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章對韻"在華夏古典修辭學與對仗聲學系統的版圖裡,是把先秦到清代的漢字方塊物理矩陣成熟與聲調系統精細化與科舉考試催生對仗聲律壓力與宮廷禮儀與市井民俗雙重需求的歷史壓力下所催生的華夏古典對仗聲律傳統,定義為以駢文與律賦與對聯三大分支所共用的對仗聲學修辭操作系統的那一套華夏古典對仗幾何學與聲學加密陣列的初代原始依據。一脈相承的一條線要追到底:從先秦楚辭與宋玉的賦體起源到漢代大賦(司馬相如與揚雄與班固與張衡)到魏晉駢文(陸機與潘岳與鮑照)到南朝永明體(沈約與周顒與劉勰)到初唐四傑(王勃與駱賓王與楊炯與盧照鄰)到宋代四六文(歐陽修與王安石),再以對聯作為駢文主幹的旁支延伸加以追加:從五代後蜀孟昶 964 年桃符到明代朱元璋洪武年間春聯推廣到清代孫髯翁大觀樓長聯與梁章鉅《楹聯叢話》。
這條線最早的文本落點,是先秦楚辭的賦體起源,以宋玉(約公元前 298 年至前 222 年)作為楚辭後期的代表人物,以《風賦》與《高唐賦》與《神女賦》(均出自戰國後期,約公元前 3 世紀)為標誌的賦體,以主客問答結構與韻散相間與鋪陳華麗辭藻為特徵,使賦體在戰國後期第一次具有了作為駢文與律賦的共同母體的根本定位。把漢大賦作為駢文成熟史的第一個高峰加以開創的是西漢的司馬相如(公元前 179 年至前 117 年),以《上林賦》與《子虛賦》(均出自西漢中期,約公元前 150 年至前 130 年)為標誌,以主客問答與鋪張揚厲與羅列名物與韻散相間為特徵,使司馬相如與 《上林賦》與《子虛賦》在西漢中期第一次具有了作為駢文成熟第一高峰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漢大賦作為駢文的另一極加以延續的是揚雄(公元前 53 年至公元 18 年),以《甘泉賦》與《長楊賦》與《河東賦》與《羽獵賦》(約公元前 30 年至公元 10 年)為標誌,使揚雄在漢末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漢大賦中後期延續者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駢文作為對仗自覺與聲律理論化加以推動的是班固(公元 32 年至 92 年),以《兩都賦》(約公元 60 年至 80 年)為標誌,使班固與 《兩都賦》在東漢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史學家的辭賦的根本定位。把漢大賦作為駢文成熟期的最高峰加以收束的是張衡(公元 78 年至 139 年),以《二京賦》《西京賦》與《東京賦》(約公元 100 年至 120 年)為標誌,使張衡與 《二京賦》在東漢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漢大賦最成熟作品與駢文成熟期高峰的根本定位。
把駢文作為對偶自覺與聲律理論化的自覺加以推動的是西晉的陸機(公元 261 年至 303 年),以《文賦》(約公元 280 年至 290 年)為標誌的中國第一篇系統討論駢文寫作理論的專文,使陸機與 《文賦》在西晉第一次具有了作為中國駢文理論自覺之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駢文作為對仗的極致典範加以實現的是西晉的潘岳(約公元 247 年至約 300 年),以《悼亡詩》3 首(約公元 290 年至 300 年)與 《閒居賦》與《悼亡賦》為標誌,使潘岳與 《悼亡詩》在西晉第一次具有了作為駢文抒情典範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南朝駢文作為聲律自覺與對仗極致加以推動的是南朝宋的鮑照(公元 414 年至 466 年),以《蕪城賦》(約公元 450 年至 460 年)與 《登大雷岸寄妹書》為標誌,使鮑照與 《蕪城賦》在南朝劉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駢文寫景典範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聲律作為對仗與聲學雙重加密的自覺理論化加以奠基的是南朝的沈約(公元 441 年至 513 年),以四聲八病說(約公元 483 年至 493 年永明年間)為標誌的中國第一個系統的詩歌聲律理論,以平上去入四聲分類與八種聲病禁忌為特徵,使沈約與四聲八病說在南朝齊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近體詩聲律理論的奠基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聲律理論加以系統化的是與沈約同時代的周顒,以《四聲切韻》(約公元 483 年至 493 年)為標誌,使周顒與 《四聲切韻》在南朝齊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聲律分類標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駢文理論作為永明體聲律理論的系統化總結加以集大成的是南朝梁的劉勰(約公元 465 年至 522 年),以《文心雕龍》(約公元 501 年至 502 年,50 篇 10 卷)為標誌的中國第一部系統文學理論鉅著,以原道與宗經與神思與體性與風骨與通變與情采與時序與物色與才略等 50 篇為完整體系,以神思篇討論藝術想象與體性篇討論風格與情采篇討論情志與文辭與麗辭篇專門討論對偶與聲律篇專門討論聲律為特徵,使劉勰與 《文心雕龍》在南朝梁第一次具有了作為中國駢文理論集大成與永明體聲律理論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初唐駢文作為駢文黃金時代的最高峰加以推動的是初唐四傑,以王勃(公元 650 年至 676 年)以《滕王閣序》(公元 676 年)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千古名句與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海記憶知己,天涯若比鄰千古名句為標誌,以駱賓王(公元 640 年至 684 年)以《討武曌檄》(公元 684 年)為標誌的駢文政論典範,以楊炯(公元 650 年至 694 年)以《從軍行》五首與 《驊騮》長詩為標誌,以盧照鄰(公元 634 年至 684 年)以《長安古意》(約公元 670 年至 680 年)為標誌,使初唐四傑在初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駢文黃金時代最高峰與律賦與對聯種子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宋代駢文作為駢文的第二次高峰加以推動的是宋代的歐陽修(公元 1007 年至 1072 年),以《醉翁亭記》(公元 1046 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千古名句與政論駢文為標誌,使歐陽修與 《醉翁亭記》在北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宋代駢文代表作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宋代駢文作為四六文成熟加以推動的是宋代的王安石(公元 1021 年至 1086 年),以《答司馬諫議書》與 《讀孟嘗君傳》等四六文(約公元 1069 年至 1076 年)為標誌,使王安石與四六文在北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宋代四六文成熟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對聯作為辭章對韻的旁支加以起源的是五代十國後蜀的孟昶(公元 919 年至 965 年),以公元 964 年後蜀主孟昶題桃符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公認的中國第一副春聯)為標誌,使孟昶與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在五代十國後蜀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對聯起源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對聯作為辭章對韻的民間化加以推廣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公元 1368 年至 1398 年在位),以洪武年間頒佈公卿士庶門上須加春聯聖旨為標誌,使朱元璋與公卿士庶門上須加春聯在明代初年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對聯普及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對聯作為辭章對韻的極盛加以實現的是清代的孫髯翁(約公元 17 世紀末至 18 世紀中期),以約公元 1790 年代雲南昆明大觀樓 180 字長聯(上下聯各 90 字)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為標誌,使孫髯翁與大觀樓長聯在清代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對聯登峰造極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對聯作為辭章對韻的系統化理論化加以實現的是清代的梁章鉅(公元 1775 年至 1849 年),以《楹聯叢話》(公元 1840 年道光二十年)12 卷與 《巧對錄》等為標誌,使梁章鉅與 《楹聯叢話》在清代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對聯理論集大成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從先秦宋玉賦體起源,經漢大賦與魏晉南朝駢文永明體、初唐四傑、宋四六文的千年駢文主幹,再到五代桃符、明春聯普及、清大觀樓長聯的對聯旁支,辭章對韻的內在邏輯始終是同一句話:在漢字方塊物理矩陣成熟、聲調系統精細化、科舉催生對仗聲律壓力的歷史條件下,把對仗幾何學與聲學加密陣列固定為由駢文、律賦、對聯三大分支共用的對仗聲學修辭操作系統。這四個字之所以經久不衰,正因為它把宋玉至梁章鉅跨越兩千年的二十三組賦、駢文、律賦與對聯的作者日期語境脈絡,收束在了最簡單的四個字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