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驰道是中国古代以都城为中心、向四方边疆辐射的全国性标准化军事道路网络。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六国的当年即下令以咸阳为总枢纽修筑驰道，这一工程的速度和规模在两千二百年前是空前的。《汉书·贾山传》保存了一段珍贵的描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的标准路面宽达五十步（约合今制六十九米），每隔三丈（约七米）在路旁种一棵青松作为路线标志，路基以铁椎夯实至坚如磐石。这种以铁制工具将路基压实到足以承受战车轮毂反复碾磨的工程标准，在此后两千年间成为中国古代所有军事道路的通用规格。
秦驰道以咸阳为原点，向东直抵燕齐（今河北和山东），向南通往吴楚（今江苏、湖北和湖南），向西连接陇西和巴蜀。其中最著名的一条是秦直道，从咸阳北部的云阳向北直穿鄂尔多斯高原，直达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全长约七百余公里。直道的建设始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由大将蒙恬督率数十万戍卒和刑徒，在黄土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以最直的南北纵线贯穿了整片陕北和鄂尔多斯草原。考古学家在陕西富县和甘肃合水等地的秦直道遗址中发现了令人震惊的工程质量：路面至今仍然寸草不生，两千余年的风吹日晒和降雨降雪始终无法穿透那层以铁椎夯实的致密路基。
汉代在全面继承秦驰道的基础上将道路网络向西延伸。张骞于前138年出使西域打通河西走廊后，汉武帝以军屯和驿传制度为后盾，每隔三十里设一驿站、每站配备马匹和粮食，将驰道从长安一路向西延伸，穿越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四个郡治，最终进入塔里木盆地，连接了汉帝国设在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西域都护府（前60年设立）。这条长达两千余公里的陆上交通线是此后一千五百年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全部道路基础设施的原型。
唐代在驰道的基础上建立了更为完备的驿传系统。全国共设驿站一千六百三十九所，其中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兼办的驿站八十六所。每所陆驿根据其所在路线的繁忙程度配有八匹至七十五匹不等的驿马。驿卒以换马不换人的接力方式可以在一天之内将紧急军情从长安传递至三百里之外的边境要塞。安史之乱（755年）爆发时，叛军攻陷洛阳的消息仅用了六天就通过驿传系统从范阳（今北京西南）传到了远在华清宫的唐玄宗耳中，两地的直线距离超过一千公里。
北疆驰道在元明清三代进一步演化为一套以北京为中心、覆盖全帝国疆域的站赤和驿路系统。元代在全国设置了一千五百余处站赤，每站配备马夫、厨师和翻译，以应对蒙古帝国跨越欧亚大陆的多语种和多民族的通信和外交需求。明代驿路系统的核心信使，“铺兵”，以步行接力将日常行政公文在全国的驿路上以每一昼夜约三百里的均速持续传送。清代的驿路和塘汛系统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延伸至外蒙古、新疆和西藏。1906年，随着电报线路在中国的逐步覆盖，驿传系统正式被废除。以人和马的肌肉为动力、以金椎夯实的黄土驰道为物理载体的古代中国信息高速公路在运行了两千一百二十七年之后宣告退役。
北疆驰道的内在逻辑，是以最低廉也最可靠的人力和畜力，以最标准化的路基宽度和坚固性，将中央帝国在首都作出的每一个军事和政治决定以可预测的速度和最高可能的物理安全性传输至最遥远的边塞和郡县。在没有任何电子和电磁通信的前现代社会中，驰道和它的后继驿路系统为中国历代帝国提供了以物理空间换取政治时间的唯一可行方案。这正是北疆驰道能以两千余年持续运转，其路基至今仍在陕甘的荒原上寸草不生，并在这两千余年间一直是中国中央集权帝国运转的最底层物流和通信的物质公理之一的根本原因。在没有任何电子通信的古代社会中，这条以黄土为路基的最朴素的通信线将帝国从政治心脏到军事末梢的全部的反应时间以最可靠和最廉价的人力和马力的接力压缩到了可能是人类前工业时代所能达到的最短物理时间极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