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实测把天上的高度、地上的距离和国家的疆域放进同一个可以校验的尺度。向北走,北极在天上的高度上升;同日正午立表,各地日影的长短不同。比较南北两地的北极高度、影长与实测路程,便可求出地面走过多少里才使天球高度改变一度。它不是空谈经纬,而是把观天转为测地的方法。
唐开元十二年(724年),据《旧唐书·天文志》,朝廷“诏太史交州测景”,太史监南宫说又在河南择平地测量,各地记下日影与北极高度,如“北极高二十六度六分”,由此得出“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差一度”,即南北相距这一里数,北极高度便差一度。书中又记“沙门一行因修《大衍图》”,可见这次测量与修历相连,须由朝廷组织、由各地观测共同完成。元代郭守敬主持“四海测验”,《元史·天文志》记“当时四海测景之所凡二十有七”,观测从一处宫廷仪器扩展成跨区域的网络。清康熙年间,据《清史稿·何国宗传》,圣祖“命制皇舆全览图,以天度定准望,一度当二百里”。三段记录彼此相连,却不能把唐、元、清说成同一次工程。
它对历史的影响,首先在国家如何认识土地。唐代以南北各地的数字求出一度的里数;元代把测景之所铺到二十七处,使距离、方位和地域不再只依赖一处的观测;清代以天度定准望、以一度当二百里绘制《皇舆全览图》,把天文尺度用于全国地图。一项关于中国测定海上经度历史的研究指出,中国地图服务于行政、土地测量和地形等需要;测量由此进入历法机构、观象制度和行政空间的安排,《皇舆全览图》也不只是绘制的成品,而是治理疆域的地理成果。
它对文化的影响,来自一种新的观看习惯。圭表的影子让南北、昼长和尺度在地面显现;北极高度使远行的方向和地方的位置能够用共同的天文语言讨论;多地观测又把个人所见变成可以互相核验的证据。“一度当二百里”这样的规定,更把天上的度数直接写进地上的里数,地图上的距离从此可以向天象求证。后世重读一行、郭守敬和康熙年间的测量,也正是在这种由天定地的尺度里,把它们放入中国的实测传统;这条谱系由此进入地图史、历法史和国家空间的想象。
子午实测与四个典范相连。它与“圭表测影”的关系最直接:立表取影,是把太阳高度变成南北比较的起点。它与“浑天仪象”相连:北极高度依赖对天球位置的观测,天上的坐标由此成为地上的尺度。它与“授时历定”相连:一行因修《大衍图》而参与测量,这次测量本就连接历法、天文和观象机构,郭守敬后来又把测量、历算和全国观测结合起来。它与“计里画方”相连:计里画方以方格和里数制图,“一度当二百里”的规定则让里数与天度相连,南北距离由此有了由天象校定的依据。
它的典范性还在于把“看见”变成“量出”。南宫说等以多地实测求出一度的里数,郭守敬以二十七处测景之所扩大范围,康熙年间又以天度绘制《皇舆全览图》,收束这条谱系。这些成就也不宜写成单线叙事:三次测量的目的与规模各不相同,前引研究也提醒,中国地图兼有行政、土地测量和地形的用途。子午实测因此同时处在天文、地理、地图、历法和国家治理的交界。
从开元十二年(724年)测得“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差一度”,到元代郭守敬“四海测景之所凡二十有七”,再到康熙年间《皇舆全览图》“以天度定准望,一度当二百里”,子午实测以日影、北极高度和地面距离求出尺度,并把尺度用于里数与地图。它让观测由一处宫廷扩展为跨地域的测量,让天文知识进入疆域的行政与测绘,地图与历法因此共享一种由天象校定的尺度。
子午实测是天道经纬里讲大地测量的一类:在南北多地测量日影和北极高度,推出子午线一度之长。唐开元十二年(724年)一行与南宫说组织了这样的测量,元代有郭守敬的“四海测验”,清康熙时又在全国实测经纬度,成《皇舆全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