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格律"在华夏古典诗歌的版图里，是把六朝到盛唐的四声八病声律理论化与科举试律诗标准与盛唐帝国精神行政能力溢出的历史压力下所催生的华夏古典近体诗格律传统，定义为以沈佺期与宋之问定型的五言律诗与七言律诗与五言排律与五言绝句与七言绝句六体的那一套华夏古典诗歌的格律声学规范的初代原始依据。一脉相承的一条线要追到底：从六朝永明体（沈约与周颙与刘勰）的四声八病声律理论化到初唐形式奠基（上官仪六对与崔融十体）到沈佺期与宋之问景龙年间（707-710）的律诗定型到初唐四杰到盛唐双峰（李白与杜甫）到盛唐山水田园（王维与孟浩然）到盛唐边塞（高适与岑参与王昌龄）到中唐（韦应物与韩愈与大历十才子）到晚唐余响（杜牧与李商隐），把唐诗格律作为近体诗格律声学规范加以逐人逐书的最完整回溯。
这条线最早的文本落点，是六朝永明体，以沈约（公元 441 年至 513 年）作为永明体声律理论的奠基人，以四声八病说（南朝齐永明年间，约公元 483 年至 493 年）为标志的中国第一个系统的诗歌声律理论，以平上去入四声分类与八种声病禁忌（平头与上尾与蜂腰与鹤膝与大韵与小韵与旁纽与正纽）为特征，使沈约与四声八病说在南朝齐第一次具有了作为近体诗格律理论奠基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声律分类加以系统化的是与沈约同时代的周颙，以《四声切韵》（约公元 483 年至 493 年）为标志，使周颙与 《四声切韵》在南朝齐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声律分类标准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声律理论加以文学理论系统化的是南朝梁的刘勰（约公元 465 年至 522 年），以《文心雕龙》（约公元 501 年至 502 年，50 篇 10 卷）的声律篇为标志的中国第一部系统文学理论中专门讨论诗歌声律的专篇，使刘勰与 《文心雕龙·声律》在南朝梁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声律理论的文学理论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初唐格律诗形式加以奠基的是初唐的上官仪（公元 608 年至 664 年），以六对或八对之说（出自高宗仪凤年间，约公元 676 年至 679 年上官仪为高宗朝弘文馆直学士期间所提出的六种对仗方法：正名对与同事对与异类对与双声对与叠韵对与双拟对）为标志的初唐格律诗形式奠基，使上官仪与六对在高宗朝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初唐格律诗形式奠基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初唐格律诗理论加以细化的有元兢与崔融（公元？-690 年），以崔融《唐朝新定诗格》（武周至中宗朝，约公元 690 年前后）十体（形似与质气与情理与直置与雕藻与映带与飞动与婉转与情切与飞沉）为标志的格律诗声病理论的细化，使崔融与 《唐朝新定诗格》十体在武周末中宗初第一次具有了作为格律诗声病理论细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近体诗格律加以正式定型的是初唐末中宗朝的沈佺期（约公元 650 年至 714 年）与宋之问（约公元 656 年至 664 年），以景龙年间（公元 707 年至 710 年）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出自唐人理论总结对沈宋的评价）为标志的五言律诗与七言律诗与五言排律形式的彻底定型，使沈佺期与宋之问与景龙年间律诗定型在初唐末中宗朝第一次具有了作为近体诗格律彻底定型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初唐格律诗的另一面（七言歌行与短律）加以推动的是初唐四杰，以王勃（公元 650 年至 676 年）以《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言律诗与 《滕王阁序》七言歌行与短律为标志，以杨炯（公元 650 年至 694 年）以《从军行》五言与短律为标志，以卢照邻（公元 634 年至 684 年）以《长安古意》七言歌行为标志，以骆宾王（公元 640 年至 684 年）以《在狱咏蝉》五言律诗与 《讨武曌檄》骈文为标志，使初唐四杰在初唐第一次具有了作为格律诗前夜的七言歌行与短律过渡体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盛唐山水田园格律加以推向极致的是王维（公元 701 年至 761 年）与孟浩然（公元 689 年至 740 年），以王维五言律诗与五言绝句（《山居秋暝》与《鹿柴》与《竹里馆》与《送元二使安西》）与七言律诗（《积雨辋川庄作》）与七言绝句为标志，以孟浩然五言律诗与五言绝句（《过故人庄》与《春晓》与《宿建德江》）为标志，使王维与孟浩然在盛唐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山水田园格律诗极致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盛唐边塞格律加以推向极致的是高适（公元 704 年至 765 年）与岑参（约公元 715 年至 770 年）与王昌龄（约公元 698 年至 756 年），以高适《燕歌行》七言歌行与 《别董大》七言绝句为标志，以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七言歌行与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七言歌行为标志，以王昌龄七言绝句 4 首《出塞》与《从军行》7 首为标志的七绝圣手，使高适与岑参与王昌龄在盛唐第一次具有了作为边塞格律诗极致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盛唐格律诗推向双峰的是李白（公元 701 年至 762 年）与杜甫（公元 712 年至 770 年），以李白七言绝句（《望庐山瀑布》与《早发白帝城》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与七言歌行（《蜀道难》与《将进酒》）为标志的诗仙，以杜甫五言律诗（《春望》与《月夜》）与七言律诗（《登高》与《秋兴八首》）与五言排律（百韵千字）与 1450与首诗为标志的诗圣与律诗圣手，使李白与杜甫在盛唐第一次具有了作为格律诗双峰与诗仙与诗圣并立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中唐格律诗推向登峰的是大历十才子（活跃于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卢纶与吉中孚与韩翃与钱起与司空曙与苗发与崔峒与耿湋与夏侯审与李端）与韦应物（公元 737 年至 792 年）与韩愈（公元 768 年至 824 年），以大历十才子五言律诗（钱起《省试湘灵鼓瑟》与韩翃《寒食》）与韦应物五言律诗（《滁州西涧》）与韩愈以文为诗的格律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七言律诗）为标志，使大历十才子与韦应物与韩愈在中唐第一次具有了作为格律诗中唐登峰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晚唐格律诗余响加以实现的是杜牧（公元 803 年至 852 年）与李商隐（约公元 813 年至 858 年），以杜牧七言绝句（《泊秦淮》与《赤壁》与《山行》与《清明》）与李商隐七言律诗与七言绝句（《无题》与《锦瑟》与《夜雨寄北》）为标志的朦胧诗祖，使杜牧与李商隐在晚唐第一次具有了作为格律诗晚唐余响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唐诗格律诗学加以理论化的是中唐的王昌龄（约公元 698 年至 756 年），以《诗格》（约公元 750 年前后）为标志的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近体诗格律诗学专著，以诗有三境（物境与情境与意境）与诗有二格（用字格与用意格）为骨架，使王昌龄与 《诗格》在中唐第一次具有了作为近体诗格律诗学理论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唐诗格律诗学加以系统化总结的是日僧遍照金刚/空海（公元 774 年至 835 年），以《文镜秘府论》（成书于日本，约公元 819 年日本弘仁六年，6 卷）为标志的中国唐诗格律诗学的日本系统化总结，以天卷（声韵调声律）与地卷（17 种诗病）与人卷（14 种体势）= 三才分类为骨架，使遍照金刚/空海与 《文镜秘府论》在日本平安时代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唐诗格律诗学日本系统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盛唐诗加以选录定格的是殷璠（约公元 750 年在世），以《河岳英灵集》（成书于天宝十二年，公元 753 年）2 卷选录盛唐 24 位诗人 234 首为标志的盛唐诗选录定格，使殷璠与 《河岳英灵集》在盛唐天宝末第一次具有了作为盛唐诗选录定格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从六朝永明体四声八病声律理论化，经初唐沈宋律诗定型、盛唐山水边塞双峰（王孟高岑）与李杜、中唐大历十才子，到晚唐杜牧李商隐的千年格律诗谱系，唐诗格律的内在逻辑始终是同一句话：在声律理论化、科举试律诗标准、盛唐帝国精神行政能力溢出的历史压力下，把诗歌的精神能量固定为在五七字乘四八句乘四声乘对仗的格式模具中压缩最大情感与宇宙观，引爆史诗级精神核聚变。这四个字之所以经久不衰，正因为它把沈约到杜牧李商隐共二十组作者日期语境脉络，收束在了最简单的四个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