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色山间的殿堂中,乐师们敲击成排的编钟,旁人抚琴吹奏,高台层层坐满听者与乐伎,一旁瀑布倾泻。
礼乐仪式
在祭祀、朝会和宗教仪式中演奏的乐舞。以商周编钟、编磬和十二律为核心,传承为宫廷雅乐、中和韶乐与祭孔乐舞,也包括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和民间祭祀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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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把“礼”和“乐”放在一起。礼规定人在仪式中的位置和动作,乐让参加的人在同一节奏中行动。祭天、祭祖、宴享和射礼都要奏乐,使用多少钟磬、多少舞人,都按身份规定: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孔子批评季氏“八佾舞于庭”,正是因为这套规矩被打破了。
编钟是礼乐的骨架。商代已有成组的铙,西周出现成套的甬钟和钮钟。曾侯乙编钟六十四件,分三层八组悬挂,一钟双音,敲击正面和侧面能发出两个不同的音;钟上还刻有大量乐律铭文,说明当时已有系统的十二律知识。
秦汉以后,历代王朝都设太常或礼部掌管雅乐,祭天地、宗庙和孔庙时演奏。乐舞分为文舞和武舞,文舞持籥翟,武舞持干戚。明清宫廷的中和韶乐和祭孔乐舞,保存了这种钟、磬、琴、瑟、笙、箫同奏的格局。
宗教和民间也有自己的仪式音乐。佛教的梵呗和寺院器乐,如北京智化寺京音乐;道教在斋醮科仪中用的经韵和吹打乐;各地祭祖、祭神、庙会中的锣鼓和乐舞,都在仪式中承担召请、礼敬和送别的作用。这些传统多数仍在使用,并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礼乐仪式是在祭祀、朝会和宗教活动中演奏的乐舞。它的历史核心是商周的编钟、编磬和十二律:成组的青铜钟按音高排列,既是乐器,也是身份和等级的标志。此后,宫廷雅乐、中和韶乐、祭孔乐舞延续了这条主线,佛寺和道观中的经乐、各地民间祭祀乐舞也属于这一类型。
这条线可以从商代的铙说起。殷墟妇好墓出土五件一组的铜铙,大小相次,用于宴享和祭祀。周代形成六代乐舞:《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前四种为文舞,后两种为武舞,在祭天地、山川和先祖时分别演奏。《周礼》设大司乐教国子乐舞,八佾制度把舞人数与身份对应起来。
西周中期,成套甬钟定型,编钟、编磬成为“金石之乐”的主体。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编钟六十四件,以及编磬、建鼓、琴、瑟、笙、排箫等乐器,钟上铭文记载了各国律名的对应关系,是先秦礼乐难得的完整实物。春秋末年孔子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礼乐也成为儒家评价政治的标准。
汉代设太乐署掌雅乐,并有郊庙歌辞传世。隋唐把雅乐与燕乐分开,雅乐用于郊庙,燕乐用于宴会。宋代多次议乐、铸钟。明代把宫廷典礼音乐称为中和韶乐,后来祭孔乐舞又升为八佾;清代沿用中和韶乐,并编《律吕正义》整理乐律。明代朱载堉在《律学新说》(1584年)中以精确计算提出十二平均律。
佛教音乐自汉魏随佛教传入,曹植创梵呗的传说流传很广。明正统年间(1446年)王振把宫廷音乐移入北京智化寺,形成传承至今的佛教京音乐。道教科仪音乐在武当山、苏州等地传承。1911年清亡后,宫廷雅乐失去国家功能,但祭孔乐舞在曲阜、台北等地孔庙仍按时演出,编钟也被复制并重新登台。
礼乐殿堂上,编钟悬挂三重架,乐师持槌击钟,琴瑟和鸣,磬声清脆,舞者执羽籥在庭中起舞. 以青铜重器熔铸国家礼制基调的十二律声学绝响.
曲阜孔庙举行秋祭的前一天,一位老乐师在大成殿前调钟。一个年轻乐手问他:“现在谁还听得懂这些钟声?为什么每一件都要调得这么准?”
老乐师敲了一下最大的钟,又敲了一下旁边那件。“你听,这两件差了一个音。如果有一件不准,整套钟就乱了。”
年轻人说:“可是观众听不出来。”
老乐师说:“我想起曾侯乙墓里的那套编钟,一件钟能出两个音,钟上还刻着乐律的铭文。我猜,铸钟的人也是想让整套钟敲出来都准,祭祀的人才跟得上同一个拍子。”
第二天,钟声响起,舞生持籥执翟,一步一顿。年轻人站在乐队里,发现自己的呼吸也跟着钟声慢了下来。
礼乐仪式的核心是用音乐安排秩序。从商周编钟到明清的中和韶乐、今天的祭孔乐舞,再到寺院和民间的仪式音乐,乐声让参加的人同时开始、同时停下,共同完成一件庄重的事。(这是一则示意性的小故事,不是历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