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正义"在华夏大一统帝国的认知版图里，是把先秦诸子百家的哲学碎片强行收束为五种功能单元与唯一合法性校验源的那一套国家意识形态的认知框架底座。三条线要分头追：一条是五经各自的成型与功能定位之路（从西周到春秋的诗乐一体原始形态到战国晚期的礼坏乐崩与诸子竞起，到汉代的五经定本与各经典的师承与编辑），一条是汉代经学的国家化与标准注释的焊死之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董仲舒《天人三策》与五经博士的设立到东汉郑玄的以《礼》注《周礼》与以《毛诗》笺《诗》与魏晋王弼《周易注》与何晏《论语集解》与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标准注释的国家化焊死），一条是科举取士与经典序列的最终定型之路（从隋唐明经科以五经取士与唐代开成石经（837 ）刻立太学与宋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1190 年）以四书取代五经为科举核心与元明清四书与五经与八股文定型）。要把五经正义在中华文明里的实际份量看清，这三条线都得走。
第一条线：五经各自的成型与功能定位之路。
最早的文本落点，是《诗》（即《诗经》），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约公元前 11 世纪至前 6 世纪）的诗乐一体原始形态，以风与雅与颂三类（国风 160 篇与小雅 74 篇与大雅 31 篇与颂 40 篇，共 305 篇）作为周代礼乐文明的歌词字库，使诗在《诗经》成书时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华夏社会情感单元的母本的根本定位。把诗作为周代礼乐文明核心载体加以最经典系统化的是孔子（前 551-前 479）删《诗》，以思无邪为编辑原则的《诗》300 篇与孔子正乐，使《诗》在春秋晚期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儒家社会情感规范的定位。
《书》（即《尚书》），以《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涵盖上古至春秋的政事档案，使书“在先秦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华夏政事档案单元的母本的根本定位。最早的书“经典化标志，是孔子（前 551-前 479）“序《书》，以上古帝王之诰命与誓师之文与政事之记为《书》的体裁，使《书》在春秋晚期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儒家政事档案规范的定位。
《礼》（即《仪礼》《周礼》《礼记》三礼合一），以士冠礼与士婚礼与士相见礼与乡饮酒礼与乡射礼与燕礼与大射礼与聘礼与公食大夫礼与觐礼与丧服与士丧礼与既夕礼与士虞礼与特牲馈食礼与少牢馈食礼与祭礼等十七篇《仪礼》为士阶层日常行为规范，使礼在先秦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华夏行为规范单元的母本的根本定位。把礼作为周代礼乐文明核心规范加以系统化的是《周礼》（成书于战国晚期，以天官与地官与春官与夏官与秋官与冬官六官为国家行政架构的官制文本，358 职）与 《礼记》（西汉戴圣编辑，49 篇，涵盖礼意与礼制与礼义与礼乐），使《礼》在汉代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儒家行为规范的定位。
《易》（即《周易》），以伏羲画卦与文王演卦与周公系辞与孔子作传的四圣成《易》传统与 《周易》本经 64 卦 384 爻，使易在先秦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华夏宇宙运算单元的母本的根本定位。把易作为宇宙生成论加以经典化的是《周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使《易》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儒家宇宙运算规范的定位。
《春秋》，以鲁国自前 722 年至前 481 年的 242 年编年史为本体，使春秋在春秋晚期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华夏历史裁判单元的母本的根本定位。把春秋作为微言大义加以经典化的是《春秋公羊传》（战国公羊高与汉代何休）与《春秋穀梁传》（战国穀梁赤与晋代范宁）与《春秋左氏传》（战国左丘明）三传，使《春秋》在汉代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儒家历史裁判规范的定位。
第二条线：汉代经学的国家化与标准注释的焊死之路。最早的国家化动作，是西汉初期（前 136-前 121 年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设立五经博士，以《诗》博士（鲁与齐与韩与毛四家）与《书》博士（欧阳与大夏侯与小夏侯三家）与《礼》博士（后苍与戴德与戴圣）与《易》博士（施雠与孟喜与梁丘贺与京房等）与《春秋》博士（公羊与穀梁与左氏）的十四博士为国家化经学的官方载体，使五经在汉武帝时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国家唯一合法经典序列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五经作为传承火种加以抢救性保存的是西汉初期（前 213-前 208 年秦始皇焚书之后），以济南伏生（前 268-前 178）壁藏《尚书》为代表性事件与秦汉之交伏生与毛亨与孔安国等经学家的口传与训诂，使五经在秦汉之交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劫后余生的华夏文明核心文本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五经作为权威标准注释加以国家化系统化的是东汉郑玄（127-200）的郑氏注，以《毛诗笺》（笺《诗》毛传）与 《三礼注》（注《周礼》《仪礼》《礼记》）与 《尚书大传注》与 《周易注》（后佚失）的完整注释体系，使五经在东汉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官方通行注释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五经作为义理化注释加以魏晋化的代表是王弼（226-249）的《周易注》与何晏（？-249）的《论语集解》，以扫象与以玄学解《易》与以老庄解《论语》的义理化路径，使五经在魏晋玄学里第一次具有了作为以本体论取代训诂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五经作为国家化标准注释加以**彻底焊死**的是唐代贞观年间孔颖达（574-648）等编纂的《五经正义》，以《周易正义》（以王弼韩康伯注为本）与 《尚书正义》（以孔安国《古文尚书》传为本）与 《毛诗正义》（以毛传与郑笺为本）与 《礼记正义》（以郑玄注为本）与 《春秋左传正义》（以杜预注为本）的五经标准注释定本，以统一南北经学与统一注疏与颁行全国的官方权威性，使五经在唐代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官方钦定注释与科举标准读本的根本的根本定位，这是五经作为大一统帝国之国家规范的最终定本时刻。
第三条线：科举取士与经典序列的最终定型之路。最早的科举五经挂钩，是隋代（约 605 年）明经科，以明两经与试策为考试模式，使五经在隋代第一次具有了作为科举取士的考试科目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五经作为国家法定的科举标准加以唐宋系统化的是唐代（自高宗显庆年间起，明经科以九经，五经与 《论语》《孝经》《尔雅》，为考试范围）与宋代（经义以五经与论孟为考试核心）的制度化推进，使五经在唐宋第一次具有了作为科举制度之核心科目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五经作为石刻定本加以国家化永久化的是唐文宗大和七年至开成二年（833-837 年）的开成石经，以《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十二经为内容与楷书与刻立太学，使五经在唐代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刻石定本与防止传抄讹误的根本的根本定位，这是五经作为标准化文本的物质化锚定。
把经典序列从五经重心向四书重心的范式转换完成于南宋朱熹（1130-1200）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书于 1190 年），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取自《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 《论语》《孟子》两书），以"四书"的义理化与系统化与阶梯化（"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与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与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与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的四书阶梯阅读法，使四书"在宋代第一次具有了"作为比五经更基础与更核心的儒家入门序列的根本定位，这是经典序列从五经重心向四书"重心的范式革命。 把"四书与五经作为科举最终定型加以元明清国家化完成的是元代（1313 年颁行的《科举程式》以四书"为必试与 "五经为兼试）与明代（洪武三年 1370 年颁行科举定式四书义与论与诏诰表与判语为内容与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唯一标准注）与清代（沿用明制定型至 1905 年废科举），使四书与五经在明清第一次具有了作为科举最终定型与朱子注释为唯一钦定的根本的根本定位，这是五经正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认知框架底座的最终完成形态。
从西周至春秋五经原始形态，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国家博士制度化、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官方钦定、宋代朱熹《四书集注》重心转移，到元明清科举最终定型，五经正义的内在逻辑始终是同一句话：在价值观无序化、统治中枢急需统一思想控制件、文官系统需要统一通信规范的三重压力下，把伦理政治逻辑转化为《诗》《书》《礼》《易》《春秋》五大核心单元，再以汉代博士、唐代正义、宋代集注与元明清科举焊死为国家法定读本。这两个字之所以经久不衰，正因为它把从西周到春秋的经典成型史、从汉到唐的国家化注释史、从隋唐到明清的科举定型史、从五经到四书的经典重心转移史全部四条脉络，收束在了最简单的两个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