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的开篇,先给绘画定了位:“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六籍即六经,画与六经并列,是把它放进教化与记事的事业里。他又追到源头:“书画同体而未分”,只因“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并断言“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书画宣纸之所以算一门正典,起点就在这里:它从一开始便与文字共用一支笔。
笔法是两者相通的地方。张彦远引谢赫之说:“画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又说“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他举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评顾恺之的笔迹“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这条线连着汉字经纬:汉字靠笔画立形,“工画者多善书”,书法的用笔也就成了画的基本功。
纸是第三样要紧的东西。《历代名画记》写道:“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这句话出在谈摹拓的一节,说的是临摹用纸,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称“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这部书里。该页还说,从晋代起书画名家辈出,促进了造纸的改进;《人民周刊》的文章则写,宣纸是继东汉蔡伦发明植物纤维造纸之后,改换原料配比而成的新纸,与蔡侯造纸一脉相承。中国非遗网记,宣纸以青檀皮和沙田稻草为料,工序在一百道以上,用它作画,墨色“浓而不浑,淡而不灰”;其中吸墨强的一类纸“墨一落纸,极易漫开”,书写时常要加浆或涂蜡。据《人民周刊》,宣纸制作技艺于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墨的一面,要看唐代。荆浩《笔法记》借一位老者之口说:“夫随类赋彩,自古有能;如水晕墨章,兴我唐代”,并评“王右丞笔墨宛丽,气韵高清”,又说吴道子“笔胜于象,骨气自高,树不言图,亦恨无墨”。他评项容“用墨独得玄门,用笔全无其骨”,在他的评语里,笔与墨是分开来衡量的。张彦远记吴道玄“往往于佛寺画壁”,笔迹“恣意于墙壁”;那是与石窟丹青一条所讲的壁画相近的壁上功夫,与纸本水墨是两种做法。张彦远本人对泼墨并不认可:“如山水家有泼墨,亦不谓之画”。可见在唐代,泼墨至少还没有被他当作画。
宋人把画与诗并读。苏轼题王维的画:“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又在题跋里录了一首五言四句的诗,随即注明“此摩诘之诗,或曰非也”,可见这首诗是否出自王维,当时已有异说。他又写:“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王维是唐代诗人,苏轼读他的画要先“味摩诘之诗”,唐诗格律一条所讲的唐诗,就这样成了读画的尺度;“诗画本一律”一句,说的也是用评诗的眼光评画。
到了元代,纸上水墨成了文人抒怀的方式。倪瓒在给友人的信里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据人民日报海外版介绍,作于元至正七年,全卷用墨淡雅,只在点苔、点叶时用了浓墨。罗青在《中国艺术报》的文章里引黄公望《写山水诀》:“先从淡墨起,可改可救,渐用浓墨者为上”。中国非遗网又写,元代绘画繁荣,使宣纸“作为画家们发挥的基本工具而被重视起来”。把这几句并读:淡墨层层加深的画法,与元代把宣纸当作画家基本工具的说法,在记载里互相对得上。
书画宣纸被当作正典,理由有三处可查:它以“与六籍同功”的身份进入教化,与书法共用一支笔,又靠宣纸与浓淡水墨把读书人的心志写在纸上。倘若没有这一门,诗里的情景无处成画,字里的笔法也无处延伸,文人也少了一种不靠文章便能自述心迹的办法。
张彦远把画排进与六籍同功的事业,又说书画用笔同法;荆浩记下水晕墨章兴于唐代,苏轼让诗与画互相印证,倪瓒用逸笔写自娱,黄公望教人从淡墨起笔。宣纸接住这些浓淡,读书人的心志得以留在纸上,书画也就成了另一种文章,“与六籍同功”的说法,在一幅幅纸上作品里有了着落。
书画宣纸是匠心格物里讲中国书画的一类,以笔墨纸砚为工具,讲求“纸墨相发”与“骨法用笔”,在水墨的浓淡之间抒写文人的精神世界。类内的绘画有人物、山水、花鸟走兽和风俗界画,另有法书墨迹、碑刻与拓本。法书指纸、绢上的墨迹与摹本,碑刻指刻石和从石上拓下的纸本;讲文字本身,即汉字的形成、整理与构造,见汉字经纬。笔、墨锭与砚的制作和装饰见笔墨砚工,纸仍见本类及蔡侯造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