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叫文丝丝，是位美丽、活泼的西宁女孩。从中医大学毕业后先是在西北一所大医院里当医生，1998年又到德国不莱梅州留学。该州是德国最小的一个州，面积仅400多平方公里。虽然我就读的不莱梅大学在市郊富人区，但租住的房子却很寒酸，当然，月租也是最低的。 女明星教我做洗碗工 居住在不莱梅州的华人总共只有100来人，大都是从台湾、印尼来这儿开餐馆的，留学生就更少了。他们说我一个小姑娘，怎么敢单枪匹马闯到德国来了，而且这里的生活也是很艰苦的(比德国其它地方)，看得出，同胞们对我的胆识还颇为钦佩呢。 对新留学生来说，首先要参加语言班学习一年至一年半，尔后参加一个叫PVDS的考试，才可以进德国大学读书。都说打工是留学生的“必修课”，我自然也不例外。为解决生存问题，刚进语言学习班不久，自己就有找份工的念头。我先来到附近的一所医院，可他们一看我是学生签证，头一摇就把我“请”出了门。如果说这是碰的第一个“钉子”的话，随之而来的则是更多的“白眼”。 德国人大概是世界上最“死板”的，办起事来死抠条文，极缺少灵活性。根据当地规定，只允许留学生在假日里打工，至于说要干医生这个老本行，没有卫生部门的批准，是绝对不允许的。看来，我要想再穿上“白大褂”，无疑是个遥远的梦了！ 就在我茫然无措时，偶然遇到一位曾经在西北很有些名气的影视明星，她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不论你在国内有多“高贵”，到了国外谁买你的账？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要想生存，只能像我一样，先去餐馆打杂、洗碗刷盘子！没法子，只能按她说的去做，毕竟人家是咱的前辈。 后来几经周折才找到一家德国人开的餐馆，我干的就是洗碗、端盘子的杂活。活虽然很累，但咬牙还能顶得住，最受不了的是自己的自尊心受到的折磨。回想自己在国内当医生时，是何等受别人尊重，如今却落得要看人脸色行事！虽然在国外，别人对你干这种活，并没有什么瞧不起，但我自己总觉得在感情上有点受不了，当天夜里我回到住处就蒙着被子失声痛哭起来。 更没有想到的是，我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卖力地干了3天，老板却在最后一天收工时付给我100马克，把我给辞了，理由很简单，说我德语不行。他说的倒也是事实，尽管我在国内学过德语，可真的跑到德国用时，我说的德国人听不懂，德国人说的我也听不懂。据先来的留学生说，他们刚来时都曾有过这样的经验，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因此，要想在德国生活下去，首先必须攻下语言关，读完DAG，考出PVDS，否则什么也干不成…… 转眼到了当年圣诞节前夕。在不莱梅生活还不到两个月，却赶上了外国人最热闹的两个节日：圣诞节和除夕(新年元旦)，对之我心里充满了新鲜感。圣诞节前，我又找到了一家由德藉华人开的餐馆。他们试用我几天后，可能感觉不很满意，也准备辞退我。可事有凑巧，店里一名厨师这天突然患病，老板急着要去找医生，我自告奋勇给他检查后，感到问题不大，给他扎了针灸，病人很快就好转了，老板这才知道我原来是名医生。也许他想到留下我等于是请了个不要付费的家庭医生，也许是因为圣诞节和元旦将至，店里需要人手，总之，他不仅没有辞退我，还和我订了个长期合同：假期里全月去上班，开学后周六、周日去干活。给的工钱相当于每天300元人民币，再加上客人给点小费什么的，收入很可观，我终于可以摆脱生活困境，专心去读语言学校了。 让固执的德国人开个先例 我在前面说过，要想“穿白大褂”，必须先获得卫生部门批准。为取得行医资格，我在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先是找到早先曾拒绝过我的那家医院唯一的年已70多岁的德籍华人医生。因为他是负责看止痛门诊的，这里正好是我可以充分发挥针灸治疗的用武之地。于是，我请求这位老医生让我做他的助手，用针灸、推拿等中医为病人做治疗。这位老医生在听取了我闯到德国遇到的种种遭遇，并仔细检查了我携带去的学历和行医证明后，用同情的目光审视着我，思索好一阵后，才点了点头。老医生让我跟他干了近一个月，并帮我说服病人，使他们放心地接受我的治疗。事实上，我在国内也是半路学会用针灸等方法给病人治病的。这次，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偷偷关起房门，用针先扎自己身上的穴位作试验。由于我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为病人治疗时，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结果病人越来越多，乐得那位老医生也笑逐颜开，但由于我还没有获得不莱梅有关卫生部门的批准，他不忍心让我一直为他白干。在我离开时，他让我带走了一些病例材料，并祝愿我去找有关机构“说理”时，能把它派上用场。 与此同时，我又找到学生会，提出办一个太极拳学习班，教同学们打中国太极拳健身。校方对此很感兴趣，因为他们早就听说有人在清晨跟着我学“中国功夫”，当即决定把学校最漂亮的体育馆提供给我使用，并帮助我贴宣传广告，没想到报名者竟有100多人！我做得很成功，后来还上了德国的报纸和电视。 借着“名人”效应，我诚恳地找到可以批准我行医的德国机构，向他们出示了我的学历及在国内当医生的证明。两名办事人员一下就认出了我，态度非常热情，但却很为难地说，根据有关规定，只有德国医学院毕业生或是聘请来的外国医学专家，才可批准行医，而我持的只是学生护照，怎能提出这种无理要求？我当即反驳说：你们说的是“西医”，而我可以说是“中医”方面的专家(欧洲人欣赏这种自信的“王婆卖瓜”)，尽管我持的是学生护照！接着我就大谈中医治病的优点，还特别指出尽管德国的药物品种多，也很先进，但它给病人带来的副作用是很大的。事实上这正是德国人最望而生畏的事。并说如果采用中医的自然疗法，就可以避免药物副作用，并能取得很好的疗效。 说着，我把那位华人老医生给我带来的病例材料，以及自己在学校办太极拳学习班拍下的照片等，全拿出来给他们看。此举引起了经办人的浓厚兴趣，接着他们的上司和另外一些职员全都被吸引了过来。众人一边听我说，一边看材料，并不时问我扎针灸是否有危险？对身体有什么好处等等，我一一解答。这里好像在开一场有关中国传统医学的咨询会。那两位经办人员和他们上司商量后说，象我这样的特殊情况，他们还没有遇到过，让我把所有材料留下，他们准备专门开会研究，过两个星期再来听回音…… 两个星期之后，当我忐忑不安地再去找这两个经办人员时，他们笑着说：“我们已经研究过，并经上级批准，决定破例让你每周行医8小时！”当他们在我的护照上盖好批准印章后，还一再劝慰我说，批准的行医时间是少了点，但这可是他们几十年来，第一次正式批准持学生护照的人有这样的权利！当我兴奋地走出这家机关时，才发觉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两腿也有些发软，妈呀，这可是我第一次壮着胆子和死板的德国人“较劲儿”！ 由于获得了行医批准，我很快就被对中医感兴趣、开私人诊所的瑞克医生聘用了：每周去看4次门诊，每次2个小时——德国人办事就是这么死板。他不敢多聘用我1小时，而且谈妥后，随便交给我一张税单。说明他在付给我工资以后，我必须按章纳税。我终于有了固定工作，而且是干老本行，因而当我重新穿上白大褂开始为德国人治病时，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在行医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后，我每月的收入猛增到相当于人民币2万多元的水平，不仅经济上有了好转，而且在当地也有了些名气，再加上我的PVDS考试考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因此，不莱梅大学校方对我也刮目相看，他们准许我选择任何专业入学，并将每月发给我一笔可观的奖学金。说实在的，这样好的机会在德国实在很难得，但令人遗憾的是，不莱梅大学没有医学专业。这样，我就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留在该大学改行学别的专业，再就是转到别的城市设有医科的大学里去，在陌生的环境里，一切重新开始。 我苦思苦想一番后，决定选择后者。我想我闯到德国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拿德国的医学博士学位。尽管要实现这一目标，对我来说，就意味着要放弃许多已经获得的利益，再去吃第二遍、第三遍的苦，但我一想到爸爸引用左拉的那句话，就浑身热血沸腾，我决心要“……勇敢地走到底，决不低头！”经过拼搏，我终于考进了具有300多年悠久历史的基尔大学医学院，成为该院这次所录取的少量外国留学生中唯一的中国自费留学生。于是，我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生活近两年，曾给我带来很多难忘的痛苦与欢乐，并已使我对它产生了感情的不莱梅和我熟悉的人们，搬到基尔来了。 德国著名医学专家请我去汉堡 基尔是一个海边城市，离丹麦很近，坐船只要两个多小时。城市布局很象上海，一条大河穿城而过，分成东西两部分，河上也有轮渡。基尔大学在河的西岸，规模比不莱梅大学大得多，下分很多学院，有学生万余人。去学校报到注册后，高兴之余也有让我恼火的事：他们要我和德国刚入学的学生一样从头读起。我当即告诉他们，我是学过医的，一些基础课程早已读过，应给予减免，让我插到深一点的班级里去。说着，我把带去的学历给他们看。他们说，此事需要上级教育部门批准承认才行。又是要“批准”！我当天就去找有关教育部门“申诉”。对方却生硬地说“如果你在中国读的是西医，可以考虑给予一些减免，可你学的是中医，我们不能承认！”我不服，又连夜用德文写了封“申诉信”，并把曾在中医学院学过的西医课程等一一列举附上，然后分别用电子邮件寄给柏林的有关部门，有一份甚至发到了德国总理办公室，心想反正我豁出去了！ 没想到，仅仅几天时间，那位曾和我吵过架的先生就很客气地上门通知我，说上级已经对我的“申诉”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我提出的减4个学期的要求是太多了，他们根据我提供的材料，决定给予减免两学期的课程，也就是说，可以让我插班入第3学期读起。说完，他把一份批准书郑重地交给我后，像自我解嘲又像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一直听说东方女性是温顺和比较胆小的，想不到你这位中国姑娘这么坚强大胆！怎么这么，这么……”他显然一时找不到更恰当的词句来评论我，只得善意地向我笑笑，并耸耸他的肩膀……这场打赢了的“官司”虽然不尽人意，但毕竟赢得了他们对毕业于中医学院学生的学历承认(要德国人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易的)，更重要的是进一步磨炼了我的意志，使我感到要想开创一番事业，并获得成功的话，就必须使自己拥有一股非办成不可的“憨劲”。 前年秋天，听说德中医学协会要组织两国的医学界专家、教授，在汉堡招开一次高层次的学术交流会。得到消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负责筹备这次会议的德方主席霍普克教授写了封信，毛遂自荐地提出希望能参加会议的要求。没料到，只过了几天，这位不只是在汉堡，而且在德国很负盛名的病理学专家，竟亲笔给我写了回信，热情地邀请我去汉堡，并附上会议日程及会上要讨论的议题等资料。他还在信的结尾处对我幽默地说：“不莱梅、基尔的朋友说你‘爱打仗’，但我相信你这次不会向我‘开火’的！由于忙于接待和参加会议，直到第一天会议快结束时，我才发现给我挂在胸前的那张署名铜牌上写的是Dr.Ven(文博士)，我顿时感到有点脸红，我去找会场工作人员，向他说明我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请他给予更正。可他说这是教授们的意见，并认为这样做是公正的，因而劝我不要介意提前当“准博士”。可我总感到自己名不符实，除了进入会场必须佩戴外，我总是把它摘下来偷偷藏起来。 这次会议结束时作出决定：下一届年会将在德国南部名叫乌尔姆的城市召开。负责筹备2004年这次会议的德方主席，当场向我发出邀请，要我届时务必去参加。他说那时你早已是名副其实的Dr.Ven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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