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格律"在華夏古典詩歌的版圖裡，是把六朝到盛唐的四聲八病聲律理論化與科舉試律詩標準與盛唐帝國精神行政能力溢出的歷史壓力下所催生的華夏古典近體詩格律傳統，定義為以沈佺期與宋之問定型的五言律詩與七言律詩與五言排律與五言絕句與七言絕句六體的那一套華夏古典詩歌的格律聲學規範的初代原始依據。一脈相承的一條線要追到底：從六朝永明體（沈約與周顒與劉勰）的四聲八病聲律理論化到初唐形式奠基（上官儀六對與崔融十體）到沈佺期與宋之問景龍年間（707-710）的律詩定型到初唐四傑到盛唐雙峰（李白與杜甫）到盛唐山水田園（王維與孟浩然）到盛唐邊塞（高適與岑參與王昌齡）到中唐（韋應物與韓愈與大曆十才子）到晚唐餘響（杜牧與李商隱），把唐詩格律作為近體詩格律聲學規範加以逐人逐書的最完整回溯。
這條線最早的文本落點，是六朝永明體，以沈約（公元 441 年至 513 年）作為永明體聲律理論的奠基人，以四聲八病說（南朝齊永明年間，約公元 483 年至 493 年）為標誌的中國第一個系統的詩歌聲律理論，以平上去入四聲分類與八種聲病禁忌（平頭與上尾與蜂腰與鶴膝與大韻與小韻與旁紐與正紐）為特徵，使沈約與四聲八病說在南朝齊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近體詩格律理論奠基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聲律分類加以系統化的是與沈約同時代的周顒，以《四聲切韻》（約公元 483 年至 493 年）為標誌，使周顒與 《四聲切韻》在南朝齊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聲律分類標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聲律理論加以文學理論系統化的是南朝梁的劉勰（約公元 465 年至 522 年），以《文心雕龍》（約公元 501 年至 502 年，50 篇 10 卷）的聲律篇為標誌的中國第一部系統文學理論中專門討論詩歌聲律的專篇，使劉勰與 《文心雕龍·聲律》在南朝梁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聲律理論的文學理論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初唐格律詩形式加以奠基的是初唐的上官儀（公元 608 年至 664 年），以六對或八對之說（出自高宗儀鳳年間，約公元 676 年至 679 年上官儀為高宗朝弘文館直學士期間所提出的六種對仗方法：正名對與同事對與異類對與雙聲對與疊韻對與雙擬對）為標誌的初唐格律詩形式奠基，使上官儀與六對在高宗朝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初唐格律詩形式奠基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初唐格律詩理論加以細化的有元兢與崔融（公元？-690 年），以崔融《唐朝新定詩格》（武周至中宗朝，約公元 690 年前後）十體（形似與質氣與情理與直置與雕藻與映帶與飛動與婉轉與情切與飛沉）為標誌的格律詩聲病理論的細化，使崔融與 《唐朝新定詩格》十體在武週末中宗初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格律詩聲病理論細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近體詩格律加以正式定型的是初唐末中宗朝的沈佺期（約公元 650 年至 714 年）與宋之問（約公元 656 年至 664 年），以景龍年間（公元 707 年至 710 年）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出自唐人理論總結對沈宋的評價）為標誌的五言律詩與七言律詩與五言排律形式的徹底定型，使沈佺期與宋之問與景龍年間律詩定型在初唐末中宗朝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近體詩格律徹底定型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初唐格律詩的另一面（七言歌行與短律）加以推動的是初唐四傑，以王勃（公元 650 年至 676 年）以《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言律詩與 《滕王閣序》七言歌行與短律為標誌，以楊炯（公元 650 年至 694 年）以《從軍行》五言與短律為標誌，以盧照鄰（公元 634 年至 684 年）以《長安古意》七言歌行為標誌，以駱賓王（公元 640 年至 684 年）以《在獄詠蟬》五言律詩與 《討武曌檄》駢文為標誌，使初唐四傑在初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格律詩前夜的七言歌行與短律過渡體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盛唐山水田園格律加以推向極致的是王維（公元 701 年至 761 年）與孟浩然（公元 689 年至 740 年），以王維五言律詩與五言絕句（《山居秋暝》與《鹿柴》與《竹裡館》與《送元二使安西》）與七言律詩（《積雨輞川莊作》）與七言絕句為標誌，以孟浩然五言律詩與五言絕句（《過故人莊》與《春曉》與《宿建德江》）為標誌，使王維與孟浩然在盛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山水田園格律詩極致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盛唐邊塞格律加以推向極致的是高適（公元 704 年至 765 年）與岑參（約公元 715 年至 770 年）與王昌齡（約公元 698 年至 756 年），以高適《燕歌行》七言歌行與 《別董大》七言絕句為標誌，以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七言歌行與 《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七言歌行為標誌，以王昌齡七言絕句 4 首《出塞》與《從軍行》7 首為標誌的七絕聖手，使高適與岑參與王昌齡在盛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邊塞格律詩極致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盛唐格律詩推向雙峰的是李白（公元 701 年至 762 年）與杜甫（公元 712 年至 770 年），以李白七言絕句（《望廬山瀑布》與《早發白帝城》與《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與七言歌行（《蜀道難》與《將進酒》）為標誌的詩仙，以杜甫五言律詩（《春望》與《月夜》）與七言律詩（《登高》與《秋興八首》）與五言排律（百韻千字）與 1450與首詩為標誌的詩聖與律詩聖手，使李白與杜甫在盛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格律詩雙峰與詩仙與詩聖並立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中唐格律詩推向登峰的是大曆十才子（活躍於大曆年間的十位詩人：盧綸與吉中孚與韓翃與錢起與司空曙與苗發與崔峒與耿湋與夏侯審與李端）與韋應物（公元 737 年至 792 年）與韓愈（公元 768 年至 824 年），以大曆十才子五言律詩（錢起《省試湘靈鼓瑟》與韓翃《寒食》）與韋應物五言律詩（《滁州西澗》）與韓愈以文為詩的格律詩（《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七言律詩）為標誌，使大曆十才子與韋應物與韓愈在中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格律詩中唐登峰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晚唐格律詩餘響加以實現的是杜牧（公元 803 年至 852 年）與李商隱（約公元 813 年至 858 年），以杜牧七言絕句（《泊秦淮》與《赤壁》與《山行》與《清明》）與李商隱七言律詩與七言絕句（《無題》與《錦瑟》與《夜雨寄北》）為標誌的朦朧詩祖，使杜牧與李商隱在晚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格律詩晚唐餘響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唐詩格律詩學加以理論化的是中唐的王昌齡（約公元 698 年至 756 年），以《詩格》（約公元 750 年前後）為標誌的中國第一部系統的近體詩格律詩學專著，以詩有三境（物境與情境與意境）與詩有二格（用字格與用意格）為骨架，使王昌齡與 《詩格》在中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近體詩格律詩學理論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唐詩格律詩學加以系統化總結的是日僧遍照金剛/空海（公元 774 年至 835 年），以《文鏡秘府論》（成書於日本，約公元 819 年日本弘仁六年，6 卷）為標誌的中國唐詩格律詩學的日本系統化總結，以天卷（聲韻調聲律）與地卷（17 種詩病）與人卷（14 種體勢）= 三才分類為骨架，使遍照金剛/空海與 《文鏡秘府論》在日本平安時代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唐詩格律詩學日本系統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盛唐詩加以選錄定格的是殷璠（約公元 750 年在世），以《河嶽英靈集》（成書於天寶十二年，公元 753 年）2 卷選錄盛唐 24 位詩人 234 首為標誌的盛唐詩選錄定格，使殷璠與 《河嶽英靈集》在盛唐天寶末第一次具有了作為盛唐詩選錄定格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從六朝永明體四聲八病聲律理論化，經初唐沈宋律詩定型、盛唐山水邊塞雙峰（王孟高岑）與李杜、中唐大曆十才子，到晚唐杜牧李商隱的千年格律詩譜系，唐詩格律的內在邏輯始終是同一句話：在聲律理論化、科舉試律詩標準、盛唐帝國精神行政能力溢出的歷史壓力下，把詩歌的精神能量固定為在五七字乘四八句乘四聲乘對仗的格式模具中壓縮最大情感與宇宙觀，引爆史詩級精神核聚變。這四個字之所以經久不衰，正因為它把沈約到杜牧李商隱共二十組作者日期語境脈絡，收束在了最簡單的四個字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