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数学与历法,处在一个衰落期。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数学史网站(麦克图特)在徐光启传里写道,徐光启把这种衰落归因于学者轻视实用之学,又把数学同术数混在一起;连《九章算术》也几乎没人知道,徐光启自己就没读过。历法上,《清史稿》记,崇祯初日食推算失验,徐光启上言:“台官用郭守敬法,历久必差,宜及时修正。”《明史·意大里亚传》记,万历时,意大利人利玛窦到京师,作《万国全图》,说天下有五大洲;《明史》对这一说的评价是“其说荒渺莫考”,同时也承认“其国人充斥中土”。
传入的书里,《几何原本》被徐光启在序里称为“度数之宗”;他说自己同利玛窦合译,“遂共翻其要约六卷”。《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原书十三卷、五百余题,利玛窦的老师丁氏集解并续补二卷,共十五卷,中译只取六卷,每卷有界说、公论、设题,每题有法、解、论、系。麦克图特记,六卷本在1607年译成,所依的是克拉维乌斯的注本。徐光启的《原跋》还记下译后的事:利玛窦以校正本寄来,请南方的人重刻,等徐光启北上,“先生没矣”。
历法上的影响,有记载可查。《四库全书总目》记,崇祯二年推日食不验,礼部奏请开局修历,由徐光启主持,“督成《历书》数十卷”;光启病卒,李天经接手。《清史稿·汤若望传》写,顺治元年,睿亲王令汤若望修正历法,定名“时宪历”,“自顺治二年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测验时,“惟新法吻合,大统、回回二法时刻俱不协”。这条路并不平顺:杨光先叩阍斥新法十谬,《清史稿》作康熙五年,汤若望等被议罪,“自是废新法不用”;圣祖亲政后,用南怀仁治历,新法复行。《清史稿》载圣祖在争议未定时,自觉“己所未学,不能定是非”,于是“发愤揅讨”。道光年间,“时监官已深习西法,不必复用西洋人”,西洋人入监遂停。这一串事,同农历岁时一条所讲的历法传统接在一处。
西学怎样同本土学问相处,当时就有两种说法。《四库全书总目》在《周髀算经》一条里说“西法出于《周髀》,此皆显证”,又说“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在《测圆海镜》一条里说“中法西法互相发明,无容设畛域之见焉”;评《同文算指》时说“中法、西法固各有所长,莫能相掩也”;说到《几何原本》,则称“以是弁冕西术,不为过矣”。算学里有一个例子:提要说立天元一的方法到明代已无人知晓,徐光启引过李冶的书,却“未遑”说明其义;清代“欧逻巴人始以借根方法进呈”,梅瑴成才悟出它就是古立天元一法,借根方的西名译成华言是“东来法”。这同九章算术一条所讲的中国算学传统,成了相互对照的关系。
进入学堂制度,是更晚的事。魏源的《海国图志》原叙署“道光二十有二载,岁在壬寅嘉平月”,嘉平月是腊月,公历约当1843年1月;叙中说此书“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据《清史稿·选举志》,京师同文馆始于同治元年(1862年),起初只教各国语言文字;六年议添设算学馆,原疏说:“今不以不如人为耻,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议设京师大学堂,上谕要求“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切于时务者”,又令各省书院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校,这同书院揭示一条所讲的书院有关。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谕将同文馆并入大学堂,张百熙拟章程时引《礼记》“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并说“周以前选举、学校合而为一,汉以后专重选举”;西式学制于是同序庠雏形一条的古制、科举选贤一条的选举,搭上了关系。
六卷《几何原本》,数十卷《历书》,一座同文馆:西学进来,是一件一件具体的东西。《明史》说利玛窦的五大洲之说“荒渺莫考”,《四库全书总目》称《几何原本》“弁冕西术”,又说中法西法“各有所长”;魏源要“师夷长技”,同文馆的奏疏则说,以学人为耻,便只能安于不如。每一回争论之后,历法改了,学堂立了,明代已无人知晓的天元术,也在借根方的对照下被重新认了出来。
西学东渐是杏坛薪火里讲外来学问传入的一类。它讲明末到民国初年西方数理化和新式学科传入中国的过程:万历十一年(1583年)利玛窦入居肇庆,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几何原本》前六卷刊行,同治元年(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