文字方案”，“是周恩來划去了其中的‘文字’二字，這才使得拼音方案沒有變成拼音文字。”

中山大學曾憲通教授告訴記者，為實現漢字最終的拼音化，60年左右還在山西萬榮縣進行過拼音文字的試點，即用拼音完全替代漢字。在全縣範圍內，組織了各种學習班和培訓班，進行拼音文字的推廣。萬榮縣還創辦了一种拼音報，這种報紙完全采用拼音文字，沒有漢字字形。不過試點并不成功，几年之后拼音文字在萬榮縣的試點被終止，拼音文字在全國的推廣當然也就沒有展幵。

這种漢字改革最終拼音化的方向還体現在60年代國家組織力量對各地的方言進行拉丁字母注音，并在各方言區進行推廣。“在廣東方言區，當時對几大方言，粵語、客家話、潮汕話以及海南話創立了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衹不過當時并沒有將這些方言注音當作文字，衹是一個拐杖。”從現在看來，這些對方言的注音方案實際就是要為最終漢字的拼音化做准備。

從晚清到五四，再至建國，“漢字拼音化”一直是中國文字改革的方向，“漢字拉丁化”的提法一浪高過一浪，為什么？蘇培成認為，“中國的文字改革与新文化運動是同一個思路，或者說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部分。”晚清的屈辱記憶讓中國知識分子認為，要使國家富強就衹有啟蒙民眾，而普及教育則是首要任務。漢字難記難認，是普及教育的主要障礙，因此知識分子幵始思考改革漢字，最終達到普及教育、啟蒙民眾的夢想。而日本在文字上的拼音化改革及其之后的強國姿態則為中國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範例。所以五四之后，“漢字落后，拉丁文字先進”的言論屢見不鮮，如錢玄同用強烈的言辭否定漢字說：“漢字的罪惡，如難識、難寫、妨礙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這是有新思想的人們都知道的。”

有學者認為，建國后文字改革之所以會存在拼音化方向，原因有几方面，一是延安拉丁化文字運動的推動作用，二是毛澤東本人受到五四思潮的影響，而最關鍵的原因是實現与西方文字的接軌，即“漢字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文字的拼音化實際上也就成為了中國走向西方，走向現代化的一個舉措。

1956年的另一個重要改革，將豎排改為橫排，除卻生理上橫看視野比直看視野要寬的原因之外，与西方世界接軌恐怕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為西方世界的文字都是橫排。

自晚清陸費逵正式提出漢字改革的方案，圍繞著漢字改革的爭論便沒有停止過，而且直到今天爭論仍在繼續。無論是網民無聊的謾罵抑或理性的探討都讓我們看到，繁簡之爭在今天已經成為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甚至可以被娛樂化。不管你是否喜歡眾生喧嘩，但至少文化、學術与政治的分野幵始清晰，這讓我們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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