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在儒家"五常"體系中位置稍後:仁義禮三德由孔子在《論語》中立其大端,"智"作為第四德的"是非之心"則要等到孟子的"四端"說才被正式納入儒家的人性論底層,但"智圓行方"這四字作為一個完整格言的來歷,並不直接從這條主脈生出來,而是從更古老的道家話語系統裡借來的。要看清這條線索的來路,需要先承認"智"在先秦到西漢這四百多年裡其實走過兩段路:一段是儒家的道德理性之路,一段是道家與雜家的心智操作論之路,"智圓行方"四字正好坐在這兩段路的交匯處。
"智圓行方"最早的文字落點,是《文子·微明》篇中託名為老子的一段話。原文是這樣的:"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文子》一書傳為春秋末期文種所撰、又被後世學者認為主要出自戰國至西漢之間手筆的雜家之作,這一文本定位使得"智圓行方"的最早出處具有了跨學派、跨時代的混合性。值得注意的是,老子的這段話把"智圓"與"行方"放在"心欲小、志欲大"之後,是把"圓"與"方"先放在"內心"與"志向"層面、再放到"智慧"與"行為"層面的,它先討論心志的內向收斂與外向展開,再把同樣的"圓/方"對偶結構套到"智"與"行"上。這就給"智圓行方"四字定下了基調:智是要在內心空間裡全方位旋轉的圓,行為是要在外部世界裡固定守持的方。
真正把"智欲圓,行欲方"這八個大字說透的,是西漢前期劉安《淮南子·主術訓》裡那段"凡人之論"的展開:"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並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為之轂;智欲員者,環復運轉,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響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通不肆志。",《淮南子》用"環復運轉、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四組比喻把"智圓"的內涵從靜態的"周全"展開為動態的"循環無端";用"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通不肆志"四組短句把"行方"展開為窮通都不移的硬約束。這是"智圓行方"四字從《文子》的籠統格言變成可操作的執政哲學的關鍵一躍。後世最常援引的成文格言,"智圓行方"四字,正是在《文子》與《淮南子》的這條雜家,道家脈絡裡定型。明代張居正《襄毅楊公墓誌銘》裡那句"維公之德,智圓行方,忠不近名,言不泥常",是這一格言在士人評傳中定型的代表用法。
但"智"作為一個價值範疇被納入儒家核心詞彙表,則要走另一條路。孔子在《論語》中很少直接給"智"下定義,更多是把它與"仁""勇"並提為"三達德":他在《論語·憲問》裡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在《中庸》裡又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這是把"智"作為通達之德,而不是把它作為圓/方之對偶結構來處理。孔子更具體的回答在《論語·雍也》樊遲問知那一段:"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把"智"從空泛的聰明定位為"致力於民之義、敬鬼神而不近"的具體倫理判斷。這裡的"知"即"智"通假字,是把"智"與"義"綁在一起:沒有對"義"的判斷,就不能稱為"智"。
把"智"從孔子的"達德"地位抬升為四端之一的,是孟子。《孟子·公孫丑上》有一段為後世反覆援引的話:"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這把"智"與"仁義禮"三德並列為四端,使"智"在儒家體系裡第一次具有了與三德完全平起平坐的人性論根基。孟子還在《告子上》給出更緊的定義:"是非之心,智也",把"智"還原為人皆有之的道德判斷本能;並在該篇另一處把"智"的功能落到操作上:"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作為名詞的"是處"或"是知",意思是"智"的實質就在於知道仁與義這兩樣東西不能讓它失掉。這一句把"智"的功能定義為"守住仁義的能力",是儒家智論中最貼近"操作層"的一次表述。再進一步,《禮記·大學》提出"致知在格物",把"智"的獲得方式與"格物",即對萬事萬物逐個推究其理,連在一起,奠定了"格物致知"作為儒家認識論的總綱地位。
但若把目光從儒家主流移開,"智"在中國思想史上還有一條相當強的反對傳統。道家對"智"持根本性的懷疑態度:老子在《道德經》第十八章說"智慧出,有大偽",把"智"視為大偽的源頭;《莊子·天地》篇"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把智巧之心視作汙染素樸的機心。再看兵家,《孫子兵法·計篇》把"智"列為"將之五德"之首,"將者,智信仁勇嚴也",這是把"智"重新放回權力操作層面的另一種嘗試,與儒家把"智"綁在"義"上、道家把"智"視作"大偽"形成三足鼎立。
"智"的這一路,從《文子·微明》託名老子的"智欲圓、行欲方"格言,到《淮南子·主術訓》用"環復運轉、旁流四達"與"直立而不撓、窮不易操"展開的成文定調,到《論語》孔子的"知者不惑"與樊遲問知之"務民之義",到《孟子》把"智"抬入"是非之心、智之端"的人性論平起平坐,再到大《禮記·大學》的"致知在格物",同時又並行著道家"智慧出有大偽"與兵家"將之五德以智為首"的反對與並列傳統,其內在的邏輯一直是同一句話:在圓融無方的思慮與方正不移的節操之間,找到一個既能應對萬變又能守住底線的最優結合點。"智圓行方"四字之所以能跨越儒道雜三家的分歧而成為漢語裡經久不衰的成語,正因為它一次性把這條從先秦到西漢的全部脈絡,收束在了最簡的四個字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