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在汉代的书目里给医留了专门的位置:“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医经七家中列有《黄帝内经》十八卷,经方十一家,整个方技略合计“凡方技三十六家”。志文称方技“皆生生之具”,又说“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并引谚语“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医在这里既是技艺,也是一种看待人与国家的办法。
实物和病例的记录更早。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在前168年下葬;班戈大学2020年9月1日的新闻稿说,该校的维维安·肖、伊莎贝尔·温德与霍华德大学的鲁伊·迪奥戈重读墓中的医学帛书,认为其中描写了十一条通路,是现存最早的人体解剖描述,这是他们的新解读,并非定论。文献方面,《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仓公淳于意对朝廷的问话答道“今臣意所诊者,皆有诊籍”,病例由此可以留存、比对。传中也写到医的边界:“病有六不治”,末一条是“信巫不信医”。
东汉末年,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里交代缘由:“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成书十六卷。宋代林亿等人的校序记道:“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认为“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先校定《伤寒论》十卷。医书由此进入官方校勘,留下了稳定的文本。
药物之学走的是另一条线。《旧唐书·吕才传》在“显庆中”的一段记事之后接着写:右监门长史苏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谬”,诏许敬宗与吕才、李淳风、孔志约及诸名医“增损旧本”,由司空李勣总监定,“并图合成五十四卷,大行于代”。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序例称其“始于嘉靖壬子,终于万历戊寅,稿凡三易”,“增药三百七十四种,方八千一百六十”;万历戊寅是1578年。王世贞在序里(万历庚寅,1590年)转述李时珍的话:“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并称此书“每药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李时珍之子李建元上疏进呈,批示是“书留览,礼部知道”。重刻本序的作者夏良心写道:“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
这套知识与几条正典相扣。《素问》论理:“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又说“治病必求于本”,用的是阴阳五行一条里的同一套语言;论饮食则是“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把医放进粮蔬瓜果和畜禽水产的日常里。马王堆医书写在帛上,连着简牍帛书一条所讲的材料。夏良心称医为“仁术”,张仲景序也以“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自任,与仁者爱人一条所讲的价值相通。《旧唐书·吕才传》既记吕才与诸名医增损《本草》,也记他逐条驳斥葬书,那正是堪舆相地一条所讲的术数;医与择地之术,在同一页里被分开对待。
这套知识至今仍被翻读。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新闻公报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根除疟疾的努力已告失败;屠呦呦转向传统草药,从筛选中得到黄花蒿提取物这一线索,但结果不稳定,她又回头查阅古代文献,找到提示,终于提取出有效成分。
一户宗族二百余口,不到十年死去三分之二,张仲景的序从这笔账写起;朝廷诏儒臣校正医书,唐代官修《本草》成五十四卷,李时珍三十年三易其稿,增药三百七十四种;到2015年,诺贝尔奖的公报仍写着有人回到古书里找线索。中医药学立得住,凭的是这样一代代肯记录、肯校订、肯改动的人。
中医药学是格致算造里讲中医和药物之学的一类:汉代以来以整体看待人、按具体情形辨证论治为核心的医学传统,连同它积累的药物之学,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方和经脉文献,到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再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