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是明末清初至20世纪初西方科学技术与人文思想大规模传入中国的历史进程。其正式开端以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至1610年）于1583年进入中国为标志。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建立了中国内地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同时向中国士大夫展示了欧洲的科学技术成果，他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首次向中国知识分子展示了包括南北美洲在内的完整世界地理全貌，打破了中国人一千余年来对世界地理的固有认知。
徐光启（1562至1633年）是西学东渐中最重要也最具人格魅力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位进士出身的明朝高官在1600年第一次见到利玛窦后被西方科学的精确性和实证方法深深地震撼。他在此后数年间与利玛窦合作将所有最重要的欧洲数学和天文学著作翻译为中文，包括《几何原本》（欧几里得）的前六卷，他首次将“点”、“线”、“面”、“直角”和“平行线”这些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核心概念以精确的中文术语引入了中国。徐光启的名言“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至今仍是中国翻译学和跨文化研究中最经典的指导原则之一。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至1666年）在明清政权更迭的关键时刻发挥了极为关键的历史作用。1644年清军进入北京后，汤若望向新政权展示了耶稣会士编纂的西洋历法远比当时中国使用的传统历法精确，他用一次日食的精确预测赢得了顺治皇帝的信任，成为清朝的钦天监正，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府天文官。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位欧洲人掌管帝国的授时大权。汤若望为清朝编制的《时宪历》一直沿用到20世纪初。
18世纪的礼仪之争和清朝的禁教给西学东渐按下了暂停键。康熙皇帝（1661至1722年在位）最初对西方科学极为热情，他亲自向耶稣会士学习几何、天文和医学，并准许传教士在中国境内自由活动。但当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在1704年禁止中国基督徒参加祭孔和祭祖仪式，认为这两种仪式构成偶像崇拜，康熙的反应是迅速而冷酷的：“西洋人自此以后不必再来了”。此后一百余年中国与欧洲的知识交流几乎完全中断。1840年鸦片战争的惨败才以武力重新打开了这道关闭了太久的大门，而西学东渐的第二波，这一次伴随着枪炮和不平等条约，以远比十七世纪更急剧的速度和更深刻的冲击力席卷了中国。
西学东渐在明末清初的特殊历史窗口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耶稣会士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利玛窦和他的后继者们没有以欧洲宗教和文化优越论的态度来蔑视中国文明，相反，他们花费了数年时间学习中文、研读四书五经、以儒家学者的身份面对中国知识分子、以‘西儒’自称，在与中国最顶尖的士大夫对话时引用《论语》和《孟子》中的经典文句作为论证的起点。这种‘以儒证耶’，以中国儒家经典中的概念来论证基督教的教义在中国的合理性，的策略使耶稣会士成为中国精英阶层的座上宾而非被排斥的外来者。但这种策略的另一个侧面，在康熙时期的礼仪之争中暴露出来，是耶稣会士对中国祖先崇拜和孔子祭祀的容忍态度激怒了罗马教廷的保守派：教廷认为利玛窦及其后继者为了讨好中国知识分子而在教义上做了不可接受的妥协。文化适应策略的成功和它最终的失败，与教皇一纸禁令将两百年间以智慧和心血搭建的跨文化桥梁一刀切断，是跨文明交流史上最沉重也最令人扼腕的悲剧性辩证法。
西学东渐的内在逻辑，是在两个此前几乎完全隔绝的文明体系之间，以十数位耶稣会士的毕生心血为代价，建立了一座脆弱但极其珍贵的知识传输桥梁。他们用拉丁字母拼出中文的读音，用毛笔重绘欧洲的天文图表，在中文中发明了几百个前所未有的科学术语，用一生的时间和全部的耐心去说服一个自信而精深的古老文明去重新审视它以为早已穷尽的世界。这正是西学东渐能以极少数人的翻译和教学，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改变数亿中国人对宇宙、地球、人体和社会的全部基础认知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