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章对韵

南朝齐永明年间，声律成了写文章时要讲究的事。《南史·陆厥传》说，那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沈约等人的文章“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征不同”，“世呼为‘永明体’”。沈约自己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里写道：“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

对偶的要求并不只出自声律。刘勰《文心雕龙·丽辞》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他举《易》为例：“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连唐虞之世的话也是“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按他的叙述，从“扬马张蔡”起便“崇盛丽辞”，到魏晋诸家，已是“析句弥密，联字合趣”。他还把对偶分作四种：“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

这套规则一开始就有人不同意。钟嵘《诗品序》说：“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邪？”又说王融、谢朓、沈约一路“务为精密”，“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并说“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他自己的标准是“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争论的是同一件事：诗文要不要照着音律来写。

声律怎样成了读书人必修的功课？《新唐书·选举志》记永隆二年（681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唯诵旧策，于是下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康熙帝为《全唐诗》作序，也说“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明代的八股文，《明史·选举志》说它“体用排偶”。清代，《清史稿·选举志》记：“二十二年，诏剔旧习、求实效，移经文于二场，罢论、表、判，增五言八韵律诗。”考场把对仗和平仄变成了必须会的本事。

对仗也走进了日常。《宋史·蜀世家》记后蜀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末年学士所撰不合他意，“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有“新年纳余庆”之句，又说“长春”乃圣节之名。《宋史》只记它题在桃符上，并没有称它是春联之始。王安石《元日》写“千门万户曈曈日”，也写“新桃换旧符”。车万育的《声律启蒙》以“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起首，一联之内，字与字相对，音与音相对。

辞章对韵同别的典范相接。永明体的平仄，后来由唐人接过去，写进“唐诗格律”。考场上的杂文、律诗，连着“科举选贤”。启蒙读物里的对子，属于“童蒙养正”。刘勰举《易》解说乾卦的文句（“序乾四德”）作对偶的例子，这就连到了“易卦乾坤”。与它走另一条路的是“诸子散文”：韩愈《进学解》把自己取法的书从《尚书》一路排到庄、骚、太史公。

声律与对偶是汉语行文的两条准绳：沈约要“一简之内，音韵尽殊”，刘勰说“自然成对”，钟嵘却问“何取于声律”。唐代进士试杂文，清代考场增五言八韵，对子写上桃符，也写进《声律启蒙》的“云对雨，雪对风”。字与字、音与音相对的讲究，从文章的规矩，变成了读书人的日常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