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70多年前中國現代文壇的一樁“官司”，從中可以引發許多思考。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革命處於低潮。郭沫若為了加強創造社的實力，擴大文化統一戰線隊伍，擴大左翼文藝在青年讀者中的影響，便很想和魯迅聯合起來，以利於在同一陣營中共同反對國民黨的文化“圍剿”，並已採取了實際的行動。他
說： “我是愛護創造社的，尤其愛護創造社在青年中所發生的影響，因此我想一面加強它，一面也要為它做些掩護的工作。怎樣去加強它呢？我在人事上發動李一氓和陽翰笙來參加，同時又通過鄭伯奇和蔣光慈的活動，請求魯迅過來合作。魯迅那時也由廣州回到上海來了，對於我的合作邀請，他是慨然允諾了的……我們從第一步做起，曾經在報章上登過恢復《創造周報》的啟事，啟事是以魯迅的名字領銜，我以麥克昂的變名居二，依次是成仿吾、鄭伯奇、蔣光慈等……” 關於同創造社結成聯合戰線一事，魯迅在廣州期間也表示過同樣的願望。魯迅於1927年9月25日（即離開廣州移居上海的前兩天）給李霽野的信中說：“創造社和我們，現在感情似乎很好。他們在南方頗受迫壓了，可嘆。看現在文藝方面用力的，仍隻有創造、未名、沉鐘三社，別的沒有，這三社若沉默，中國全國真成了沙漠了。南方沒有希望。” 看來，魯迅與創造社同仁在上海聯手，掀起新的革命文學運動的願望，似乎可以實現了。然而，大大出乎魯迅意料，結果不僅聯合未能實現，而且一場論戰卻開始了…… 原來是成仿吾以及新近從日本歸來的李初梨、彭康、馮乃超、朱鏡我等文學青年，堅決反對恢復《創造周報》，反對同魯迅合作，他們另創辦《文化批判》雜志，並聯合由蔣光慈、錢杏?等人組成的太陽社，共同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郭沫若對這些後期創造社成員的做法，不僅妥協遷就，而且參與了推行“左”的文藝路線。 郭沫若流亡日本之前寫的《英雄樹》、《桌子的跳舞》、《留聲機器的回音──文藝青年應取的態度的考察》，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等文章，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基本內容及其性質與任務作了理論闡述，他們都力圖使文學擺脫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自覺地把自身的文學活動納入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應該說，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的高壓政策下，他們這些人仍勇於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它的歷史功績是不可抹煞的。但是，他們宣傳的理論與口號，深受日本福本和夫的影響，存在著“左”的錯誤。例如夸大文藝的作用，說文藝可以“組織生活”、“創造生活”和“超越生活”﹔提倡辯証唯物主義的創作方法，把浪漫主義文學說成是“反革命的文學”。他們以惟我獨革的姿態，聲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代言人，而排斥文藝界的許多同仁，擴大了打擊面，說“一般的文學家大多數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倒那些小資產階級的學士和老爺們的文學”的口號，認為對魯迅、葉聖陶、郁達夫等作家都有進行批判的必要。 郭沫若說，後期創造社批判魯迅，是一種“社會意識的批判”，“他們的批判不僅限於魯迅一人”，而是“文化的整體”，“所批判的魯迅先生是代表著的文化的一個部門，或一部分的社會意識”。這就是說，以郭沫若為主帥的後期創造社的骨干成員，認定魯迅在文藝界是代表了沒落的封建階級，所以要不遺余力地加以攻擊。 署名杜荃的人（即郭沫若）在《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說：“他（指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余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以前說魯迅是新舊過渡時期的游移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現通譯為法西斯，也有的譯為棒喝主義者）。”在這段文字裡，郭沫若給魯迅加上了三個罪名：“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法西斯”。除郭沫若外，馮乃超在《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文中，也攻擊魯迅“這位老先生”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他常追懷過去的昔日，悲悼沒落的封建情緒，結果他反映的隻是社會變革期中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話。隱遁主義！”成仿吾（署名“石厚生”）也在《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一文中攻擊魯迅，說“傳聞他近來頗購讀社會科學書籍，但即刻又有一點不小的問題：他是真要做一個社會科學的忠實的學徒麼？還是隻涂彩色，粉飾自己的沒落呢？這後一條路是掩耳盜鈴的行為，是更深更不可救藥的沒落”。他們把魯迅描繪成一個沒落的、滿嘴黃牙的老頭子，固守著破舊的城堡，留戀那個已經衰落了的封建社會，流露沒落階級的情緒…… 後期創造社這些主要成員並不注重問題的論爭，而是熱衷於對魯迅進行人身攻擊。除了給魯迅扣了上述種種莫須有的罪名之外，還攻擊魯迅的籍貫、年齡、態度、氣量，說魯迅的態度“尖酸刻薄”、“冥頑不靈”，氣量“太窄”，“表現出‘老頭子’的確不行”，魯迅是一個“落伍者”。這些號稱“無產階級文學家”的人不具有論爭的能力，卻盛氣凌人，“左”得出奇。 面對“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魯迅陷於孤軍奮戰，雖然他偶爾也罵創造社一伙是“才子+流氓”，挖苦郭沫若有“一副‘創造’臉”，但在更多的情況下，他是堅持了理性批判的精神的。 首先，魯迅批評了後期創造社這些骨干成員在推行“左”的路線時所表現的惟我獨革、飛揚跋扈的惡劣作風和態度。他指出，創造社“他們，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凶惡的面孔，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隻抱著恐怖”。 其次，魯迅揭露了這些人的“突變”說的虛偽性。“不要腦子裡存著許多舊的殘余，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著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階級！’”他指出，“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斗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 再次，魯迅批評創造社一些人片面夸大了“文藝的旋轉乾坤的力量”，說“這是踏了‘文學是宣傳’的梯子而爬進唯心的城堡裡去了”﹔而且，這些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者輕視生活實踐，輕視文學技巧，“隻挂招牌，不講貨色”。魯迅後來說：“前年創造社和太陽社向我進攻的時候，那力量實在單薄，到後來連我都覺得有點無聊，沒有意思反攻了，因為我後來看出了敵軍在演‘空城計’。那時候我的敵軍是專事於吹擂，不務於招兵練將的﹔攻擊我的文章當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罵來罵去都是同樣的幾句話。我那時就等待有一個能操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槍法的人來狙擊我的，然而他終於沒有出現。”郭沫若後來也說，與魯迅的一場論戰，創造社“幾乎弄得不可收拾”。 不過，歷時一年多的論爭，魯迅自認為是有收獲的。為了弄清一些理論問題，促使他去研讀了幾本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魯迅說：“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 1929年秋，中共組織經過細致的工作，把創造社、太陽社成員和魯迅等人聯合起來，停止論爭，並於1930年2月16日，召集這些人開會，檢討了原先的小集團主義、沒有掌握科學的批評方法、放鬆了對真正敵人的注意等缺點。經過積極籌備，終於在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宣告成立。魯迅在成立大會上發表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演講，它標志著我國現代文學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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