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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吸納非公務員人才的“外國護照風波”
2008-06-02
《亞洲周刊》譚天媚／曾蔭權在普選來臨前，希望建立一個成熟的政治班底，為未來特首的施政打好基礎。在八位副局長和九位政治助理中，有六位傳媒人士及多位專業人士參与，但部分持有外國護照，引發風波。五月二十日，香港各主要新聞机构都在為四川大地震忙得天昏地暗之際，特區政府也在這天發出新聞稿，任命八位非公務員人士出任政策局副局長，意味著香港的政治生態從此幵始了更多問責文化的色彩，也預示著香港又向二零一七年的特首普選目標走近了一步。 政府新聞稿一出，各傳媒的新聞部真是翻了天，一些記者編輯一邊嘴里罵著，心里卻慶幸‘又出大新聞了’，口里嘀咕著，政府怎么赶這么忙碌的日子來公布這個決定？特首曾蔭權表示：‘這批副局長有抱負、有魄力、有熱誠，肯定會加強整個政治團隊的實力和施政能量。’但他也承認，問責制中增設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是新安排，‘必然要經過一個磨合期’。八名副局長會在未來兩三個月分批上任，最早的在六月初到位。 首批被政治委任的八名副局長，平均年齡僅四十三歲，最年輕的衹有三十四歲。他們除了一人有政党背景，即來自香港最大、立場親北京的政党民建聯，另有一人原來是公務員体系的政務官之外，其余均為專業人士，有來自學術界、金融界和傳媒界。兩天后，政府再公布九位司、局長的政治助理名單。至此，曾蔭權藉增加政治任命官員來培養香港政治人才的大計，算是初告一段落。從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人選結构來看，八名副局長中有三位，九名政治助理中也有三位共六人曾任職傳媒，例如出任副局長的有《香港經濟日報》的執行總編輯邱誠武、曾任亞洲周刊駐北京特派員、現為學者的潘洁等，另外政治助理中也有曾任無線電視新聞記者的莫宜端、曾在《明報》任政治記者多年的葉根銓等，有評論指這突顯曾蔭權及政府注重傳媒及對傳媒人士的賞識。 特區政府的架构分為三司十二局，即政務司、財政司、律政司以及十二個政策局，其首長均為《基本法》中所指的特區‘主要官員’，根据《基本法》，均須由中央政府任命。香港剛回歸時，當時主要官員均為公務員。用前主管香港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的話來形容，首任特首董建華是‘孤家寡人’進了政府，沒有自己的班底。董建華与當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第二把手政務司長陳方安生貌合神离，加上屬公務員系統的主要官員又不能隨便任免，充其量衹能讓不合心意人士調离，加上种种其他政治、經濟，以及國際及香港內部原因，董建華在其首任五年間施政問題不斷。于是，在北京支持下，董建華在連任第二任特首后的二零零二年推行了‘主要官員問責制’，引入西方的‘部長問責制’，即把三司及當時的十一局的首長全部改為政治任命，由特首董建華親自在政府內外挑選合适人選。問責高官不屬于公務員，因此若原屬公務員的人士必須放棄公務員身份，若有錯失必須鞠躬下台。當時北京及董建華都希望‘問責制’能為特首建立自己的管治班子，提高政府的管治能力。 北京對問責制有期待 后來，雖然經過前財政司長梁錦松偷步買車事件，但北京對于香港推行問責制并沒有灰心。有北京官員對亞洲周刊分析：‘基本法規定香港要循序漸進最終實行普選，不要說是今天，日后普選了，行政長官怎可以沒有自己的主要官員班底？’因此，北京相信問責制正好填補香港傳統的英式文官制度的不足。‘文官制培養出來的香港公務員屬于“執行型”，他們沒有、也無需有太多的個人色彩，上級有指示就全力執行。但香港現在已踏入了普選的前期准備時候，而且香港回歸后要适應新的形勢，所以需要更多具備幵拓性視野、能獨立思考的高級官員。這批政治任命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學歷較高，希望他們能發揮作用，這也給香港有志從政的人士一個好的示範作用，同時提高香港官員的知識含量’。一位北京官員表示。 不過，這批新官員中，絕大多數沒有行政經驗，對其所屬的政策局的政策也不熟悉。例如來自香港賽馬會的陳維安出任教育局副局長，從事政治研究的學者潘洁出任環境局副局長。而政治助理則有多位來自与特首辦關系密切的智庫，這些都惹來外間批評，香港政治學者蔡子強甚至批評政府‘亂點鴛鴦’。不過，引發外界更大爭議的，是來自民建聯、即將出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的蘇錦梁。他被報章揭發持有加拿大護照，引起‘效忠’問題疑云。政府及民建聯都表示，基本法制定時，并沒有想到日后會有副局長的安排，因此基本法中衹要求特區主要官員，即局長以上的人士必須為中國公民，對副局長并沒有規定。不過，由于副局長在局長离港或休假時需要署理局長一職，香港社會對蘇錦梁的加拿大護照仍是窮追不放。 對此，有北京官員也認為政府及民建聯可以把事件處理得更好一點，起碼應該在名單公布之前，查清楚各人的國籍問題，但也表示，國籍問題廣泛討論是好事。這位官員指出，雖然基本法沒有對副局長的國籍有明确規定，但這其實是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這次事件對有心從政的人士是一個很好的提示，那就是從政就必須有足夠的政治智慧，要經受更多的政治歷練，被社會評頭品足，因為社會對你的期望會更高。据亞洲周刊了解，北京主管港澳事務的相關官員認為，即使《基本法》沒有規定，副局長及這批政治助理都應該清楚自己的身份敏感，任何人若有外國護照均應早放棄，以免引起‘雙重效忠’的疑問。北京目前雖然還沒有插手事件，但希望蘇錦梁盡早放棄外國護照的意思已很清楚。 至于外間批評這些人士中，大部分由特首辦主任陳德霖親自挑選，部分人士更与他私人關系密切。北京倒是認為這很自然，‘培養更多年輕政治人才是為二零一七年的普選舖路。日后普選產生的特首，哪能沒有自己的班底？美國也一樣，盡管政府架构是公務員為主，但民主党人當總統，哪能用共和党的人做核心團隊？反過來也一樣。現在是曾蔭權要組成与自己理念一致的團隊，特首辦主任的角色自然在這次選拔中很吃重。下一任二零一二年的特首，特別是二零一七年直選出來的特首，也會有自己的主要班底’。 無論如何，政治任命的高官問責制在香港仍屬于磨合期。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問責高官日前對一批傳媒朋友說起自己加入政府的‘心得’，深有感触地說：‘一定要謙卑，不要把自己當成是公務員的老板或上司，而要把公務員當成自己的好拍檔。’這位官員承認，來自外界的人士剛加入政府一定會有一個适應期。這位官員以過來人的身份表示，商界或私營机构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在政府里往往不适用。‘私人机构老板不喜歡一個人，這個人可以馬上消失。但在政府內，一位你不喜歡的公務員不會被革職，衹會被調离。因此，問責官員必須學會适應政府內部的文化。’ 泛民陣營被排除在外 至于民主派抱怨政府沒有吸納泛民人才，或許正是民主派大力推動普選的原因，畢竟道不同不相為謀。隨著香港向普選走近，若民主派未能与特區政府及北京拉近距离，相信特首很難委任泛民人士到政府擔任要職。這种矛盾，泛民今后如何面對、解決，是香港政治發展的另一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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