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社稷

据儒家网刊载的桑东辉《中国传统忠德变迁史研究》内容提要，忠的原初含义，是对一切人、一切事“竭心尽力”。春秋晚期（约前500年），鲁定公问君臣相处之道，孔子答：“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忠在这里与礼对举，是君臣关系中臣一方的本分。孔子又对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向门人解释：“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在弟子眼里，忠也是贯穿孔子学说的一条线。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彭婷认为，先秦儒家以义为伦理原则的忠君，“不是忠诚于君主及其命令，而是忠于职守，并有条件限制”；她举的例子是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孔子称之为“忠矣”（《论语·公冶长》）。

战国儒者给忠加上了条件。孟子告齐宣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荀子·臣道》区分“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与“逆命而利君谓之忠”，并引《传》曰“从道不从君”。忠以君主的利益和道为准，而不以听命为准。《孝经》又把忠接到孝上：“以孝事君则忠”（《士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广扬名章》）。前引提要说，战国秦汉以后，“忠君”逐渐成为忠德的代名词，几乎遮蔽了它的原初含义；彭婷也认为，先秦儒家的忠孝观，与秦汉以来“基于君权与父权统治的忠孝观有本质区别”。

忠对历史的作用，可以从史书怎样记人看出来。元代脱脱等修《宋史》，立《忠义传》。序文先说士大夫的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再说真宗、仁宗时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中外搢绅于是“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所以靖康之变时“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修史时又议定凡例，“前代忠义之士，咸得直书而无讳焉”。在这篇序里，忠义既被当作一代士风的消长来记，也成了编写正史的一条义例。同书《岳飞传》记，何铸审讯岳飞时，岳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这四个字由此写进了正史。

在诗文里，忠渐渐和“国”连在一起。南宋陆游《病起书怀》写道：“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这首诗收在《剑南诗稿》卷七，同卷稍后《夏白纻》的序说“丙申五月在成都”，丙申即1176年，诗大约作于这一年前后（据同卷编次推定）。诗人自称“孤臣”，又写“京华父老望和銮”，所忧之国仍以朝廷为中心；但他把忧国说成职位卑微的人也不敢放下的事，忠就不只是在朝大臣的本分了。南宋文天祥作《正气歌》，序首自述“余囚北庭，坐一土室”，诗中列举“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又说“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陆游诗末说“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文天祥也把《出师表》列入“正气”；前人的忠，成了后人写忠时援引的榜样。

忠的含义也一再受到追问。旧本题汉马融撰的《忠经》开篇说“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认为是“后人诈题马、郑，掩其本名”。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臣》（题辞署“癸卯”，即1663年）中问：“杀其身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曰：否！”又说：“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出仕而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从孟子、荀子的条件之说，到黄宗羲区分天下与一姓，忠应当向着谁，一直是儒者争论的问题。

忠的分寸，要放回它与礼、孝、义的关系里去看。与“礼以行之”：孔子答定公，以“君使臣以礼”对“臣事君以忠”，忠从一开始就是礼所安排的君臣关系中的一方。与“孝慈传家”：《孝经》以“忠可移于君”把家中的孝当作事君之忠的来源；彭婷则指出，先秦儒家面对忠孝冲突，“舍忠取孝不是重孝轻忠”，一般情况下尽孝“具有行为实践的优先性”。与“义薄云天”：彭婷说先秦儒家的忠君以义为伦理原则；《宋史》以“忠义”名传，序中把忠义与名节、廉耻并举。

忠起初只是孔子与礼对举的一句答话；《孝经》把孝移作事君之忠，元人修《宋史》立《忠义传》、让“前代忠义之士”直书入史，它便成了衡量士人、编写史书的一把尺子。陆游自称“孤臣”而“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天祥在土室中写下“时穷节乃见”；孟子、荀子和黄宗羲又不断追问，忠该向着君主、向着道，还是向着天下万民。这些追问，也让忠一直留在儒者的讨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