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先在文字里出现,后在地下得到印证。常璩《华阳国志》写道:“周失纪纲,蜀先称王”,又说周代的蜀“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并排出蜀王的次序:“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后“作石棺、石椁”;“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后有杜宇,“教民务农”。李白《蜀道难》写:“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又说“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些蜀王只在文献里留下名字,《华阳国志》没有说他们与今天的遗址如何对应,下文所开的考古报道也没有把出土物对到某位蜀王名下。
考古的材料来自成都平原北部的三星堆。据《中国日报》2025年的报道,遗址在1920年代已被发现,1986年发掘出头两个祭祀坑,2019年起又发掘出三至八号坑;北京大学的碳十四测年显示,三、四、六、八号坑的掩埋有95.4%的概率发生在公元前1201年至前1012年之间,该报道把这段时间放在商代晚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冉宏林说,一、二、三、四、七、八号坑里都发现了相同的残片,表明这些器物是同时掩埋的。美国《考古》杂志转述的另一组数据,把另外两个坑放在公元前1046年至前950年左右。杂志写道,1986年发现的两个坑里装着数百件玉器、青铜器和象牙,是经过仪式埋下的;新发现的坑里另有一件跪姿青铜人像,头上顶着饰龙的尊。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故宫博物院、北京科技大学和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一项联合研究,三星堆形成了以分段铸造为主、辅以整体铸造和锻造的工艺;研究者郭建波谈到铸件中的支撑,说它们对铸造青铜神树之类的器物不可或缺。
这些发现改变了讲述早期文明的方式。《南华早报》2021年3月的报道说,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相信,三星堆的发现可以为一种主流看法带来新的认识,那种看法认为古代中华文明主要集中在北方的黄河流域。三星堆祭祀坑里埋下的,是成批的重器。《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些青铜、玉器和象牙,可以和青铜鼎彝、玉器礼天两条所讲的礼器对照,这是对照,不是文献的直接断言。古蜀又有文献可查的后事:《史记》记“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华阳国志》更详:“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
蜀地并入秦以后,这片平原成了秦汉经营西南的基地。《史记·河渠书》写:“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这就是都江引水一条所讲的工程。《史记·大宛列传》记张骞:“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并建议“从蜀宜径,又无寇”,由蜀地通向西方的路线,与丝绸之路相连。
古蜀进入文化记忆,靠的是传说和诗。《华阳国志》记了石牛的故事:“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这是传说,不是史实的记录。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出土一件圆形金箔,有十二道光芒和四只飞鸟,英文《中国日报》说它被称为中国文物的象征,说它反映了三千多年前高超的金工,也显示出古蜀国人的智慧。三星堆的遗物与金沙的金箔,是今天谈古蜀的两处实物。
古蜀先是文献里的几个名字,后来成了地下成批的重器:《华阳国志》只记下蚕丛、鱼凫和“蜀先称王”一句,三星堆的祭祀坑却埋着数百件玉器、青铜器和象牙,测年落在商代晚期前后,铸造工艺足以造出青铜神树。蜀地并入秦以后,又有都江的水利和张骞所见的蜀布,金沙出土了金箔。《南华早报》转述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发现能为古代中华文明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主流看法带来新的认识。
古蜀三星是匠心格物里讲三星堆青铜器的一类,以青铜神树、纵目面具为代表,也讲青铜雕像,三星堆之外的青铜雕像也算在内。三星堆古蜀青铜文明兴起于成都平原,与中原的商王朝并行发展,后来古蜀的政治中心转到成都金沙。三星堆之外的青铜礼器和其他青铜器归青铜鼎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