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画卷依次铺开四季:春花下插秧,夏日水田牛耕,秋天割稻打谷,冬雪中农家围着火盆取暖,猫儿卧在门前。
廿四节气
据太阳黄经把一年分成二十四段,各段对应寒暑与物候的变化,用来指导农事安排,是古人观察天时与物候的经验总结
二十四节气把一年中太阳运行与地上寒暑、物候和农事的变化,编成一套可记、可传、可遵循的时间秩序。它不是把自然割成静止的格子,而是以节令名称提示人们何时迎春、播种、收获、祭祖和过冬;从立春到大寒,节气既是历法语言,也是乡土生活反复使用的经验尺度。
它所指的是依太阳周年运动划分的二十四个节令: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把它概括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关于时间的知识与实践;这些名称把天上的位置翻译为地面的节候。
这套名称和秩序有清楚的历史层次。《左传·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记“日南至”,又说“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可见春秋时已辨认冬至,并把二分二至与四立当作需要记录的时点;西汉《淮南子·天文训》以北斗所指完整列出二十四节气的名称与次序,如“斗指子则冬至”“指寅则雨水”。2016年,“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套知识由此在当代以文化遗产的身份被重新表述。
它对历史的作用,首先在于把观天转成国家的时令安排。《史记·历书》把王者受命后的“改正朔”与“次顺四时”并提;《礼记·月令》写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迎春于东郊,又祈谷于上帝、躬耕帝藉,并命令布置农事。这里的节令不是附会天气的歌诀,而是王权、祭祀、农政和时间共同运作的制度节点:它规定何时迎春、何时祈谷、何时躬耕,也让各地的生产安排有了共同的年表。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所载文章,汉武帝元封七年(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太初历》颁行全国,二十四节气开始纳入国家历法。
它对文化的影响同时落在思想、礼俗和日常生活。节令把阴阳、四时、五行和物候连在一起,《淮南子·时则训》写孟春“东风解冻,蛰虫始振苏,鱼上负冰”,又记这个月“以迎岁于东郊”“禁伐木”,把物候、礼仪与农令放在同一个月里,显示季节知识如何进入礼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说明指出,中国一些仪式和节庆与节气密切相关,并以壮族霜降节和九华立春祭为例;它还说这套知识对农人安排农事仍特别重要,并通过正规与非正规教育传承。到了当代,节气同时以文化遗产和农业知识两种身份被讲述,历法、礼制与日常经验在其中交织。
它与其他典范的关系也使其意义更具体。与“圭表测影”相连:圭表以日影辨至,节气则把太阳位置扩展成全年二十四次交节,前者提供测定方法,后者形成可用的年表。与“浑天仪象”相连:浑天仪象把天体运行制成可观的模型,节气把太阳周年运动转成农事与礼俗的时间语言,二者共同说明观天如何服务人间秩序。与“农历岁时”相连:节气嵌在历法的月日安排中,使朔望月与太阳回归年的差异能够以农事经验校正,过节、授时与耕作因此共享一套年景。与“阴阳五行”相连:《淮南子》和《月令》以阴阳、四时、颜色、方位与物候相互配合,节气正是这套解释进入生活的途径。
二十四节气成为典范,不只因为它列出了二十四个名称,而因为它把太阳周年的位置、历法中的年表、礼制里的国家行动和农人的田事连成一条可以重复的链:《左传》已记“日南至”,并要求分、至、启、闭“必书云物”;《淮南子·天文训》以北斗所指排定全部节气;《礼记·月令》让立春成为天子迎春、祈谷与躬耕的时刻。2016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后,它仍在农事指导和各地的仪式节庆中被使用、解释和重述。
二十四节气是天道经纬里的一类。节气是把一年按太阳的位置分成二十四段的时间标记,从立春到大寒,各有名称,也各有物候和农事。这一类按二十四个节气分支,每个节气是一支。
浑仪中央的「黄道二十四节气圈」以每 15° 一节点出全部二十四个节气,四个金文大圆牌分别高悬冬至(位下)、春分(位左东)、夏至(位上)、秋分(位右西);石圭表与漏壶立于台上,天文官与助手测算太阳黄经、调整历术;画面一角以月相小图对照,凸显二十四节气作为不依赖月相的纯太阳时令坐标. 精确捕捉太阳周年视运动、指挥农耕生产的物候网格.
设想清明前后的一天,一位老农带着孙子到地头。他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捏了捏,说:农谚讲,清明前后,点瓜种豆,该下种了。孙子学着他,把豆子一粒接一粒点进土里。
老农又说:再过些日子,到了小满,麦子要灌浆,还得看天。
清明前后是春耕春种的重要时节,农谚说“清明前后,点瓜种豆”;小满时北方冬小麦籽粒开始灌浆饱满,农谚说“小满不满,干断田坎”。二十四节气的名称见于《淮南子》,由《太初历》编入历法。(这是一则示意性的小故事,不是历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