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宦者列传》把造纸记在蔡伦名下,先交代此前的书写材料:“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蔡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年)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他在和帝时转中常侍,后加位尚方令,元初元年(114年)由邓太后封为龙亭侯。
纸并非从蔡伦才有。李清凌在《甘肃日报》上写道,天水放马滩五号墓“是汉文帝、汉景帝时(前179—前141年)的墓葬”,残纸上“可见有墨线标识的山川道路图”;他引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化验报告,称纸质为“麻类植物纤维”,是“可用于书写的早期麻纸”,并由此认为造纸术的发明时间比蔡伦造纸的记载“至少提前了近300年”。另一种读法见于王菊华、李玉华1980年发表在《文物》上的论文,史密森学会博物馆保护研究所的书目库收有它的英文摘要:摘要说灞桥出土的东西并不是纸;居延纸(约前52年)与扶风纸(前73年至前49年)是西汉的粗纸,表面粗糙,不能代替简牍和丝帛;到了东汉,造纸工艺有很大改变。《后汉书》并没有说蔡伦发明了纸,它只说蔡伦“造意”改用新的原料,此后“莫不从用”。
纸成了朝廷和读书人都用得起的材料,在史书里留下了痕迹。《后汉书·皇后纪》记邓皇后立后之时,对各地进献的珍丽之物“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这早于和帝崩逝的元兴元年,可见宫中用纸并不要等到“蔡侯纸”;《蔡伦传》又记安帝时因“经传之文多不正定”,选刘珍等人到东观校书,“令伦监典其事”,这与四书五经一条所讲的经典文本相接。旧材料却没有一下子退场:董卓移都时,洛阳各处官藏的“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可见帛仍是图书的一种,这就是简牍帛书一条所讲的竹与帛。
纸进入写字与读书的日常,也进入诗文和传说。《晋书·左思传》写《三都赋》作成后,“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劝好事者备下材料:“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新唐书·地理志》把纸、笔列入宣州宣城郡的土贡,这两处都与书画宣纸一条相接。元代王祯讲活字,又从纸讲起:蔡伦之后“文籍资之以为卷轴”,“然皆写本,学者艰于传录,故人以藏书为贵”;他接着写后唐长兴二年(931年),冯道、李愚请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再写到活字。在他笔下,蔡侯造纸与活字印刷是一条线上的两步。
纸往西走的一段,威廉·弗洛尔在2005年发表的《纸与造纸》中写道:到650年,波斯人已开始进口中国的桑皮纸,数量少,只用于重要的国家文书。乔纳森·布鲁姆近来主张,被俘中国工匠在751年怛罗斯战后把造纸术传入波斯的说法不过是个故事:八世纪中亚包括撒马尔罕已能造纸,而中国纸用韧皮纤维,波斯早期的纸多用破布纤维。布鲁姆并不完全排除中国俘虏起过作用,且撒马尔罕的造纸术进入伊斯兰世界,目前有记录的只是怛罗斯之战以后;到十世纪末,撒马尔罕纸和别处的破布纸在伊斯兰地区已完全取代了莎草纸和羊皮纸。这一段属于丝绸之路一条所讲的往来。
树肤、麻头、敝布、鱼网造出的纸,换下了“缣贵而简重”的两难。宫中岁供只收纸墨,经传在东观校订,洛阳因传抄而纸贵,唐人备下宣纸百幅摹画;王祯看到的是,纸只让书成为“写本”,要到刻板与活字,书才不必全靠手抄。纸的另一头向西,到十世纪末,撒马尔罕等地的纸在伊斯兰地区已取代莎草纸与羊皮纸。
蔡侯造纸是格致算造里讲植物纤维造纸的一类。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植物纤维造的纸,成本低、便于携带、可以大量复制,改变了书写和知识传播的方式;西汉已有纸,东汉蔡伦改良了造纸的方法,纸张得以规模化生产。这一类讲造纸的方法和纸的出现;纸出现以前用的竹简、木牍和帛书归简牍帛书,书画用纸归书画宣纸,印成的书归活字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