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这个名字是后来的。美国《丝绸之路》学刊2019年第17卷刊出的一篇文章(作者马蒂亚斯·梅尔滕斯)说,通常认为李希霍芬在1877年创造了这个词,可这个词在更早的德文书里已经出现。他找到的最早一例,是里特尔1838年《地学》第8卷;他说这可能是第一次使用,又提醒不宜就此把发明者的名号加给里特尔。此后,约翰·凯费尔1858年的《东亚史》、古特1868年的书、罗伯特·马克1874年的学位论文也都用过。李希霍芬的作用,是给了它更精确的界定,并把它统一成一个词。古书里留下的,是对路的具体记载。
《史记·大宛列传》从张骞写起:“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他奉命去联络月氏,被匈奴扣留“十余岁”,“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书里只写“建元中”,没有出发的年份,本条也不给。他向天子禀报时说:“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大夏人说是商人从身毒买来的,他由此推断:“此其去蜀不远矣。”《大宛列传》另写:“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
路上走的是人,带的是货。《大宛列传》说,从乌孙以西到安息,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大宛以西到安息,“其地皆无丝漆”,当地人“善市贾,争分铢”;又说汉使取了苜蓿和葡萄的果实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书里同时记了两头:那一带没有丝漆,汉使带回去的东西,种在了离宫旁。
汉廷接着把路管起来。《汉书·西域传》记了两条路:“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并说“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设都护的事记在宣帝时:匈奴日逐王来降,郑吉迎接他,“是岁,神爵二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神爵二年即前60年。都护的职责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
隋唐之际,朝廷想弄清这条路。《隋书·裴矩传》说,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炀帝命裴矩掌其事;他“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成《西域图记》。序里写道,“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北道、中道、南道都“达于西海”,诸国的事之所以都知道,是靠“富商大贾,周游经涉”。他还断定:“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到唐代,路的一端是长安。《资治通鉴》记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的一件事:天宝以来,安西、北庭的奏事人和西域使者留在长安,回路已断;李泌查出“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下令其中有田宅的“停其给”,共得四千人。李泌说要借道回纥送他们回国,不愿回去的就在鸿胪自陈,授以官职;结果“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此后他们被编入神策军。这一页记的是外来使者留居长安,不是商贸的总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说明,把这条路放在更大的背景里:公元前2世纪起,高价值货物的长途贸易增多,中国向中亚、南亚、西亚和地中海世界供应丝绸;廊道在6世纪至14世纪兴盛,作为主要商路一直用到16世纪。沿线有驿站、烽燧和长城段落,也有从龟兹到洛阳的佛塔与石窟,记录佛教自印度向东传入。
几页材料给出的年份各管各的:张骞出使只有“建元中”,设都护在神爵二年(前60年),胡客一事在贞元三年(787年),教科文组织写的是公元前2世纪至16世纪。哪一年算作丝路开通,这些页面没有说。
沿着这条路,可以走到另外几个条目。丝绸云锦一条讲丝织,教科文组织把中国供应丝绸写在这条路的起头;石窟丹青一条讲洞窟造像,教科文组织说从龟兹到洛阳的石窟与佛塔记录了佛教东传;万里长城一条讲边墙,教科文组织把长城段落列在廊道沿线的遗存里;通商货殖一条讲商人的结伙与经营,《隋书》说裴矩知道诸国的事,靠的是“富商大贾”。
这条路留下的,除了商货,还有一套官府做的事:设都护,起亭,在张掖掌交市,让不愿回去的胡客在鸿胪自陈、授以官职。教科文组织也写道,中国朝廷的驿站和烽燧,使贸易更方便。
丝绸之路的名字,梅尔滕斯在1838年里特尔的德文书里就查到了,此后1858、1868、1874年的德文书也用过;路却更早有人走。《史记》用“凿空”二字说张骞,也记下他由蜀布作的推断;班固记下两条路和都护的设立,裴矩记下三条路和商人的口述,司马光记下停了供给之后仍“无一人愿归”的胡客。一条路靠这些记录才有了先后,也靠它们,才看得出人和货物是怎样一站一站走过来的。
丝绸之路是商道流长里讲欧亚商路的一类:汉代至明代以丝绸贸易为中心的商路。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东西交通;汉设西域都护府,保障商路畅通;唐代长安成为欧亚商旅与宗教文化交汇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