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詞流韻"在華夏古典長短句詩歌的版圖裡,是把"中唐到南宋(約公元 8 世紀至 13 世紀)"的"燕樂俗曲與 商業市井化與 宮廷詞臣與 慢詞興起"的歷史壓力下所催生的華夏古典長短句歌詞傳統,定義為"以溫庭筠為'花間鼻祖'與 李煜為'千古詞帝'與 蘇軾為'豪放開宗'與 辛棄疾為'豪放集大成'為代表的幾百位詞人各自填入一百餘種詞牌"的那一套華夏古典長短句"燕樂混音接口"的"初代源代碼"。一脈相承的一條線要追到底:從"隋唐燕樂"到"中唐早期詞(白居易與 韋應物與 張志和與 劉禹錫)"到"晚唐溫庭筠花間派"到"西蜀歐陽炯《花間集》"到"五代南唐二主(李璟與 馮延巳與 李煜)"到"北宋第一代(范仲淹與 晏殊與 歐陽修)"到"北宋慢詞之祖柳永"到"北宋豪放開宗蘇軾"到"北宋格律集大成周邦彥"到"南渡雙峰(李清照與 辛棄疾)"到"晚宋餘響(姜夔與 吳文英)",把"宋詞流韻"作為"燕樂混音接口"加以逐人逐書的最完整回溯。
這條線最早的文本落點,是中唐的早期詞,以張志和(約公元 730 年至 810 年)作為早期詞的代表,以《漁歌子》5 首(約公元 770 年至 780 年,西湖煙雨)為標誌的"早期詞與 道家漁父意境",使"張志和與 《漁歌子》"在中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早期詞的代表'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白居易作為"早期詞的另一極"加以開創的是白居易(公元 772 年至 846 年),以《長相思》2 首 與《憶江南》2 首為標誌的"早期詞的另一極",使"白居易與 《長相思》與 《憶江南》"在中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早期詞的另一極'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劉禹錫作為"早期詞的第三極"加以開創的是劉禹錫(公元 772 年至 842 年),以《竹枝詞》9 首(夔州民歌改寫)為標誌的"早期詞的第三極與 巴蜀民歌",使"劉禹錫與 《竹枝詞》"在中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早期詞的第三極'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晚唐花間派作為"詞的自覺藝術化"加以開創的是晚唐的溫庭筠(約公元 836 年至 910 年),以"花間鼻祖"的身份,以《菩薩蠻》14 首 與《更漏》6 首 與 18 調 60與 詞為標誌的"詞的藝術自覺化",以香軟綺麗與 閨閣情思與 嚴整格律為特徵,使"溫庭筠"在晚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詞的藝術自覺化開創者'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花間派作為"詞的另一極"加以延續的是晚唐五代的韋莊(公元 836 年至 910 年),以《菩薩蠻》5 首 與《浣溪沙》多首為標誌的"花間派另一極",以疏朗清麗與 白描抒情為特徵,使"韋莊"在晚唐五代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花間派另一極'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花間派作為"詞的第一個詞集化"加以收束的是西蜀的歐陽炯(公元 896 年至 971 年),以《花間集序》與 後蜀趙崇祚編《花間集》18 家 500 詞 70 調為標誌的"詞的第一個詞集化",使"趙崇祚與 歐陽炯與 《花間集》"在後蜀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詞的第一個詞集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五代南唐作為"詞的第一高峰"加以推動的是南唐的李璟(公元 916 年至 961 年,南唐中主),以《攤破浣溪沙》2 首為標誌的"南唐詞",使"李璟"在南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南唐詞第一主'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南唐詞加以推動的還有馮延巳(公元 903 年至 960 年),以《鵲踏枝》14 首 與 《長命女》多首(約公元 940 年至 950 年)為標誌的"南唐詞另一主",使"馮延巳"在南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南唐詞第二主'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李煜(公元 937 年至 978 年,南唐後主)作為"詞的千古第一帝"加以實現的是李煜,以《虞美人》與《浪淘沙》與《相見歡》3 首絕命詞 與 36 詞 21 調(約公元 975 年至 978 年,亡國後)為標誌的"千古詞帝",使"李煜"在南唐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千古詞帝'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北宋詞的第一代加以推動的是范仲淹(公元 989 年至 1052 年)與 晏殊(公元 991 年至 1055 年)與 歐陽修(公元 1007 年至 1072 年),以范仲淹《漁家傲》(約公元 1040 年,西夏戰事時)與 晏殊《浣溪沙》與 晏殊《蝶戀花》與 歐陽修《踏莎行》為標誌的"北宋詞第一代",使"范仲淹與 晏殊與 歐陽修"在北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北宋詞第一代'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慢詞作為"詞的容量擴展"加以推動的是柳永(公元 987 年至 1053 年),以"市民詞"的身份,以 871 首 213 調 與《雨霖鈴》與《望海潮》與《八聲甘州》為標誌的"慢詞之祖",使"柳永"在北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慢詞之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豪放派作為"詞的另一極"加以開創的是蘇軾(公元 1037 年至 1101 年),以"以詩為詞"的口號,以 342 詞 80 調 與 《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與《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與《江城子·密州出獵》(老夫聊發少年狂)(約公元 1075 年至 1080 年,黃州東坡時期)為標誌的"豪放開宗",使"蘇軾"在北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豪放開宗'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婉約派作為"詞的第三極"加以推動的是秦觀(公元 1049 年至 1100 年),以"婉約"的身份,以《鵲橋仙》(纖雲弄巧)與《滿庭芳》(山抹微雲)與 80與 詞為標誌的"婉約極",使"秦觀"在北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婉約極'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格律作為"詞的極致化"加以集大成的是周邦彥(公元 1056 年至 1121 年),以"格律集大成"的身份,以 200 詞 110 調 與 《蘭陵王·柳》(柳陰直)與《六醜·薔薇謝後作》與《西河·金陵懷古》(約公元 1100 年至 1110 年)為標誌的"格律集大成",使"周邦彥"在北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格律集大成'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南渡詞作為"詞的第二高峰"加以推動的是李清照(公元 1084 年至 1155 年)與 辛棄疾(公元 1140 年至 1207 年),以李清照"易安體"的身份,以《漱玉詞》與《聲聲慢》(尋尋覓覓)與《一剪梅》與《如夢令》與 50與 詞(約公元 1100 年至 1150 年,靖康之難前後)為標誌的"易安體與 婉約極的深化",以辛棄疾"豪放派集大成"的身份,以 629 詞 與《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與《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與《青玉案·元夕》(約公元 1160 年至 1200 年,南宋主戰時期)為標誌的"豪放派集大成",使"李清照與 辛棄疾"在南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詞的第二高峰與 婉約深化與豪放集大成'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晚宋詞作為"詞的餘響"加以實現的是姜夔(公元 1155 年至 1221 年)與 吳文英(公元 1200 年至 1260 年),以姜夔"清空騷雅"的身份,以 17 詞 14 自度曲 與 《揚州慢》(淮左名都)與《暗香》(舊時月色)與《疏影》(苔枝綴玉)與 旁附工尺譜(約公元 1190 年至 1220 年)為標誌的"清空騷雅",以吳文英"夢窗詞"的身份,以 350與 詞 與 《鶯啼序》(殘寒正欺病酒)為標誌的"夢窗詞",使"姜夔與 吳文英"在晚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詞的餘響與 格律詞成熟'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宋詞加以理論編纂的是南宋的曾慥,以《樂府雅詞》(1146 )3 卷 與 拾遺 2 卷共收錄 700與 詞為標誌的"宋詞第一部詞選",使"曾慥與 《樂府雅詞》"在南宋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宋詞第一部詞選'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宋詞加以理論編纂的還有宋末元初的周密(公元 1232 年至 1298 年),以《絕妙好詞》(1290 )7 卷選錄 132 家 390與 詞為標誌的"南宋詞選",使"周密與 《絕妙好詞》"在宋末元初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南宋詞選'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宋詞加以現代系統化的是民國唐圭璋(公元 1901 年至 1990 年),以《全宋詞》(1940 年,商務印書館初版)收錄 1330與 詞人 19900與 詞 300 萬字為標誌的"宋詞現代總集",使"唐圭璋與 《全宋詞》"在 20 世紀第一次具有了"作為'宋詞現代總集'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宋詞流韻"的這一路,從隋唐燕樂到中唐早期詞(白居易與 韋應物與 張志和與 劉禹錫)到晚唐溫庭筠花間派到西蜀歐陽炯《花間集》到五代南唐二主(李璟與 馮延巳與 李煜)到北宋第一代(范仲淹與 晏殊與 歐陽修)到北宋慢詞之祖柳永到北宋豪放開宗蘇軾到北宋婉約極秦觀到北宋格律集大成周邦彥到南渡雙峰(李清照與 辛棄疾)到晚宋餘響(姜夔與 吳文英),其內在的邏輯一直是同一句話:在面對"燕樂俗曲與 商業市井化與 宮廷詞臣與 慢詞興起"的歷史壓力下,把"文學詞彙"硬編碼為"可接入燕樂流行樂曲音頻接口的長短句彈性數據容器"(即"詞牌":固定曲牌格式與 彈性字句數與 彈性韻腳),並通過"市井酒肆茶坊與 宮廷教坊"兩個語境分發網絡的並行運轉,完成"文學從廟堂精英向市井階層的聽覺審美下沉",是華夏古典長短句詩歌能把"高度藝術性與 高度情感顆粒度與 高度市井流通性"的詞體格律承載在同一套詞牌燕樂混音接口上的最根本機制。"宋詞流韻"四字之所以能在漢語裡成為經久不衰的"燕樂混音接口"名相,正因為它把張志和→ 溫庭筠→ 《花間集》→ 李煜→ 柳永→ 蘇軾→ 周邦彥→ 李清照與 辛棄疾→ 姜夔與 吳文英十組作者日期語境脈絡,收束在了最簡單的四個字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