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尚往来”一语,见于《礼记·曲礼》上篇。原文先说“大上贵德,其次务施报”,接着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这是战国以来礼学的主张,后来收入《礼记》,给人情互惠的伦理立下了说法。更早的《诗经》已有相近的意思:《卫风·木瓜》三章,每章都以“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作结,回赠不是为了两清,而是为了长久交好;《大雅·抑》也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论语·学而》里,曾子每天自问“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朋友和邻里在血缘之外怎样相处,先秦典籍给出了礼、报、信三条线索。
“缘分”的“缘”另有来历。2015年《维也纳东亚研究学刊》上一篇研究缘分的论文,引述前人考证说:汉代已有“因缘”一词,意为根据、凭借;佛教传入后,它被用来翻译“十二因缘”,“因”是主因,“缘”是助成结果的条件;唐代以后,这类佛教观念逐渐成为本土观念;“缘分”的“分”大概取自“定分”,用来强调命定的意味。据《梁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在弘始三年十二月(约当402年初)到达长安,“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晋书》记姚兴让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跟他传受经义。他所译《妙法莲华经·方便品》说:“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随着这些译经流传,“因缘”之说传布开来。
互惠的伦理在北宋有了成文的乡里规约。《宋史·吕大防传》说吕氏兄弟同居,相与论道考礼,“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又记:“尝为《乡约》曰: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刘学智把《吕氏乡约》的制定定在熙宁九年(1076年),说它出自蓝田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兄弟;《宋史》则把这段话写在吕大防传中。同页所载的一篇介绍文章说,它不是自上而下宣讲的法令,而是入约者自愿的约定,“来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南宋朱熹编写《增损吕氏乡约》,明代王阳明据它在江西推行《南赣乡约》,“此后传行南北”。往来与相恤由此不只是个人的礼数:善行和过失都要记在簿籍上,三次违约就要受罚,屡犯不改的人被逐出约外。
到了二十世纪,人情往来成了社会学讨论的题目,这些分析都是现代的说法。学者沈毅(《开放时代》2022年第4期)指出,费孝通1947年提出的“差序格局”,“虽然缺乏精确的科学界定,却日益成为研究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模型也是对它的解读。沈毅引杨联陞(1957)等人的研究说,受恩的人日后即使出于公共规则没有回报施恩者,也可能面对报恩伦理的压力和良心的谴责;他还说,人情交换中一般通过适当“吃亏”,让对方“欠情”。缘分也被重新审视。前述论文综合杨国枢等人的调查说,人们对缘分的相信程度仍然很高,但关于它的超自然来历的信念已经减退;缘分过去常用来说明亲属、同乡这类被看作命定的关系,现在更多用来说明无法用亲缘或其他明显原因解释的关系。
缘分人情与三种典范彼此牵连。与“礼以行之”:“礼尚往来”本身出自《礼记·曲礼》,往而不来、来而不往都被判为“非礼”;《宋史》也把乡约写在吕氏兄弟讲礼的段落里,“礼俗相交”是乡约四条之一。与“信而有征”:曾子和子夏谈朋友之交,落脚都在“信”上,有来有往的关系要靠守信维持。与“手足情深”:乡约以“同约者”为对象,入约出于自愿,互相照应不以同族为前提;上述调查也显示,缘分如今更多用在亲缘之外的关系上。
《曲礼》把“来而不往”判为非礼,吕氏乡约把“患难相恤”写进簿籍和罚则:互惠先是礼的要求,后来成了乡里共守的约定,经朱熹增损、王阳明推行而“传行南北”。鸠摩罗什的译经让“因缘”之说传布开来,此后,缘分成了人们解释相遇与亲疏的一种说法。到了二十世纪,费孝通、黄光国、杨国枢等学者又把差序、人情、面子与缘分拿来研究中国社会,这一伦理也就从典籍和乡约走进了现代的学术讨论。
缘分人情是常伦之道里讲熟人社会中人际往来的一类。人情、面子和缘分,是朋友和邻里之间彼此回报的心理,在血缘之外结成互相照应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