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江畔,纤夫们弓身拉着粮船沿岸前行,领头者扬手高喊,坡上梯田里农人收割,村妇与汉子各自倚坡拢手呼唱,远处帆影点点。
歌谣百调
以人声歌唱为中心的音乐,从《诗经》、乐府、琴歌和词调,到号子、山歌、小调、花儿、长调、侗族大歌等各地民歌,再到二十世纪的艺术歌曲,记录了劳动、爱情和乡土生活。
在中国,诗和歌长期是一回事。《尚书》说“诗言志,歌永言”,意思是诗表达心意,歌把语言拉长来唱。《诗经》的风、雅、颂分别是各地的民歌、朝廷的乐歌和宗庙的颂歌。后来的乐府诗、唐人绝句和宋词,许多最初都是为了歌唱而写的,词牌就是曲调的名字。
民歌在歌曲里占了很大一部分。号子是劳动时的歌,船工、纤夫、搬运工靠一领众和的号子统一用力;山歌在野外放声,节奏自由,多唱爱情;小调在城镇流传,曲调规整,常配乐器伴奏;西北的花儿在花儿会上对唱,蒙古族长调悠长舒缓,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合唱。各地语言不同,歌的音调也随之不同。
文人歌曲走的是另一条路。琴歌以古琴伴唱,如《阳关三叠》;宋代姜夔为自己的词谱曲,留下带旁谱的歌曲,是研究宋代歌唱的珍贵材料。明清时期,文人开始系统收集民歌,冯梦龙编《挂枝儿》《山歌》,说明“真诗在民间”的看法已被许多人接受。
二十世纪初,学堂乐歌把新式歌曲带进学校。赵元任、黄自等作曲家用钢琴伴奏为新诗谱曲,形成中国的艺术歌曲。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大量民歌被记录整理,花儿、长调、侗族大歌等还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华夏歌曲是以人声歌唱为中心的音乐。它的源头是《诗经》:三百零五篇原本都能唱。此后有汉代乐府、南朝吴歌西曲、唐宋的琴歌与词调,也有世世代代在田野、山间、江河上流传的民歌,如号子、山歌、小调、花儿、长调和侗族大歌。二十世纪,诗人和作曲家合作写出了艺术歌曲。歌曲把诗、方言和旋律连在一起,是与日常生活贴得很近的表演艺术。
这条线的起点是《诗经》。它收录西周到春秋中期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其中国风一百六十篇多为各地民歌,在王室宫廷中配乐演唱,乐谱和舞蹈已经失传。战国时期,楚地的《九歌》保存了祭神歌曲的面貌,屈原《招魂》提到吴地的歌“吴歈”。
汉武帝时(公元前112年起),乐府成为采集、编写和演唱民歌的官方机构,“观风俗,知厚薄”。《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等乐府歌诗因此流传。魏晋南北朝时,南方出现以《子夜歌》为代表的吴声歌曲和以荆楚为中心的西曲,北方有《敕勒歌》《木兰诗》等北朝民歌。宋代郭茂倩把历代乐府编成《乐府诗集》。
唐代诗歌常被歌伎传唱,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后来成为琴歌《阳关三叠》。宋词本是配合燕乐曲调的歌词,姜夔为自度曲记下旁谱,使部分宋代曲调得以保存。元明清时期,散曲、时调小曲在城市流行。明末冯梦龙编成《挂枝儿》《山歌》,收录吴地等处的民间歌曲;清代各地方志和文人笔记也常记录山歌、花儿等民歌。
二十世纪初,学堂乐歌兴起。1920年刘半农在伦敦写下新诗《教我如何不想她》,1926年赵元任为它谱曲,成为中国艺术歌曲的代表作;此后黄自、贺绿汀等人继续创作。二十世纪中叶,音乐工作者对各地民歌进行大规模记录,编成民歌集成。蒙古族长调(2005年)、侗族大歌(2009年)和花儿(2009年)先后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吴歌等民歌在2006年进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今天,这些歌在乡村和舞台上继续被人传唱。
乐府官署中,乐官执谱教唱,民歌手各展歌喉,一人在侧以竹简采录,采诗之官将民间歌谣编纂入乐. 采集田野民谣入乐、打破贵族文化垄断的民间听觉档案.
黄河边有一个老船工,年轻时拉纤,一路唱号子。他的孙子在城里学音乐,回乡时带了一台录音机。
孙子说:“爷爷,您唱一段号子,我录下来。”
老船工摆摆手:“号子不是一个人唱的。一个人领,大家和,绳子才拉得齐。”
孙子把村里几位老人请来。老船工起了个头,老人们一声接一声地应和,声音越来越响。唱完,有人抹眼泪,说好多年没这样唱过了。
孙子回到城里,把这段录音放给老师听。老师说:“《诗经》国风里的很多歌,原本就是各地的民歌,也是这样唱出来的。后来有人把它们记下来,才传到了今天。”
许多歌曲的根在民间。从《诗经》国风、汉代乐府到明清民歌集和今天的民歌整理,一代代人把劳动、爱情和思念唱成歌,又有人把它们收集记录下来。歌曲因此既属于唱的人,也属于记的人。(这是一则示意性的小故事,不是历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