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經正義"在華夏大一統帝國的認知版圖裡，是把先秦諸子百家的哲學碎片強行收束為五種功能單元與唯一合法性校驗源的那一套國家意識形態的認知框架底座。三條線要分頭追：一條是五經各自的成型與功能定位之路（從西周到春秋的詩樂一體原始形態到戰國晚期的禮壞樂崩與諸子競起，到漢代的五經定本與各經典的師承與編輯），一條是漢代經學的國家化與標準註釋的焊死之路（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董仲舒《天人三策》與五經博士的設立到東漢鄭玄的以《禮》注《周禮》與以《毛詩》箋《詩》與魏晉王弼《周易注》與何晏《論語集解》與唐代孔穎達《五經正義》標準註釋的國家化焊死），一條是科舉取士與經典序列的最終定型之路（從隋唐明經科以五經取士與唐代開成石經（837 ）刻立太學與宋代朱熹《四書章句集註》（1190 年）以四書取代五經為科舉核心與元明清四書與五經與八股文定型）。要把五經正義在中華文明裡的實際份量看清，這三條線都得走。
第一條線：五經各自的成型與功能定位之路。
最早的文本落點，是《詩》（即《詩經》），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約公元前 11 世紀至前 6 世紀）的詩樂一體原始形態，以風與雅與頌三類（國風 160 篇與小雅 74 篇與大雅 31 篇與頌 40 篇，共 305 篇）作為周代禮樂文明的歌詞字庫，使詩在《詩經》成書時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華夏社會情感單元的母本的根本定位。把詩作為周代禮樂文明核心載體加以最經典系統化的是孔子（前 551-前 479）刪《詩》，以思無邪為編輯原則的《詩》300 篇與孔子正樂，使《詩》在春秋晚期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儒家社會情感規範的定位。
《書》（即《尚書》），以《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部分涵蓋上古至春秋的政事檔案，使書“在先秦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華夏政事檔案單元的母本的根本定位。最早的書“經典化標誌，是孔子（前 551-前 479）“序《書》，以上古帝王之誥命與誓師之文與政事之記為《書》的體裁，使《書》在春秋晚期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儒家政事檔案規範的定位。
《禮》（即《儀禮》《周禮》《禮記》三禮合一），以士冠禮與士婚禮與士相見禮與鄉飲酒禮與鄉射禮與燕禮與大射禮與聘禮與公食大夫禮與覲禮與喪服與士喪禮與既夕禮與士虞禮與特牲饋食禮與少牢饋食禮與祭禮等十七篇《儀禮》為士階層日常行為規範，使禮在先秦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華夏行為規範單元的母本的根本定位。把禮作為周代禮樂文明核心規範加以系統化的是《周禮》（成書於戰國晚期，以天官與地官與春官與夏官與秋官與冬官六官為國家行政架構的官制文本，358 職）與 《禮記》（西漢戴聖編輯，49 篇，涵蓋禮意與禮制與禮義與禮樂），使《禮》在漢代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儒家行為規範的定位。
《易》（即《周易》），以伏羲畫卦與文王演卦與周公繫辭與孔子作傳的四聖成《易》傳統與 《周易》本經 64 卦 384 爻，使易在先秦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華夏宇宙運算單元的母本的根本定位。把易作為宇宙生成論加以經典化的是《周易·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使《易》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儒家宇宙運算規範的定位。
《春秋》，以魯國自前 722 年至前 481 年的 242 年編年史為本體，使春秋在春秋晚期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華夏曆史裁判單元的母本的根本定位。把春秋作為微言大義加以經典化的是《春秋公羊傳》（戰國公羊高與漢代何休）與《春秋穀梁傳》（戰國穀梁赤與晉代範寧）與《春秋左氏傳》（戰國左丘明）三傳，使《春秋》在漢代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儒家歷史裁判規範的定位。
第二條線：漢代經學的國家化與標準註釋的焊死之路。最早的國家化動作，是西漢初期（前 136-前 121 年間）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設立五經博士，以《詩》博士（魯與齊與韓與毛四家）與《書》博士（歐陽與大夏侯與小夏侯三家）與《禮》博士（後蒼與戴德與戴聖）與《易》博士（施讎與孟喜與梁丘賀與京房等）與《春秋》博士（公羊與穀梁與左氏）的十四博士為國家化經學的官方載體，使五經在漢武帝時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國家唯一合法經典序列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五經作為傳承火種加以搶救性保存的是西漢初期（前 213-前 208 年秦始皇焚書之後），以濟南伏生（前 268-前 178）壁藏《尚書》為代表性事件與秦漢之交伏生與毛亨與孔安國等經學家的口傳與訓詁，使五經在秦漢之交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劫後餘生的華夏文明核心文本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五經作為權威標準註釋加以國家化系統化的是東漢鄭玄（127-200）的鄭氏注，以《毛詩箋》（箋《詩》毛傳）與 《三禮注》（注《周禮》《儀禮》《禮記》）與 《尚書大傳注》與 《周易注》（後佚失）的完整註釋體系，使五經在東漢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官方通行註釋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五經作為義理化註釋加以魏晉化的代表是王弼（226-249）的《周易注》與何晏（？-249）的《論語集解》，以掃象與以玄學解《易》與以老莊解《論語》的義理化路徑，使五經在魏晉玄學裡第一次具有了作為以本體論取代訓詁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五經作為國家化標準註釋加以**徹底焊死**的是唐代貞觀年間孔穎達（574-648）等編纂的《五經正義》，以《周易正義》（以王弼韓康伯注為本）與 《尚書正義》（以孔安國《古文尚書》傳為本）與 《毛詩正義》（以毛傳與鄭箋為本）與 《禮記正義》（以鄭玄注為本）與 《春秋左傳正義》（以杜預注為本）的五經標準註釋定本，以統一南北經學與統一註疏與頒行全國的官方權威性，使五經在唐代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官方欽定註釋與科舉標準讀本的根本的根本定位，這是五經作為大一統帝國之國家規範的最終定本時刻。
第三條線：科舉取士與經典序列的最終定型之路。最早的科舉五經掛鉤，是隋代（約 605 年）明經科，以明兩經與試策為考試模式，使五經在隋代第一次具有了作為科舉取士的考試科目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五經作為國家法定的科舉標準加以唐宋系統化的是唐代（自高宗顯慶年間起，明經科以九經，五經與 《論語》《孝經》《爾雅》，為考試範圍）與宋代（經義以五經與論孟為考試核心）的制度化推進，使五經在唐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科舉制度之核心科目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五經作為石刻定本加以國家化永久化的是唐文宗大和七年至開成二年（833-837 年）的開成石經，以《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十二經為內容與楷書與刻立太學，使五經在唐代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刻石定本與防止傳抄訛誤的根本的根本定位，這是五經作為標準化文本的物質化錨定。
把經典序列從五經重心向四書重心的範式轉換完成於南宋朱熹（1130-1200）的《四書章句集註》（成書於 1190 年），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四書"（取自《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與 《論語》《孟子》兩書），以"四書"的義理化與系統化與階梯化（"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與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與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與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的四書階梯閱讀法，使四書"在宋代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比五經更基礎與更核心的儒家入門序列的根本定位，這是經典序列從五經重心向四書"重心的範式革命。 把"四書與五經作為科舉最終定型加以元明清國家化完成的是元代（1313 年頒行的《科舉程式》以四書"為必試與 "五經為兼試）與明代（洪武三年 1370 年頒行科舉定式四書義與論與詔誥表與判語為內容與以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為唯一標準注）與清代（沿用明制定型至 1905 年廢科舉），使四書與五經在明清第一次具有了作為科舉最終定型與朱子註釋為唯一欽定的根本的根本定位，這是五經正義作為國家意識形態認知框架底座的最終完成形態。
從西周至春秋五經原始形態，經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國家博士制度化、唐代孔穎達《五經正義》官方欽定、宋代朱熹《四書集註》重心轉移，到元明清科舉最終定型，五經正義的內在邏輯始終是同一句話：在價值觀無序化、統治中樞急需統一思想控制件、文官系統需要統一通信規範的三重壓力下，把倫理政治邏輯轉化為《詩》《書》《禮》《易》《春秋》五大核心單元，再以漢代博士、唐代正義、宋代集註與元明清科舉焊死為國家法定讀本。這兩個字之所以經久不衰，正因為它把從西周到春秋的經典成型史、從漢到唐的國家化註釋史、從隋唐到明清的科舉定型史、從五經到四書的經典重心轉移史全部四條脈絡，收束在了最簡單的兩個字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