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經緯"在華夏文明的認知版圖裡，是把跨地域、跨方言、跨時間的所有信息傳輸與存儲需求，固定方式為以形表意、以形別聲、形音義三位一體的二維視覺矩陣的那一套最底層的、無法被任何表音文字替代的文明信息基建。三條線要分頭追：一條是六書作為形義構字法的經典化之路（從甲骨文的象形與指事初步形態到金文與大篆的會意與形聲成熟形態，到《說文解字》的六書系統化總結，到歷代字書對轉註與假借的精細化闡發），一條是文字標準化與字典編纂作為把無序的六國異形文字強行收束為統一國家規範的實踐化之路（從秦始皇書同文字與李斯《倉頡篇》到許慎《說文解字》與顏之推《顏氏家訓·書證》到顏師古《字樣》與 《幹祿字書》到《康熙字典》與 1956 簡化字方案），一條是書法作為把方塊矩陣的物理留白與筆畫應力轉化為頂級視覺美學的藝術化之路（從王羲之《蘭亭序》行書之極到顏真卿《祭侄文稿》楷書之極與天下第二行書到蘇軾與黃庭堅與米芾與蔡襄的宋四家文人化書法到清代碑學的金石考古化書法）。要把漢字經緯在中華文明裡的實際份量看清，這三條線都得走。
第一條線：六書"作為"形義構字法的經典化之路。最早的文本落點，是商代晚期（約公元前 14 世紀至前 11 世紀）的甲骨文，把日畫作圓中有一點的方塊、把月畫作月牙形的方塊、把山畫作三個峰巒疊加的方塊，使漢字在商代晚期第一次具有了可作為脫離語音獨立運行的視覺通訊規範的至高位置，也使象形作為六書之首的構字法在華夏文字學裡第一次具有了可作為文字生成之最根本公理的根本定位。周代（約公元前 11 世紀至前 256 年）的金文把象形與指事與會意推到成熟形態，把武（止與戈，會意，止戈為武）與信（人與言，會意）作為會意字的典型，使會意作為把兩個或以上的象形元素組合以表達複合意義的構字法在華夏文字學裡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字意關聯鏈最根本編碼方式的根本定位。秦代（公元前 221 年至前 207 年）的篆書（小篆與大篆）把形聲推到主導形態，把江（氵與工，形聲）與河（氵與可，形聲）與湖（氵與古，形聲）作為形聲字的典型，使形聲作為以形旁表意類與以聲旁表讀音的最高產構字法在華夏文字學裡第一次具有了作為現代漢字 80% 以上的構字法的根本定位，這是漢字作為表意與表音混合系統在秦漢之交真正成熟的關鍵。把六書"作為整體構字法系統加以最經典系統化的是東漢許慎（約 58 年至約 147 年）的《說文解字》（成書於約 100 年至 121 年），以"象形與指事與會意與形聲與轉註與假借六書完整框架把 9353 個小篆字頭與 1163 個重文加以系統化分類與釋義，使六書"作為"漢字構字法的最高位經典化總結在華夏文字學史上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後世 1800與年字書編纂之祖的根本。
把轉註與假借作為用字之法加以精細化闡發的是歷代字書：南朝梁顧野王《玉篇》（成書於 543 年，收 16917 字）與宋代陳彭年等《廣韻》（成書於 1008 年，收 26194 字，按四聲分 206 韻）與明代梅膺祚《字彙》（成書於 1615 年，首創 214 部首按筆畫排列）與明末張自烈《正字通》與清代張玉書等《康熙字典》（成書於 1716 年，收 47035 字），以同義互訓與聲韻辨析與部首檢索的完整方法論把轉註（同義字相互訓釋，如考與老）和假借（同音字借代，如來本義為小麥，借代為來往的來）的用字之法系統化，使漢字作為字形有限與字義無限的高密度編碼系統在歷代字書裡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可檢索、可訓詁、可互訓的完整知識管理系統的根本位置。
第二條線：文字標準化與字典編纂作為把無序的六國異形文字強行收束為統一國家規範的實踐化之路。最早的標準化實踐，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公元前 221 年）後的書同文字政策，以李斯《倉頡篇》（前 7 章）與趙高《爰歷篇》（6 章）與胡母敬《博學篇》（7 章）三篇作為統一文字的小篆字書，把秦以前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戰國分裂狀態強行收束為以小篆為全國統一正體，使漢字在秦代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大一統帝國之國家規範的根本定位。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約 100 年至 121 年）則是把漢字加以系統化字典編纂的根本經典，以 9353 個小篆字頭與 1163 個重文與 540 部首（始一終亥）與每字釋義與注音（反切或直音）與解形的完整體例，使漢字作為可系統化檢索的字典在漢代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字書編纂之祖的根本。
把漢字作為科舉取士與國家公文與經史典籍加以國家化系統化的是隋唐（581 年至 907 年），以顏師古《字樣》（成書於 7 世紀初）與顏元孫《幹祿字書》（成書於 8 世紀中後期）與張參《五經文字》（成書於 8 世紀後期）與唐玄度《九經字樣》（成書於 9 世紀初）等唐代字樣學著作，以辨正俗字與統一字形與刊正經籍文字的核心任務，使漢字在唐代第一次具有了作為科舉取士之國家化標準字的根本定位。把漢字作為民間俗字與經典異文加以收束的是宋元明清歷代字書：宋代司馬光《類篇》（成書於 1066 年，收 31319 字）與遼代釋行均《龍龕手鏡》（成書於 997 年，專收佛典俗字）與明代宋濂等《洪武正韻》（成書於 1375 年，官方韻書）與清代張玉書等《康熙字典》（1716 年），使漢字在明清第一次具有了作為統一全國文字與規範化書寫的標準化字書"的根本位置。把"漢字作為近現代大眾教育與信息處理加以最終系統化的是 1956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的《漢字簡化方案》（分四批共 515 個簡化字與 54 個簡化偏旁），以繁體字 → 簡化字的國家化簡化與 1958 年《漢語拼音方案》的拉丁化輔助注音系統，使漢字在 20 世紀後半葉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國民大眾教育與現代化信息處理的根本規範的根本位置，這是漢字作為可機器化處理的現代系統之始。
第三條線：書法作為把方塊矩陣的物理留白與筆畫應力轉化為頂級視覺美學的藝術化之路。最早的書法藝術自覺，是漢代（公元前 202 年至 220 年）的隸書"成熟，以"蠶頭燕尾與波磔分明與橫平豎直的成熟隸書體（如《張遷碑》《曹全碑》《禮器碑》）作為官方正體，使書法在漢代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與文字學與美學同等重要的藝術門類的根本定位。同時漢代還把草書"推到自覺形態，以張芝（東漢）"草聖之稱與崔瑗（東漢）《草書勢》作為草書自覺化的最早文獻，使草書"作為"漢字書寫速度的最高形態在漢代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與正體書並立的快寫藝術的根本定位。魏晉（220 年至 420 年）把行書"與"楷書"推到成熟，以王羲之（303 年至 361 年）的《蘭亭序》（東晉永和九年 353 年作，"天下第一行書"）作為行書的最高典範與王獻之（344 年至 386 年）的《中秋帖》作為行草的典範與鍾繇（151 年至 230 年）的《宣示表》作為楷書的奠基之作，使"書法在魏晉第一次具有了作為隸→楷轉型完成與楷行草三體並立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楷書"作為"漢字最終定型的標準字體與書法藝術的最高典範加以系統化的是唐代（618 年至 907 年），以歐陽詢（557 年至 641 年）的《九成宮醴泉銘》楷書極則與虞世南（558 年至 638 年）的《孔子廟堂碑》與褚遂良（596 年至 658 年）的《雁塔聖教序》與顏真卿（709 年至 784 年）的《多寶塔碑》《顏勤禮碑》《祭侄文稿》（天下第二行書"）與柳公權（778 年至 865 年）的《玄秘塔碑》《神策軍碑》，以"初唐四家（歐虞褚薛）與中唐顏真卿與晚唐柳公權的完整楷書譜系，使楷書"在唐代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漢字的最終定型正體與官方標準字與科舉取士之規範的根本定位。把草書"作為"漢字線條運動的極限形態加以系統化的是唐代，以張旭（約 658 年至約 747 年）的《古詩四帖》草書極則與懷素（737 年至 799 年）的《自敘帖》《苦筍帖》以狂繼顛，以顛張狂素的盛唐狂草，使草書"在唐代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漢字書寫藝術之最高情感表達的根本定位。把書法作為文人化與個性化與意態化加以系統化的是宋代（960 年至 1279 年），以蘇軾（1037 年至 1101 年）的《黃州寒食詩帖》（天下第三行書"）與黃庭堅（1045 年至 1105 年）的《松風閣詩帖》與米芾（1051 年至 1107 年）的《蜀素帖》與蔡襄（1012 年至 1067 年）的《澄心堂紙帖》，以"宋四家（蘇黃米蔡）的尚意書風，使書法在宋代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文人個性化最高表達的根本。把書法作為金石考古化與碑學化加以系統化的是清代（1644 年至 1912 年），以阮元（1764 年至 1849 年）的《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開碑學之先與包世臣（1775 年至 1855 年）的《藝舟雙楫》倡碑學與康有為（1858 年至 1927 年）的《廣藝舟雙楫》集碑學之大成，以金石碑版與北魏造像與漢隸篆籀為取法對象，使書法在清代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從帖學到碑學的範式革命的根本。
從商代甲骨文到周代金文大篆、秦小篆書同文字、漢隸楷化，經東漢《說文解字》六書系統化到清《康熙字典》集歷代字書大成，再到1956年簡化字方案與1958年拼音方案的現代化，漢字經緯的內在邏輯始終是同一句話：在面對跨地域、跨方言、跨時間的所有信息傳輸需求、且沒有任何表音文字能同時滿足表意精度與多方言適應與長時段穩定三重要求的古典大陸農耕文明中，把信息固定為以形表意、形音義三位一體的二維視覺矩陣。這兩個字之所以經久不衰，正因為它把從甲骨到楷書的字形演化史、從《說文》到《康熙字典》的字書編纂史、從秦書同文到簡化字的標準化史、從漢隸到清碑學的書法藝術史四條脈絡，收束在了最簡單的兩個字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