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经纬"在华夏文明的认知版图里，是把跨地域、跨方言、跨时间的所有信息传输与存储需求，固定方式为以形表意、以形别声、形音义三位一体的二维视觉矩阵的那一套最底层的、无法被任何表音文字替代的文明信息基建。三条线要分头追：一条是六书作为形义构字法的经典化之路（从甲骨文的象形与指事初步形态到金文与大篆的会意与形声成熟形态，到《说文解字》的六书系统化总结，到历代字书对转注与假借的精细化阐发），一条是文字标准化与字典编纂作为把无序的六国异形文字强行收束为统一国家规范的实践化之路（从秦始皇书同文字与李斯《仓颉篇》到许慎《说文解字》与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到颜师古《字样》与 《干禄字书》到《康熙字典》与 1956 简化字方案），一条是书法作为把方块矩阵的物理留白与笔画应力转化为顶级视觉美学的艺术化之路（从王羲之《兰亭序》行书之极到颜真卿《祭侄文稿》楷书之极与天下第二行书到苏轼与黄庭坚与米芾与蔡襄的宋四家文人化书法到清代碑学的金石考古化书法）。要把汉字经纬在中华文明里的实际份量看清，这三条线都得走。
第一条线：六书"作为"形义构字法的经典化之路。最早的文本落点，是商代晚期（约公元前 14 世纪至前 11 世纪）的甲骨文，把日画作圆中有一点的方块、把月画作月牙形的方块、把山画作三个峰峦叠加的方块，使汉字在商代晚期第一次具有了可作为脱离语音独立运行的视觉通讯规范的至高位置，也使象形作为六书之首的构字法在华夏文字学里第一次具有了可作为文字生成之最根本公理的根本定位。周代（约公元前 11 世纪至前 256 年）的金文把象形与指事与会意推到成熟形态，把武（止与戈，会意，止戈为武）与信（人与言，会意）作为会意字的典型，使会意作为把两个或以上的象形元素组合以表达复合意义的构字法在华夏文字学里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字意关联链最根本编码方式的根本定位。秦代（公元前 221 年至前 207 年）的篆书（小篆与大篆）把形声推到主导形态，把江（氵与工，形声）与河（氵与可，形声）与湖（氵与古，形声）作为形声字的典型，使形声作为以形旁表意类与以声旁表读音的最高产构字法在华夏文字学里第一次具有了作为现代汉字 80% 以上的构字法的根本定位，这是汉字作为表意与表音混合系统在秦汉之交真正成熟的关键。把六书"作为整体构字法系统加以最经典系统化的是东汉许慎（约 58 年至约 147 年）的《说文解字》（成书于约 100 年至 121 年），以"象形与指事与会意与形声与转注与假借六书完整框架把 9353 个小篆字头与 1163 个重文加以系统化分类与释义，使六书"作为"汉字构字法的最高位经典化总结在华夏文字学史上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后世 1800与年字书编纂之祖的根本。
把转注与假借作为用字之法加以精细化阐发的是历代字书：南朝梁顾野王《玉篇》（成书于 543 年，收 16917 字）与宋代陈彭年等《广韵》（成书于 1008 年，收 26194 字，按四声分 206 韵）与明代梅膺祚《字汇》（成书于 1615 年，首创 214 部首按笔画排列）与明末张自烈《正字通》与清代张玉书等《康熙字典》（成书于 1716 年，收 47035 字），以同义互训与声韵辨析与部首检索的完整方法论把转注（同义字相互训释，如考与老）和假借（同音字借代，如来本义为小麦，借代为来往的来）的用字之法系统化，使汉字作为字形有限与字义无限的高密度编码系统在历代字书里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可检索、可训诂、可互训的完整知识管理系统的根本位置。
第二条线：文字标准化与字典编纂作为把无序的六国异形文字强行收束为统一国家规范的实践化之路。最早的标准化实践，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 221 年）后的书同文字政策，以李斯《仓颉篇》（前 7 章）与赵高《爰历篇》（6 章）与胡母敬《博学篇》（7 章）三篇作为统一文字的小篆字书，把秦以前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战国分裂状态强行收束为以小篆为全国统一正体，使汉字在秦代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大一统帝国之国家规范的根本定位。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约 100 年至 121 年）则是把汉字加以系统化字典编纂的根本经典，以 9353 个小篆字头与 1163 个重文与 540 部首（始一终亥）与每字释义与注音（反切或直音）与解形的完整体例，使汉字作为可系统化检索的字典在汉代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字书编纂之祖的根本。
把汉字作为科举取士与国家公文与经史典籍加以国家化系统化的是隋唐（581 年至 907 年），以颜师古《字样》（成书于 7 世纪初）与颜元孙《干禄字书》（成书于 8 世纪中后期）与张参《五经文字》（成书于 8 世纪后期）与唐玄度《九经字样》（成书于 9 世纪初）等唐代字样学著作，以辨正俗字与统一字形与刊正经籍文字的核心任务，使汉字在唐代第一次具有了作为科举取士之国家化标准字的根本定位。把汉字作为民间俗字与经典异文加以收束的是宋元明清历代字书：宋代司马光《类篇》（成书于 1066 年，收 31319 字）与辽代释行均《龙龛手镜》（成书于 997 年，专收佛典俗字）与明代宋濂等《洪武正韵》（成书于 1375 年，官方韵书）与清代张玉书等《康熙字典》（1716 年），使汉字在明清第一次具有了作为统一全国文字与规范化书写的标准化字书"的根本位置。把"汉字作为近现代大众教育与信息处理加以最终系统化的是 195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分四批共 515 个简化字与 54 个简化偏旁），以繁体字 → 简化字的国家化简化与 1958 年《汉语拼音方案》的拉丁化辅助注音系统，使汉字在 20 世纪后半叶第一次具有了作为国民大众教育与现代化信息处理的根本规范的根本位置，这是汉字作为可机器化处理的现代系统之始。
第三条线：书法作为把方块矩阵的物理留白与笔画应力转化为顶级视觉美学的艺术化之路。最早的书法艺术自觉，是汉代（公元前 202 年至 220 年）的隶书"成熟，以"蚕头燕尾与波磔分明与横平竖直的成熟隶书体（如《张迁碑》《曹全碑》《礼器碑》）作为官方正体，使书法在汉代第一次具有了作为与文字学与美学同等重要的艺术门类的根本定位。同时汉代还把草书"推到自觉形态，以张芝（东汉）"草圣之称与崔瑗（东汉）《草书势》作为草书自觉化的最早文献，使草书"作为"汉字书写速度的最高形态在汉代第一次具有了作为与正体书并立的快写艺术的根本定位。魏晋（220 年至 420 年）把行书"与"楷书"推到成熟，以王羲之（303 年至 361 年）的《兰亭序》（东晋永和九年 353 年作，"天下第一行书"）作为行书的最高典范与王献之（344 年至 386 年）的《中秋帖》作为行草的典范与钟繇（151 年至 230 年）的《宣示表》作为楷书的奠基之作，使"书法在魏晋第一次具有了作为隶→楷转型完成与楷行草三体并立的根本的根本定位。
把楷书"作为"汉字最终定型的标准字体与书法艺术的最高典范加以系统化的是唐代（618 年至 907 年），以欧阳询（557 年至 641 年）的《九成宫醴泉铭》楷书极则与虞世南（558 年至 638 年）的《孔子庙堂碑》与褚遂良（596 年至 658 年）的《雁塔圣教序》与颜真卿（709 年至 784 年）的《多宝塔碑》《颜勤礼碑》《祭侄文稿》（天下第二行书"）与柳公权（778 年至 865 年）的《玄秘塔碑》《神策军碑》，以"初唐四家（欧虞褚薛）与中唐颜真卿与晚唐柳公权的完整楷书谱系，使楷书"在唐代第一次具有了"作为汉字的最终定型正体与官方标准字与科举取士之规范的根本定位。把草书"作为"汉字线条运动的极限形态加以系统化的是唐代，以张旭（约 658 年至约 747 年）的《古诗四帖》草书极则与怀素（737 年至 799 年）的《自叙帖》《苦笋帖》以狂继颠，以颠张狂素的盛唐狂草，使草书"在唐代第一次具有了"作为汉字书写艺术之最高情感表达的根本定位。把书法作为文人化与个性化与意态化加以系统化的是宋代（960 年至 1279 年），以苏轼（1037 年至 1101 年）的《黄州寒食诗帖》（天下第三行书"）与黄庭坚（1045 年至 1105 年）的《松风阁诗帖》与米芾（1051 年至 1107 年）的《蜀素帖》与蔡襄（1012 年至 1067 年）的《澄心堂纸帖》，以"宋四家（苏黄米蔡）的尚意书风，使书法在宋代第一次具有了作为文人个性化最高表达的根本。把书法作为金石考古化与碑学化加以系统化的是清代（1644 年至 1912 年），以阮元（1764 年至 1849 年）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开碑学之先与包世臣（1775 年至 1855 年）的《艺舟双楫》倡碑学与康有为（1858 年至 1927 年）的《广艺舟双楫》集碑学之大成，以金石碑版与北魏造像与汉隶篆籀为取法对象，使书法在清代第一次具有了作为从帖学到碑学的范式革命的根本。
从商代甲骨文到周代金文大篆、秦小篆书同文字、汉隶楷化，经东汉《说文解字》六书系统化到清《康熙字典》集历代字书大成，再到1956年简化字方案与1958年拼音方案的现代化，汉字经纬的内在逻辑始终是同一句话：在面对跨地域、跨方言、跨时间的所有信息传输需求、且没有任何表音文字能同时满足表意精度与多方言适应与长时段稳定三重要求的古典大陆农耕文明中，把信息固定为以形表意、形音义三位一体的二维视觉矩阵。这两个字之所以经久不衰，正因为它把从甲骨到楷书的字形演化史、从《说文》到《康熙字典》的字书编纂史、从秦书同文到简化字的标准化史、从汉隶到清碑学的书法艺术史四条脉络，收束在了最简单的两个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