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总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并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这些学说“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各自“引一端,崇其所善”。班固的结论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引《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在汉人看来,各家不是互不相干,而是对同一件大事的不同回答。
这些文字多是论辩的产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田敬仲完世家》记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赐以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于是“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孔子一边,《孔子世家》说他“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艺文志》说《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孔子去世后,“门人相与辑而论纂”。
各家论辩的办法不一样。孟子被问为什么“好辩”,答:“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并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所以要“距杨墨、放淫辞”。《庄子·寓言》自述其法:“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荀子·劝学》用“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说明学习。《韩非子·五蠹》讲宋人守株待兔的故事,接着说“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墨子·兼爱上》则说“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这几例里,比喻和故事都是常用的办法。
诸子之学在汉代面对新的选择。董仲舒对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而《艺文志》仍把九家的著作逐一编目,并劝人“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兵书也在其中:《韩非子·五蠹》说当时“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吴王阖庐对孙武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这是“孙子兵法”同诸子散文相连的地方。
后世把这些文章当作作文的源头。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里说:“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又说“战国之文,奇衺错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唐代韩愈《进学解》列出自己取法的书:“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自述“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里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诸子散文同别的典范相连。“稷下争鸣”是上面《史记》所记的那一处:学士“不治而议论”,各家在那里相互辩难。“有教无类”讲的是孔子这样的私家授徒:《孔子世家》说“弟子盖三千焉”,《论语》就出自门人的辑录。“四书五经”里的《论语》《孟子》,在《艺文志》中分属六艺略和诸子略的儒家,后来同入四书。“楚辞离骚”则与诸子并列:韩愈说“下逮庄骚”,柳宗元把孟、荀、庄、老和《离骚》一并列为取法的对象。
诸子的文章出自“时君世主,好恶殊方”的年代:稷下学士“不治而议论”,孔子门人辑成《论语》,孟子为“好辩”之名作答,庄子靠寓言,韩非子用故事讲道理。班固为它们编目,章学诚说它们的根源在六艺,韩愈、柳宗元作文又回头取法。论辩与寓言,因此成了汉语文章里一条绵延不断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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