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国子监下设立的一馆六学是古代中国最完备的专业化教育体系。一馆指弘文馆,设于门下省,专收皇族及最高级贵族子弟,是帝国精英的核心进修机构。六学则按学生的父祖官品分级:国子学收录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收录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四门学收录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及庶民中的最优秀者,此外还有律学(法律专业)、书学(书法与文字学专业)和算学(数学专业)三所专科学校。前三个学校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培养帝国的高级行政人才为目标。后三个学校则以法律文书撰写、书法艺术和财政计算等专业技能为主,这在当时全球的教育制度中是极为前卫的专业教育思想。
弘文馆的创办人是唐太宗李世民。武德九年(626年)他刚登基的当年便在门下省设立了弘文馆,精选全国最顶级的学者充任学士,让他们每天轮流在宫中值夜,以备皇帝随时咨询国家大事。弘文馆本质上是一个兼具教育、咨询和学术研究三重功能的精英智库。唐代最顶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都曾任弘文馆学士。弘文馆的学生包括了皇帝的亲子、亲王和高级贵族的子弟,最高级别的教育资源与最高级别的政治权力在这里无缝对接,确保了唐代统治精英从幼年起即接受当时最高质量也最正统的整套教育。
六学按父祖官品划分入学资格的等级制度,极其精确地映射了唐代社会的等级结构。国子学,只有三品以上高官子弟可以进入,是全国地位最高的官立学校。太学,五品以上,在名义上也是以经典教育为主,但学生的出身等级已经比国子生降了两档。四门学,七品以上加上优异庶民,这是六学中唯一的普通人的上进之梯:庶民中品行和学业最出色者可以通过一所官方学校的正规教育来打破出身阶层对个人前途的限制。律、书、算三个专科学校的入学资格则较低,学生毕业后主要进入相关的技术性政府部门担任文员和专员,没有参与最高级国家政治的通道,这六个学校以学生的入学资格已经预先分配了他们在帝国行政体系中的最终可能的地位。
唐代一馆六学在对整个东亚教育制度的影响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日本在八世纪初仿照唐代的国子监制度设立了大学寮,下设明经道(儒家经典)、明法道(法律)、算道(数学)和文章道(文学写作)四个学科,其结构显然直接抄袭了唐代的国子学和四门学加律算书三个专科学校的框架。统一新罗在七世纪后期也仿照唐代建立了国学,以儒家经典为必修,以算术和射箭为选修。中国唐代的这道以经典为主干、以律算书为辅助学科的官办教育系统模型在此后一千年间被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反复复制和改良。
日本和朝鲜半岛对唐代一馆六学体制的学习和本地化改造是东亚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制度移植。日本在大宝元年(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中按照唐制设立了大学寮,其课程体系完全是唐代六学的日本翻版,只是将律、算、书三个专科的分量降低,将文章道(以中文写作和汉诗创作的主要培养外交文书起草能力的文学训练)提升到最主要的地位。日本大学寮毕业生的最高出路是通过‘文章得业生’考试进入官僚系统,这与唐代的进士科几乎完全对应。统一新罗仿照唐朝在682年设立了国学,以《论语》和《孝经》为必修,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和《文选》为选修。新罗国学的最大创新在于它以‘读书三品科’的毕业考试制度(以读书量为分级标准:能读《春秋左氏传》和《礼记》者为上品,读《曲礼》和《孝经》者为中品,仅读《曲礼》和《孝经》中之一者为下品)为学生提供了以阅读量为基础的量化分级体系,这种以广度而非以深度为衡量标准的教育评估理念至今仍在许多国家的阅读教育政策中得到使用。
一馆六学的内在逻辑,是以品级划分教育资源的分配,在确保统治精英获得最高质量教育的同时,也为庶民中的最优秀者保留了最狭窄但真实存在的上升通道。它既是社会等级制度的忠实映射,也是这个等级制度中唯一的裂缝。这正是唐代一馆六学能以如此赤裸的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形式平稳运行近三百年,并在其具体等级框架瓦解后仍以“以考试选拔人才”的基本原则继续塑造东亚教育近千年,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