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传诗

"乐府传诗"在华夏古典音乐采集与诗歌传承的版图里，是把周代到清代（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 19 世纪）的采诗制度国家化与民间歌谣精英化与乐府官署制度化与配乐编曲标准化与文人乐府现实主义化的历史压力下所催生的华夏古典国家化采诗与配乐编曲传统，定义为以《乐府诗集》（郭茂倩，100 卷）为集大成、以《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辞》与三吏三别与新乐府 50 首为标志性文本的那一套华夏古典去中心化音频采样与中央标准化混音处理机制的初代原始依据。一脉相承的一条线要追到底：从周代采诗制度（《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到春秋孔子《诗经》整理（c. 500 前，305 篇国风与雅与颂的周代采诗结果文本化），到战国末至秦《楚辞》与各地民歌文本化，到西汉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设立乐府（见《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 乃立乐府，采诗夜诵），到西汉协律都尉李延年（?-前 87 前）配乐编曲与 19 章郊祀歌，到西汉司马相如（前 179-前 117）等数十人作诗赋配乐，到西汉《汉书·艺文志》歌诗 28 家 314 篇目录化，到东汉班固（32-92 ）《汉书·礼乐志》与《艺文志》汉代乐府史，到东汉末《孔雀东南飞》（约 200 ，焦仲卿妻与刘兰芝）乐府长篇叙事诗顶峰，到北朝乐府民歌与《木兰辞》（约约6世纪， 花木兰替父从军）乐府英雄诗顶峰，到南朝宋鲍照（414-466）《拟行路难》18 首乐府七言形式开创，到南朝梁《西洲曲》与北朝《敕勒歌》（约 5-6c）南北朝乐府民歌集锦，到南朝陈智匠《古今乐录》（约 568 ，后佚）乐府乐学雏形，到唐杜甫（712-770）三吏三别（《新安吏》与《石壕吏》与《潼关吏》与《新婚别》与《无家别》与《垂老别》）乐府现实主义顶峰，到唐白居易（772-846）《新乐府》50 首与《秦中吟》10 首新乐府运动顶峰，到唐元稹（779-831）《乐府古题序》乐府古题诗学论述，到宋郭茂倩（1041-1099）《乐府诗集》100 卷（约 1086完成，含 12 类 5000与首）乐府诗集大成，到明梅鼎祚（1549-1615）《古乐苑》明代乐府总集，到清朱乾（清 18 世纪）《乐府正义》清代乐府考据，把乐府传诗作为去中心化音频采样与中央标准化混音处理加以逐人逐书的完整回溯。

这条线最早的文本落点，是周代的采诗制度，以《汉书·食货志》记载的周代采诗制度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为标志的采诗制度起源，使采诗制度在西周第一次具有了作为采诗制度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周代采诗结果作为文本化加以整理的是春秋的孔子（前 551-前 479），以《诗经》305 篇（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 500 年间收集，含国风 160 篇与小雅 74 篇与大雅 31 篇与颂 40 篇）作为周代采诗结果的文本化（见《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使《诗经》在春秋第一次具有了作为采诗结果文本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战国至秦的各地民歌作为南方延续加以承接的是战国至秦（前 4 至前 3 世纪），以《楚辞》（屈原与宋玉等）作为南方楚地民歌文本化，使《楚辞》在战国末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南方民歌文本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西汉乐府作为国家化官署加以实现的是西汉的汉武帝（前 156-前 87 前，在位前 141-前 87），以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设立乐府（见《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 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为标志的国家化官署，使汉武帝与乐府在西汉中期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国家化官署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乐府配乐作为标准化混音加以实现的是西汉的协律都尉李延年（?-前 87 前），以《汉书·礼乐志》李延年... 善歌, 为新变声与 19 章郊祀歌（汉《郊祀歌》19 章含《帝临》与《青阳》与《朱明》与《西颢》与《玄冥》等），为标志的标准化混音，使李延年与郊祀歌"在西汉中期第一次具有了"作为标准化混音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西汉文人乐府作为辞赋配乐加以推动的是西汉的司马相如（前 179-前 117）等数十人，以《上林赋》与《大人赋》与《子虚赋》与《长门赋》等配乐演唱，为标志的辞赋配乐，使司马相如等在西汉中期第一次具有了作为辞赋配乐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西汉乐府采集结果作为目录化加以收束的是东汉初的班固（32-92 ）与班彪（3-54 ）父子《汉书·艺文志》，以歌诗 28 家 314 篇（西汉乐府采集的民间歌谣目录）的整理，为标志的目录化，使班固与 《汉书·艺文志》在东汉初第一次具有了作为目录化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东汉乐府作为长篇叙事诗顶峰加以实现的是东汉末（约 200 ，见序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陈徐陵编，c. 545 ）的《孔雀东南飞》，以 357 句 1785 字（焦仲卿妻与刘兰芝与焦仲卿与焦母与刘兄五角色， 最长古诗与乐府双栖长篇叙事诗），为标志的长篇叙事诗顶峰，使《孔雀东南飞》在东汉末第一次具有了作为长篇叙事诗顶峰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北朝乐府作为英雄诗顶峰加以实现的是北朝（约约6世纪）的《木兰辞》，以 62 句 320 字（ 花木兰替父从军 12 年）的乐府英雄诗，为标志的英雄诗顶峰，使《木兰辞》在北朝第一次具有了作为英雄诗顶峰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南朝文人乐府作为七言形式开创加以推动的是南朝宋的鲍照（约 414-466 ），以《拟行路难》18 首七言乐府（见《南史》鲍照... 文辞赡逸, 尝为古乐府, 文甚遒丽），为标志的七言形式开创，使鲍照与 《拟行路难》在南朝宋第一次具有了作为七言形式开创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南北朝民歌作为南北集锦加以收集的是南朝梁与北朝（约 5-约6世纪），以南朝梁《西洲曲》（ 忆梅与折梅与寄梅女子怀人诗）与北朝《敕勒歌》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36 字牧歌，为标志的南北集锦，使《西洲曲》与《敕勒歌》在南北朝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南北集锦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南北朝乐府作为乐学雏形加以整理的是南朝陈的智匠（约约6世纪，活动于陈朝），以《古今乐录》12 卷（最早的乐府乐学系统整理，后佚; 见《隋书·经籍志》《古今乐录》十二卷, 陈智匠撰），为标志的乐学雏形，使智匠与 《古今乐录》在南朝陈第一次具有了作为乐学雏形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唐代乐府作为现实主义顶峰加以实现的是唐代的杜甫（712-770），以三吏（《新安吏》与《石壕吏》与《潼关吏》，乾元二年 759作于从洛阳至华州道上）与三别（《新婚别》与《无家别》与《垂老别》），为标志的现实主义顶峰，使杜甫与三吏三别在唐乾元第一次具有了作为现实主义顶峰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唐代新乐府运动作为白居易革新加以推动的是唐代的白居易（772-846），以《新乐府》50 首（每首序与诗与注，含《卖炭翁》与《新丰折臂翁》与《杜陵叟》与《缭绫》与《琵琶行》附）与《秦中吟》10 首，为标志的新乐府运动，使白居易与 《新乐府》在唐元和第一次具有了作为新乐府运动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唐代乐府诗学作为古题论述加以推进的是唐代的元稹（779-831），以《乐府古题序》诗人之为辞, 皆本于风谣（论证乐府古题的现实主义起源）的诗学论述，为标志的古题论述，使元稹与 《乐府古题序》在唐元和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古题论述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宋代乐府作为集大成诗集加以定形的是宋代的郭茂倩（约 1041-1099），以《乐府诗集》100 卷（约 1086完成，含 12 类：郊庙歌辞与燕射歌辞与鼓吹曲辞与横吹曲辞与相和歌辞与清商曲辞与舞曲歌辞与琴曲歌辞与杂曲歌辞与近代曲辞与杂歌谣辞与新乐府辞，共 5000与首），为标志的集大成诗集，使郭茂倩与 《乐府诗集》在北宋末第一次具有了作为集大成诗集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明代乐府作为明代总集加以补充的是明代的梅鼎祚（1549-1615），以《古乐苑》52 卷（以《乐府诗集》为基础补充明以前遗漏乐府诗）的明代总集，为标志的明代总集，使梅鼎祚与 《古乐苑》在明万历第一次具有了作为明代总集的根本的根本定位。把清代乐府作为考据收束加以收束的是清代的朱乾（清 18 世纪），以《乐府正义》16 卷的清代乐府考据，为标志的考据收束，使朱乾与 《乐府正义》在清乾嘉第一次具有了作为考据收束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从周代采诗制度与孔子《诗经》的早期范本，经汉武帝设乐府、李延年郊祀歌标准化混音、司马相如辞赋配乐的国家化官署阶段，到东汉《孔雀东南飞》与北朝《木兰辞》的民间长篇叙事诗巅峰，再到唐代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的文人现实主义运动，最终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百卷集大成与清朱乾考据收束，乐府传诗的内在逻辑始终是同一句话：在采诗制度国家化与民间歌谣精英化、乐府官署制度化与配乐编曲标准化的历史压力下，把民间歌谣与音乐与诗歌固定为由采诗官底层探针、太师中央枢纽与协律都尉标准化混音的去中心化音频采样与中央标准化处理机制。这四个字之所以经久不衰，正因为它把从周代采诗到清朱乾共十八组作者日期语境脉络，收束在了最简单的四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