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府傳詩

"樂府傳詩"在華夏古典音樂採集與詩歌傳承的版圖裡，是把周代到清代（公元前 11 世紀至公元 19 世紀）的采詩制度國家化與民間歌謠精英化與樂府官署制度化與配樂編曲標準化與文人樂府現實主義化的歷史壓力下所催生的華夏古典國家化采詩與配樂編曲傳統，定義為以《樂府詩集》（郭茂倩，100 卷）為集大成、以《孔雀東南飛》與《木蘭辭》與三吏三別與新樂府 50 首為標誌性文本的那一套華夏古典去中心化音頻採樣與中央標準化混音處理機制的初代原始依據。一脈相承的一條線要追到底：從周代采詩制度（《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到春秋孔子《詩經》整理（c. 500 前，305 篇國風與雅與頌的周代采詩結果文本化），到戰國末至秦《楚辭》與各地民歌文本化，到西漢漢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設立樂府（見《漢書·禮樂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禮... 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到西漢協律都尉李延年（?-前 87 前）配樂編曲與 19 章郊祀歌，到西漢司馬相如（前 179-前 117）等數十人作詩賦配樂，到西漢《漢書·藝文志》歌詩 28 家 314 篇目錄化，到東漢班固（32-92 ）《漢書·禮樂志》與《藝文志》漢代樂府史，到東漢末《孔雀東南飛》（約 200 ，焦仲卿妻與劉蘭芝）樂府長篇敘事詩頂峰，到北朝樂府民歌與《木蘭辭》（約約6世紀， 花木蘭替父從軍）樂府英雄詩頂峰，到南朝宋鮑照（414-466）《擬行路難》18 首樂府七言形式開創，到南朝梁《西洲曲》與北朝《敕勒歌》（約 5-6c）南北朝樂府民歌集錦，到南朝陳智匠《古今樂錄》（約 568 ，後佚）樂府樂學雛形，到唐杜甫（712-770）三吏三別（《新安吏》與《石壕吏》與《潼關吏》與《新婚別》與《無家別》與《垂老別》）樂府現實主義頂峰，到唐白居易（772-846）《新樂府》50 首與《秦中吟》10 首新樂府運動頂峰，到唐元稹（779-831）《樂府古題序》樂府古題詩學論述，到宋郭茂倩（1041-1099）《樂府詩集》100 卷（約 1086完成，含 12 類 5000與首）樂府詩集大成，到明梅鼎祚（1549-1615）《古樂苑》明代樂府總集，到清朱乾（清 18 世紀）《樂府正義》清代樂府考據，把樂府傳詩作為去中心化音頻採樣與中央標準化混音處理加以逐人逐書的完整回溯。

這條線最早的文本落點，是周代的采詩制度，以《漢書·食貨志》記載的周代采詩制度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為標誌的采詩制度起源，使采詩制度在西周第一次具有了作為采詩制度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周代采詩結果作為文本化加以整理的是春秋的孔子（前 551-前 479），以《詩經》305 篇（西周初至春秋中葉約 500 年間收集，含國風 160 篇與小雅 74 篇與大雅 31 篇與頌 40 篇）作為周代采詩結果的文本化（見《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 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使《詩經》在春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采詩結果文本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戰國至秦的各地民歌作為南方延續加以承接的是戰國至秦（前 4 至前 3 世紀），以《楚辭》（屈原與宋玉等）作為南方楚地民歌文本化，使《楚辭》在戰國末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南方民歌文本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西漢樂府作為國家化官署加以實現的是西漢的漢武帝（前 156-前 87 前，在位前 141-前 87），以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設立樂府（見《漢書·禮樂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禮... 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為標誌的國家化官署，使漢武帝與樂府在西漢中期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國家化官署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樂府配樂作為標準化混音加以實現的是西漢的協律都尉李延年（?-前 87 前），以《漢書·禮樂志》李延年... 善歌, 為新變聲與 19 章郊祀歌（漢《郊祀歌》19 章含《帝臨》與《青陽》與《朱明》與《西顥》與《玄冥》等），為標誌的標準化混音，使李延年與郊祀歌"在西漢中期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標準化混音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西漢文人樂府作為辭賦配樂加以推動的是西漢的司馬相如（前 179-前 117）等數十人，以《上林賦》與《大人賦》與《子虛賦》與《長門賦》等配樂演唱，為標誌的辭賦配樂，使司馬相如等在西漢中期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辭賦配樂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西漢樂府採集結果作為目錄化加以收束的是東漢初的班固（32-92 ）與班彪（3-54 ）父子《漢書·藝文志》，以歌詩 28 家 314 篇（西漢樂府採集的民間歌謠目錄）的整理，為標誌的目錄化，使班固與 《漢書·藝文志》在東漢初第一次具有了作為目錄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東漢樂府作為長篇敘事詩頂峰加以實現的是東漢末（約 200 ，見序最早見於《玉臺新詠》陳徐陵編，c. 545 ）的《孔雀東南飛》，以 357 句 1785 字（焦仲卿妻與劉蘭芝與焦仲卿與焦母與劉兄五角色， 最長古詩與樂府雙棲長篇敘事詩），為標誌的長篇敘事詩頂峰，使《孔雀東南飛》在東漢末第一次具有了作為長篇敘事詩頂峰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北朝樂府作為英雄詩頂峰加以實現的是北朝（約約6世紀）的《木蘭辭》，以 62 句 320 字（ 花木蘭替父從軍 12 年）的樂府英雄詩，為標誌的英雄詩頂峰，使《木蘭辭》在北朝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英雄詩頂峰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南朝文人樂府作為七言形式開創加以推動的是南朝宋的鮑照（約 414-466 ），以《擬行路難》18 首七言樂府（見《南史》鮑照... 文辭贍逸, 嘗為古樂府, 文甚遒麗），為標誌的七言形式開創，使鮑照與 《擬行路難》在南朝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七言形式開創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南北朝民歌作為南北集錦加以收集的是南朝梁與北朝（約 5-約6世紀），以南朝梁《西洲曲》（ 憶梅與折梅與寄梅女子懷人詩）與北朝《敕勒歌》敕勒川, 陰山下, 天似穹廬, 籠蓋四野, 天蒼蒼, 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36 字牧歌，為標誌的南北集錦，使《西洲曲》與《敕勒歌》在南北朝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南北集錦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南北朝樂府作為樂學雛形加以整理的是南朝陳的智匠（約約6世紀，活動於陳朝），以《古今樂錄》12 卷（最早的樂府樂學系統整理，後佚; 見《隋書·經籍志》《古今樂錄》十二卷, 陳智匠撰），為標誌的樂學雛形，使智匠與 《古今樂錄》在南朝陳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樂學雛形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唐代樂府作為現實主義頂峰加以實現的是唐代的杜甫（712-770），以三吏（《新安吏》與《石壕吏》與《潼關吏》，乾元二年 759作於從洛陽至華州道上）與三別（《新婚別》與《無家別》與《垂老別》），為標誌的現實主義頂峰，使杜甫與三吏三別在唐乾元第一次具有了作為現實主義頂峰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唐代新樂府運動作為白居易革新加以推動的是唐代的白居易（772-846），以《新樂府》50 首（每首序與詩與注，含《賣炭翁》與《新豐折臂翁》與《杜陵叟》與《繚綾》與《琵琶行》附）與《秦中吟》10 首，為標誌的新樂府運動，使白居易與 《新樂府》在唐元和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新樂府運動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唐代樂府詩學作為古題論述加以推進的是唐代的元稹（779-831），以《樂府古題序》詩人之為辭, 皆本於風謠（論證樂府古題的現實主義起源）的詩學論述，為標誌的古題論述，使元稹與 《樂府古題序》在唐元和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古題論述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宋代樂府作為集大成詩集加以定形的是宋代的郭茂倩（約 1041-1099），以《樂府詩集》100 卷（約 1086完成，含 12 類：郊廟歌辭與燕射歌辭與鼓吹曲辭與橫吹曲辭與相和歌辭與清商曲辭與舞曲歌辭與琴曲歌辭與雜曲歌辭與近代曲辭與雜歌謠辭與新樂府辭，共 5000與首），為標誌的集大成詩集，使郭茂倩與 《樂府詩集》在北宋末第一次具有了作為集大成詩集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明代樂府作為明代總集加以補充的是明代的梅鼎祚（1549-1615），以《古樂苑》52 卷（以《樂府詩集》為基礎補充明以前遺漏樂府詩）的明代總集，為標誌的明代總集，使梅鼎祚與 《古樂苑》在明萬曆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明代總集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清代樂府作為考據收束加以收束的是清代的朱乾（清 18 世紀），以《樂府正義》16 卷的清代樂府考據，為標誌的考據收束，使朱乾與 《樂府正義》在清乾嘉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考據收束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從周代采詩制度與孔子《詩經》的早期範本，經漢武帝設樂府、李延年郊祀歌標準化混音、司馬相如辭賦配樂的國家化官署階段，到東漢《孔雀東南飛》與北朝《木蘭辭》的民間長篇敘事詩巔峰，再到唐代杜甫三吏三別、白居易《新樂府》五十首的文人現實主義運動，最終宋郭茂倩《樂府詩集》百卷集大成與清朱乾考據收束，樂府傳詩的內在邏輯始終是同一句話：在采詩制度國家化與民間歌謠精英化、樂府官署制度化與配樂編曲標準化的歷史壓力下，把民間歌謠與音樂與詩歌固定為由采詩官底層探針、太師中央樞紐與協律都尉標準化混音的去中心化音頻採樣與中央標準化處理機制。這四個字之所以經久不衰，正因為它把從周代采詩到清朱乾共十八組作者日期語境脈絡，收束在了最簡單的四字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