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適量多邊性愛反而有助社會安全的悖論，可解釋為何北韓核試後反而融入國際社會的現象。 紐約愛樂團上月訪問北韓首都平壤演奏《阿裡朗》，受到一直視美國為頭號敵人的北韓官民熱烈歡迎，象徵北韓開始全面融入國際社會，媒體稱之為「交響外交」，足以和當年中美「乒乓外交」前後輝映，平壤政府也說這代表「冬天快將過去，春天快將到來」。 這個春天，對一般人來說，似乎來得有點意外，但外交界對北韓近年的逐步改變知之甚詳，甚至有學者相信北韓會越來越親美，官方意識形態「主體思想」將與南韓民族主義結合，從而成為中國新威脅。 當然，這樣的分析可能失諸偏頗，全球化時代的北韓已不可能向任何方向一邊倒，金正日的接班人似乎也隻有經濟改革開放一條路，但一般人對此沒有心理准備，還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北韓年前成功研制核彈，常理以為這是金正日加強對抗的開端，殊不知剛剛相反。其實不少類似「常理」，都被社會科學理論論証為錯誤，沒有國際關系理論背景的讀者要理解「北韓核彈悖論」，可先參考類似的「多邊性愛悖論」。 「多邊性愛悖論」由持有芝加哥大學經濟博士學位的經濟學家藍思博(Steven Landsburg)於一九九六年在網上雜志《Slate》發表，他以經濟學概念推斷「性愛越多越安全」(More Sex is Safer Sex)，在美國引起廣泛爭議，文章現已結集成書，也被翻譯成中文。根據這理論，隻要一般人稍微放寬道德觀念、容許自己濫交一點，就可以為道德觀再寬鬆一點的人提供相對安全的性伴侶，令後者毋須承受愛滋的高風險來召妓。 用他的術語，「一夫一妻制反而可能會有致命後果：想像一個國家中幾乎絕大多數的女性都篤信一夫一妻制，而所有男性都要求每年要有二位性伴侶。在這情況下，一些妓女最後必須服務所有男性。要不了多久，這些妓女都會遭到感染，將病毒傳遞至男性身上，這些男性回家再將病毒傳遞給他們奉行一夫一妻制的妻子」。換句話說，藍思博認為適量的多邊性愛，反而比部分人保守、部分人濫交，對整個社會更安全。 當然，假如全部人同時無限濫交，人類就滅亡了，因此關鍵是「稍微」放寬，這會讓不少由濫交者再進一步而成的社會麻煩制造者返回安全線內，從而為整個社會減低安全風險。藍思博的理論是純粹理性計算，沒有參與討論道德，一如所料的被美國新保守主義者批判得體無完膚。上述推論和理據，和解釋北韓核試後反而融入國際社會的新現實主義有點異曲同工。 藍思博發表論文前十五年，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學派奠基人華爾茲(Kenneth Waltz)在一九八一年發表了論文《核武器傳播：越多可能越好》。他出道前，主導國際關系學界的舊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相信謀取最大利益必定是主權國家綱領，以納粹德國為典型，華爾茲則提出國家不過是為了謀取最大安全、而不是無限擴張版圖或利益，並以冷戰兩大陣營的均勢為實例。為什麼更多國家獲得核武器不是世界毀滅的先聲，卻可能對全球穩定更有利？ 據華爾茲研究，核武在國與國之間的「橫向擴散」速度相當緩慢，但各國都希望得到這資源，國際秩序的不可測性得以固化在這個緩慢的競賽，出現其他不可測危機的機會就會減少。 假如各國以一年一國的速度接踵獲得核武、它們又能大量增加持有核武的數目，這種「縱向擴散」(即「全民濫交」)，才會改變國際秩序﹔假如根本不可能有新國家獲得核武，國際格局又必會出現新的游戲規則，否則各國就沒有目標奮斗(即「一夫一妻」)。唯有每十年出現一個新核武國，世界才得以維持均勢，又容許其他國家慢慢崛起，和平就能落實(即「稍為濫交」)。 而且核武的存在，反而令非民主國家的外交政策越趨精致，對主動出擊更謹慎，畢竟它們都明白所有的核武隻能用來防御，卻不能協助它們稱霸。加上它們的領袖比民選領袖具有更大不安全感，不會輕易冒覆亡的危機使用核武，備而不用的「形式核武」，對獨裁者最有利。 結果，北韓今天和剛有核武時的中國、巴基斯坦、南非白人政權一樣，都在慢慢走向常規國家的道路，幾乎完全証實了華爾茲二十七年前的預言。當年中國核爆，以毛澤東在國際關系的不可測性，何嘗不是被當作瘋狂威脅？巴基斯坦軍人政權擁有核彈，最初還不是被印度宣傳為野蠻世界的復蘇？就是自願銷毀核彈前的南非白人政權，難道不是被國際社會孤立的邊緣分子？ 今天北韓社會據說也開始開放，選擇「稍為濫交」的人必會隨著改革開放開始增加，相信北韓妓女的數目短期內卻不會多，似乎也順著十一年前藍思博的思路。表面上，北韓的改變和我們熟悉的常態背道而馳，其實恰恰符合經濟學、國際關系學和人性的基本，「華爾茲悖論」和「藍思博悖論」已同時在北韓出現。■ simonshen@cuhk.edu.hk （《亞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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