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詞流韻"在華夏古典長短句詩歌的版圖裡，是把中唐到南宋（約公元 8 世紀至 13 世紀）的燕樂俗曲與商業市井化與宮廷詞臣與慢詞興起的歷史壓力下所催生的華夏古典長短句歌詞傳統，定義為以溫庭筠為花間鼻祖與李煜為千古詞帝與蘇軾為豪放開宗與辛棄疾為豪放集大成為代表的幾百位詞人各自填入一百餘種詞牌的那一套華夏古典長短句燕樂混音對接的初代原始依據。一脈相承的一條線要追到底：從隋唐燕樂到中唐早期詞（白居易與韋應物與張志和與劉禹錫）到晚唐溫庭筠花間派到西蜀歐陽炯《花間集》到五代南唐二主（李璟與馮延巳與李煜）到北宋第一代（范仲淹與晏殊與歐陽修）到北宋慢詞之祖柳永到北宋豪放開宗蘇軾到北宋格律集大成周邦彥到南渡雙峰（李清照與辛棄疾）到晚宋餘響（姜夔與吳文英），把宋詞流韻作為燕樂混音對接加以逐人逐書的最完整回溯。
這條線最早的文本落點，是中唐的早期詞，以張志和（約公元 730 年至 810 年）作為早期詞的代表，以《漁歌子》5 首（約公元 770 年至 780 年，西湖煙雨）為標誌的早期詞與道家漁父意境，使張志和與 《漁歌子》在中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早期詞的代表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白居易作為早期詞的另一極加以開創的是白居易（公元 772 年至 846 年），以《長相思》2 首與《憶江南》2 首為標誌的早期詞的另一極，使白居易與 《長相思》與 《憶江南》在中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早期詞的另一極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劉禹錫作為早期詞的第三極加以開創的是劉禹錫（公元 772 年至 842 年），以《竹枝詞》9 首（夔州民歌改寫）為標誌的早期詞的第三極與巴蜀民歌"，使"劉禹錫與 《竹枝詞》在中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早期詞的第三極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晚唐花間派作為詞的自覺藝術化加以開創的是晚唐的溫庭筠（約公元 836 年至 910 年），以花間鼻祖的身份，以《菩薩蠻》14 首與《更漏》6 首與 18 調 60與詞為標誌的詞的藝術自覺化，以香軟綺麗與閨閣情思與嚴整格律為特徵，使溫庭筠在晚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詞的藝術自覺化開創者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花間派作為詞的另一極加以延續的是晚唐五代的韋莊（公元 836 年至 910 年），以《菩薩蠻》5 首與《浣溪沙》多首為標誌的花間派另一極，以疏朗清麗與白描抒情為特徵，使韋莊在晚唐五代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花間派另一極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花間派作為詞的第一個詞集化加以收束的是西蜀的歐陽炯（公元 896 年至 971 年），以《花間集序》與後蜀趙崇祚編《花間集》18 家 500 詞 70 調為標誌的詞的第一個詞集化，使趙崇祚與歐陽炯與 《花間集》在後蜀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詞的第一個詞集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五代南唐作為詞的第一高峰加以推動的是南唐的李璟（公元 916 年至 961 年，南唐中主），以《攤破浣溪沙》2 首為標誌的南唐詞，使李璟在南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南唐詞第一主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南唐詞加以推動的還有馮延巳（公元 903 年至 960 年），以《鵲踏枝》14 首與 《長命女》多首（約公元 940 年至 950 年）為標誌的南唐詞另一主，使馮延巳在南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南唐詞第二主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李煜（公元 937 年至 978 年，南唐後主）作為詞的千古第一帝加以實現的是李煜，以《虞美人》與《浪淘沙》與《相見歡》3 首絕命詞與 36 詞 21 調（約公元 975 年至 978 年，亡國後）為標誌的千古詞帝，使李煜在南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千古詞帝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北宋詞的第一代加以推動的是范仲淹（公元 989 年至 1052 年）與晏殊（公元 991 年至 1055 年）與歐陽修（公元 1007 年至 1072 年），以范仲淹《漁家傲》（約公元 1040 年，西夏戰事時）與晏殊《浣溪沙》與晏殊《蝶戀花》與歐陽修《踏莎行》為標誌的北宋詞第一代，使范仲淹與晏殊與歐陽修在北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北宋詞第一代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慢詞作為詞的容量擴展加以推動的是柳永（公元 987 年至 1053 年），以市民詞的身份，以 871 首 213 調與《雨霖鈴》與《望海潮》與《八聲甘州》為標誌的慢詞之祖，使柳永在北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慢詞之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豪放派作為詞的另一極加以開創的是蘇軾（公元 1037 年至 1101 年），以以詩為詞的口號，以 342 詞 80 調與 《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與《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與《江城子·密州出獵》（老夫聊發少年狂）（約公元 1075 年至 1080 年，黃州東坡時期）為標誌的豪放開宗，使蘇軾在北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豪放開宗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婉約派作為詞的第三極加以推動的是秦觀（公元 1049 年至 1100 年），以婉約的身份，以《鵲橋仙》（纖雲弄巧）與《滿庭芳》（山抹微雲）與 80與詞為標誌的婉約極，使秦觀在北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婉約極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格律作為詞的極致化加以集大成的是周邦彥（公元 1056 年至 1121 年），以格律集大成的身份，以 200 詞 110 調與 《蘭陵王·柳》（柳陰直）與《六醜·薔薇謝後作》與《西河·金陵懷古》（約公元 1100 年至 1110 年）為標誌的格律集大成，使周邦彥在北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格律集大成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南渡詞作為詞的第二高峰加以推動的是李清照（公元 1084 年至 1155 年）與辛棄疾（公元 1140 年至 1207 年），以李清照易安體的身份，以《漱玉詞》與《聲聲慢》（尋尋覓覓）與《一剪梅》與《如夢令》與 50與詞（約公元 1100 年至 1150 年，靖康之難前後）為標誌的易安體與婉約極的深化，以辛棄疾豪放派集大成的身份，以 629 詞與《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與《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與《青玉案·元夕》（約公元 1160 年至 1200 年，南宋主戰時期）為標誌的豪放派集大成，使李清照與辛棄疾在南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詞的第二高峰與婉約深化與豪放集大成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晚宋詞作為詞的餘響加以實現的是姜夔（公元 1155 年至 1221 年）與吳文英（公元 1200 年至 1260 年），以姜夔清空騷雅的身份，以 17 詞 14 自度曲與 《揚州慢》（淮左名都）與《暗香》（舊時月色）與《疏影》（苔枝綴玉）與旁附工尺譜（約公元 1190 年至 1220 年）為標誌的清空騷雅，以吳文英夢窗詞的身份，以 350與詞與 《鶯啼序》（殘寒正欺病酒）為標誌的夢窗詞，使姜夔與吳文英在晚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詞的餘響與格律詞成熟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宋詞加以理論編纂的是南宋的曾慥，以《樂府雅詞》（1146 ）3 卷與拾遺 2 卷共收錄 700與詞為標誌的宋詞第一部詞選，使曾慥與 《樂府雅詞》在南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宋詞第一部詞選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宋詞加以理論編纂的還有宋末元初的周密（公元 1232 年至 1298 年），以《絕妙好詞》（1290 ）7 卷選錄 132 家 390與詞為標誌的南宋詞選，使周密與 《絕妙好詞》在宋末元初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南宋詞選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宋詞加以現代系統化的是民國唐圭璋（公元 1901 年至 1990 年），以《全宋詞》（1940 年，商務印書館初版）收錄 1330與詞人 19900與詞 300 萬字為標誌的宋詞現代總集，使唐圭璋與 《全宋詞》在 20 世紀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宋詞現代總集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宋詞流韻的這一路，從隋唐燕樂到中唐早期詞（白居易與韋應物與張志和與劉禹錫）到晚唐溫庭筠花間派到西蜀歐陽炯《花間集》到五代南唐二主（李璟與馮延巳與李煜）到北宋第一代（范仲淹與晏殊與歐陽修）到北宋慢詞之祖柳永到北宋豪放開宗蘇軾到北宋婉約極秦觀到北宋格律集大成周邦彥到南渡雙峰（李清照與辛棄疾）到晚宋餘響（姜夔與吳文英），其內在的邏輯一直是同一句話：在面對燕樂俗曲與商業市井化與宮廷詞臣與慢詞興起的歷史壓力下，把文學詞彙固定方式為可接入燕樂流行樂曲音頻對接的長短句彈性數據容器（即詞牌：固定曲牌格式與彈性字句數與彈性韻腳）。並通過市井酒肆茶坊與宮廷教坊兩個語境分發體系的並行運轉，完成文學從廟堂精英向市井階層的聽覺審美下沉，是華夏古典長短句詩歌能把高度藝術性與高度情感顆粒度與高度市井流通性的詞體格律承載在同一套詞牌燕樂混音對接上的最根本機制。宋詞流韻四字之所以能在漢語裡成為經久不衰的燕樂混音對接名相，正因為它把張志和→ 溫庭筠→ 《花間集》→ 李煜→ 柳永→ 蘇軾→ 周邦彥→ 李清照與辛棄疾→ 姜夔與吳文英十組作者日期語境脈絡，收束在了最簡單的四個字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