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在患难中彼此扶持,这种伦理在早期文献里有两种写法。《诗经·邶风·击鼓》中,出征的士卒念及“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毛诗序》说这首诗是“怨州吁也”,郑玄的笺把这几句读作“从军之士与其伍约”,即同伍的士卒相互立誓;后世则常用这句话形容夫妻相守,两种读法并存。战国时的《庄子·大宗师》写道:“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今天说的“相濡以沫”取自前半句;原文接下去说的,却是“不如相忘于江湖”。
把夫妇关系定为礼制的,是《仪礼·士昏礼》与《礼记·昏义》,它们对六礼婚制作了规定。《士昏礼》依次写下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各节的辞令;迎娶之日,父亲醮子,嘱咐他“往迎尔相,承我宗事”。《昏义》解释这些仪节的用意:“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新妇进门,“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它又把夫妇放在一连串人伦的起点:“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并说“昏礼者,礼之本也”。《周易·序卦》也排出同样的次序:“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婚姻后来也写进了律令。据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晓林介绍,永徽四年(653年)“律疏”颁于天下,后世称为《唐律疏议》。它的户婚律一面承认丈夫可以出妻,疏文引令列出“七出”:“一无子,二淫泆,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一面又加以限制,列出“三不去”:“经持舅姑之丧”“娶时贱后贵”“有所受无所归”。律文规定:“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犯义绝的,“离之,违者,徒一年”;“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刘晓林还交代了这些条文的去处:唐律和律疏在宋代一直作为现行法实施,元代断狱仍常引为依据,明初定律“篇目一准于唐”。什么情形可以离异,什么情形不得休弃,由此都有了明文。
夫妻伦理又由家训、史传和文学传下来,内容也随时代改写。东汉班昭《女诫·夫妇》说:“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又说“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敬慎》一篇则讲“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后汉书·逸民列传》记梁鸿娶同县孟氏之女,每次归家,“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清代沈复生于乾隆癸未(1763年),他在《浮生六记》里写妻子陈芸的心愿,“布衣菜饭,可乐终身”,又记二人刻“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两方,往来书信时各执其一。这里看重的是两人之间的情分,与《昏义》“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的着眼点不同。到二十世纪,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家族》中对照中西:“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而我们的家“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在夫妇间得相敬”,乡村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在他的分析里,传统的家并不以夫妻之情为中心。
夫妻之道在别的典范里也处处露面。与“礼以行之”:《昏义》称“昏礼者,礼之本也”,同篇又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婚礼是整套礼仪的根基之一。与“孝慈传家”:婚姻“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父亲醮子时说“承我宗事”;唐律“七出”有“不事舅姑”,“三不去”有“经持舅姑之丧”,夫妻关系始终与奉养父母、延续宗族连在一起。与“手足情深”:《小雅·常棣》在《毛诗序》里是“燕兄弟也”的诗,却把夫妻与兄弟并写:“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与“四书五经”:原为《礼记》一篇、后来列入四书的《大学》讲“欲齐其家者,先脩其身”,并引《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与“阴阳五行”:班昭用“参配阴阳”讲夫妇之道,以阳刚阴柔分派夫妻的德行,婚姻伦理借用了阴阳的框架。
从后世读作夫妻誓约的《击鼓》、《庄子》的涸辙之鱼,到《士昏礼》的六礼和《唐律疏议》的七出、三不去,夫妻之间的扶持先进入诗与寓言,再定为礼仪,又写成律文。《昏义》把它排在父子、君臣之前,称为“礼之本”;《大学》讲齐家,也从“宜其家人”说起。班昭、梁鸿与孟光、沈复与陈芸的故事一再改写它的面貌,费孝通则指出,它在传统的家里让位于父子一轴。
相濡以沫是常伦之道里讲夫妻相守的一类:琴瑟和鸣、患难与共的夫妻伦理,被看作齐家的根本。《诗经》的誓约、《庄子》的“相濡以沫”和礼书里的六礼婚制,是这条线上的三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