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晚期,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同篇又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为政》里还有“见义不为,无勇也”。在他那里,义是取舍的标准:同一件事,君子问应不应当,小人问合不合算。他也把义放在君子品格的底子上:“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
战国时,孟子把义推到生死关头。他以鱼与熊掌作比:“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他把“羞恶之心”称为“义之端”(《公孙丑上》),又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义利之辨并非只有一种答案:墨家的《墨子·经上》写的是“义,利也”,把义与利看作一回事。
义利之辨很早就进入了朝廷的政策争论。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朝廷诏丞相、御史与各地所举的贤良、文学对话,“问民间所疾苦”。文学一方说,治人之道应当“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指责“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盐铁论·本议》)。这场争论有实际结果:《汉书·昭帝纪》记同年二月“议罢盐铁榷酤”,七月“罢榷酤官”;盐铁专卖则没有废除。董仲舒任江都相时,对江都易王说:“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这句话后来成了书院的规矩。据张淦、赵连稳在《学习时报》发表的文章,朱熹于淳熙六年(1179年)到访并修复白鹿洞书院,所立《白鹿洞书院揭示》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宋理宗视察太学,亲笔书写这份学规“赐示诸生”,此后它“遍及全国书院及地方官学”。
“义薄云天”四字的来历,要回到南朝。据《宋书·自序》,沈约于永明五年春受敕撰《宋书》,次年二月完稿。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里称屈原、宋玉、贾谊、司马相如“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从上下文看,这里称赞的是辞赋的立意。今天的辞书收有成语“义薄云天”,释为“比喻极有义气”,举的例子正是关公,称赞的已从文辞转到了为人。明代小说《三国演义》第一回题为“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刘备、关羽、张飞立誓“背义忘恩,天人共戮”,结义成了小说里兄弟相交的样子。重义轻利的读法也受过挑战。据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盛邦和的论文,清初颜元说:“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当改为‘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盛邦和认为,颜元主张义与利并不对立。
义在几种典范之间起着衡量的作用。与“仁者爱人”:孟子以“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把二者并举,仁是存心,义是行路。与“礼以行之”:孔子说“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义是质地,礼是把它做出来的方式。与“信而有征”: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孟子更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守信也要以义为准。与“盐关专榷”:盐铁之议上,文学一方正是用义利之辨反对盐、铁、酒的专卖,结果罢了酒榷。与“书院揭示”:董仲舒的话经朱熹写进《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书院诸生处事的条目。
从孟子到颜元,每逢该取还是该舍,人们都拿义来衡量:孟子用它衡量生死,盐铁之议上的文学用它质问专卖,朝廷随后罢了酒榷;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一句,经朱熹写进白鹿洞学规,又由宋理宗赐示太学诸生。它也一直被争论:墨家说“义,利也”,颜元要把“不谋其利”改为“以谋其利”。从桃园结义到书院学规,义始终是回答“应不应当”的那个字。
义薄云天是常伦之道里讲重义轻利的一类:把超出个人利益的道义和担当放在前面。孔子分辨义与利,孟子说“舍生而取义”,南朝沈约写下“高义薄云天”,后来凝成成语“义薄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