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在儒家"五常"体系中位置稍后:仁义礼三德由孔子在《论语》中立其大端,"智"作为第四德的"是非之心"则要等到孟子的"四端"说才被正式纳入儒家的人性论底层,但"智圆行方"这四字作为一个完整格言的来历,并不直接从这条主脉生出来,而是从更古老的道家话语系统里借来的。要看清这条线索的来路,需要先承认"智"在先秦到西汉这四百多年里其实走过两段路:一段是儒家的道德理性之路,一段是道家与杂家的心智操作论之路,"智圆行方"四字正好坐在这两段路的交汇处。
"智圆行方"最早的文字落点,是《文子·微明》篇中托名为老子的一段话。原文是这样的:"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智圆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文子》一书传为春秋末期文种所撰、又被后世学者认为主要出自战国至西汉之间手笔的杂家之作,这一文本定位使得"智圆行方"的最早出处具有了跨学派、跨时代的混合性。值得注意的是,老子的这段话把"智圆"与"行方"放在"心欲小、志欲大"之后,是把"圆"与"方"先放在"内心"与"志向"层面、再放到"智慧"与"行为"层面的,它先讨论心志的内向收敛与外向展开,再把同样的"圆/方"对偶结构套到"智"与"行"上。这就给"智圆行方"四字定下了基调:智是要在内心空间里全方位旋转的圆,行为是要在外部世界里固定守持的方。
真正把"智欲圆,行欲方"这八个大字说透的,是西汉前期刘安《淮南子·主术训》里那段"凡人之论"的展开:"凡人之论,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员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鲜。所以心欲小者,虑患未生,备祸未发,戒过慎微,不敢纵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辐凑而为之毂;智欲员者,环复运转,终始无端,旁流四达,渊泉而不竭,万物并兴,莫不响应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通不肆志。",《淮南子》用"环复运转、终始无端、旁流四达、渊泉而不竭"四组比喻把"智圆"的内涵从静态的"周全"展开为动态的"循环无端";用"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通不肆志"四组短句把"行方"展开为穷通都不移的硬约束。这是"智圆行方"四字从《文子》的笼统格言变成可操作的执政哲学的关键一跃。后世最常援引的成文格言,"智圆行方"四字,正是在《文子》与《淮南子》的这条杂家,道家脉络里定型。明代张居正《襄毅杨公墓志铭》里那句"维公之德,智圆行方,忠不近名,言不泥常",是这一格言在士人评传中定型的代表用法。
但"智"作为一个价值范畴被纳入儒家核心词汇表,则要走另一条路。孔子在《论语》中很少直接给"智"下定义,更多是把它与"仁""勇"并提为"三达德":他在《论语·宪问》里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在《中庸》里又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这是把"智"作为通达之德,而不是把它作为圆/方之对偶结构来处理。孔子更具体的回答在《论语·雍也》樊迟问知那一段:"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把"智"从空泛的聪明定位为"致力于民之义、敬鬼神而不近"的具体伦理判断。这里的"知"即"智"通假字,是把"智"与"义"绑在一起:没有对"义"的判断,就不能称为"智"。
把"智"从孔子的"达德"地位抬升为四端之一的,是孟子。《孟子·公孙丑上》有一段为后世反复援引的话:"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把"智"与"仁义礼"三德并列为四端,使"智"在儒家体系里第一次具有了与三德完全平起平坐的人性论根基。孟子还在《告子上》给出更紧的定义:"是非之心,智也",把"智"还原为人皆有之的道德判断本能;并在该篇另一处把"智"的功能落到操作上:"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作为名词的"是处"或"是知",意思是"智"的实质就在于知道仁与义这两样东西不能让它失掉。这一句把"智"的功能定义为"守住仁义的能力",是儒家智论中最贴近"操作层"的一次表述。再进一步,《礼记·大学》提出"致知在格物",把"智"的获得方式与"格物",即对万事万物逐个推究其理,连在一起,奠定了"格物致知"作为儒家认识论的总纲地位。
但若把目光从儒家主流移开,"智"在中国思想史上还有一条相当强的反对传统。道家对"智"持根本性的怀疑态度: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八章说"智慧出,有大伪",把"智"视为大伪的源头;《庄子·天地》篇"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把智巧之心视作污染素朴的机心。再看兵家,《孙子兵法·计篇》把"智"列为"将之五德"之首,"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是把"智"重新放回权力操作层面的另一种尝试,与儒家把"智"绑在"义"上、道家把"智"视作"大伪"形成三足鼎立。
"智"的这一路,从《文子·微明》托名老子的"智欲圆、行欲方"格言,到《淮南子·主术训》用"环复运转、旁流四达"与"直立而不挠、穷不易操"展开的成文定调,到《论语》孔子的"知者不惑"与樊迟问知之"务民之义",到《孟子》把"智"抬入"是非之心、智之端"的人性论平起平坐,再到大《礼记·大学》的"致知在格物",同时又并行着道家"智慧出有大伪"与兵家"将之五德以智为首"的反对与并列传统,其内在的逻辑一直是同一句话:在圆融无方的思虑与方正不移的节操之间,找到一个既能应对万变又能守住底线的最优结合点。"智圆行方"四字之所以能跨越儒道杂三家的分歧而成为汉语里经久不衰的成语,正因为它一次性把这条从先秦到西汉的全部脉络,收束在了最简的四个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