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舍法要解决的,是太学里怎样升降学生。《宋史·选举志》记,庆历年间太学曾置内舍生二百人,熙宁初又增一百人,随后诏定通额九百人;熙宁四年,用锡庆院和朝集院的西庑建起讲书堂四所,增置直讲为十员,“率二员共讲一经”,生员“厘为三等:始入学为外舍”,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各执一经,“月考试其业,优等上之中书”。元丰二年颁《学令》,定“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绍圣初,监察御史郭知章奏言“先帝立三舍法”,要求“复元丰法”。
考试有定制:“凡私试,孟月经义,仲月论,季月策”。升降看两样。公试考入前两等才升内舍,内舍生试入优、平二等才升上舍,而且“皆参考所书行艺乃升”;《宋史》解释:“行谓率教不戾规矩,艺谓治经程文”。内舍生行艺俱优的,列为上舍上等,“取旨授官”,中等“以俟殿试”,下等“以俟省试”。学校里的名次,在这里同科举的两级考试直接挂了钩。
推广分几步。元符二年,“初令诸州行三舍法,考选、升补,悉如太学”;崇宁元年,宰臣请“天下州县并置学”,又在城南建外学辟雍,据蔡京所奏,“太学专处上舍、内舍生,而外学则处外舍生”,并拟将太学上舍增至三百人、内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州学生每三年贡太学”;崇宁间更“诏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并罢”。宣和三年,又“罢天下州县学三舍法,惟太学用之课试”,“开封府及诸路,并以科举取士”,内外学“悉遵元丰成宪”。
评价两面都有。浙江大学祖慧、费习宽的论文摘要说,徽宗朝在三舍法基础上创立三舍贡士法,“将学校教育与科举取士结合起来,形成人才培养、选拔、任用一整套管理体系,这次尝试对明清科举影响深远”。《宋史》的议论落在另外两科上:元祐创立经明行修科,后来又立八行科,八行科立后,“则三舍皆不试而补,往往设为形迹,求与名格相应”;对这两科,它的结论是“两科相望几数十年,乃无一人卓然能自著见者”。《宋史》还写到“崇宁以来,士子各徇其党,习经义则诋元祐之非,尚词赋则诮新经之失,互相排斥,群论纷纷”。太学里也有门户之争:杨时说王安石“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陈过庭回他“此一偏之大失也”,诸生习用王学,“群起而诋詈之”。
南宋仍用其法。绍兴十三年“始建太学”,养士七百,“上舍生三十员,内舍生百员,外舍生五百七十员”,升上舍者“皆直赴廷对”。绍熙三年,赵汝愚等批评当时“荣辱升沉,不由学校;德行道艺,取决糊名”,请“倣舍法以育材,因大比以取士”。
它同几条正典相连。科举选贤一条:《宋史》总叙说,“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三舍法是学校与考试相接的一种做法。一馆六学一条:唐代“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宋代“凡学皆隶国子监”,太学仍在这个框架之内。四书五经一条:神宗问王安石“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于是“颁王安石《书》《诗》《周礼义》于学官,是名《三经新义》”。书院揭示一条:朱熹的《揭示》要学者“言忠信,行笃敬”,三舍法考的“行”是“率教不戾规矩”,两处并读,可见学规与太学考校各有各的尺度。
太学里的三级升降,熙宁四年排定,元丰二年定下外舍两千、内舍三百、上舍一百的员额;崇宁间推及州县,一度取代发解与礼部试,宣和三年又退回太学。上舍的等第直通殿试与省试,学校与考试在这里接上了头。祖慧、费习宽说这次尝试对明清科举影响深远;《宋史》则记下,八行科立后三舍“皆不试而补”。办法几经进退,到南宋绍熙年间,赵汝愚还在请“倣舍法以育材”。
三舍法是杏坛薪火里讲宋代学校升等的一类。它讲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在太学推行的“三舍法”:学生逐级考试,在外舍、内舍、上舍之间升降;崇宁年间推及州县学,宣和三年罢州县三舍,此后只在太学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