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把契约放进官府断案的规矩里。《天官·小宰》列“八成”:“听称责以傅别”,“听取予以书契”,“听卖买以质剂”;《地官·司市》说“以质剂结信而止讼”;《质人》说“凡卖儥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并定期限,“期内听,期外不听”;《秋官·朝士》说“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阿风(《安徽史学》2015年第4期)引《周礼》“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说这就是“财产诉讼以契约为凭”,又把当时的契约分作借贷的傅别、取予受入的书契、买卖抵押典当的质剂三种。
汉代的契约,阿风引居延汉简《汉乐奴卖田契》:买三十五亩田,价钱九百,钱已付清,证人是“淳于次孺、王充、郑少卿”,酤酒二斗,“皆饮之”;他说这份契约“没有写明具体的时间”,又引东汉郑众:“若今时市买,为券书以别之,各得其一,讼则案券以正之。”署名王褒的《僮约》是一篇带叙事的文章,文中录有一段券文:“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农历),即公元前59年,买一名奴仆,“决贾万五千”。
纸张通行之后,契约写在纸上。阿风说4世纪初纸在书写材料中占了压倒优势,吐鲁番出土的纸契有租佃、雇佣、借贷、买卖,举《高昌延寿五年(628年)赵善众买舍地契》为例,契中强调“三主和同立券”,“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韩森与荣新江合写的英文文章(耶鲁大学历史系网站)说,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非佛教文书数千件中,契约有二百五十余件,日本学者山本达郎、池田温1987年把它们分作买卖交换、租借、雇佣等类。
唐律为契约设了罚则。《唐律疏议》卷二十六:“诸负债违契不偿,一疋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诸负债不告官司,而强牵财物,过本契者,坐赃论”;疏议说买奴婢、马牛驼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已过价讫,若不立券,过三日,买者笞三十,卖者减一等”,末句又说“令无私契之文,不准私券之限”。阿风以一件敦煌契约为例,说契末的“官有政法、人从私契”是唐代契约套语,读作私人土地交易缺乏国法保护,因此要“书指为记”,但他也记下其中有“政法”不干涉“私契”的含义。两读并存。
宋以后契约进入赋税。阿风引《文献通考》: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年)“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卖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又引《名公书判清明集》:“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徽州文书里的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休宁县李思聪等卖田、山赤契》,价钱写作“官会拾柒界壹百弍拾贯文省”;《洪武二十七年(1394)祁门谢再兴同弟卖山地赤契》写“面议价钞陆贯”。《大明律》写:“凡典买田宅不税契者笞五十,仍追田宅价钱一半入官。”阿风说,土地买卖契约与黄册、鱼鳞图册相互配合,“成为确认土地产权的重要凭证”;清代告田土“必以契券地邻为据”,从此以有无契约作为受理案件的前提。
契约还留下了一批文书。康健(《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7月21日)称遗存至今的徽州文书有百万件,并引周绍泉“没有徽州文书就没有徽学”;阿风(同报2014年3月6日)转述周绍泉2000年的文章,说徽学成为新学科,根本原因是徽州文书的发现与利用。康健说合同文书涉及“合伙租佃、商业合同、出拼文书、山林产权争讼、木材贩运经营”等方面,山场纠纷涉及“重复买卖、山界不明、盗砍盗卖”,他说这些争讼“从侧面折射出山林经营在民众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阿风称契约是“私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什么算正典?阿风的判断是:成文法里调整契约关系的条文数量少,“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民事法秩序,必须从‘契约’入手”。证据可查:周礼定期限,唐律罚买奴婢、马牛不立市券,明律罚不税契,清代受理要看契券,后世又因文书立学。它同别的正典相接:宗族信托一条的宗族,康健说山林成了徽州宗族产业的基础;通商货殖一条的商人,中岛乐章(康健引)称商业资本“屡次依赖同族筹措”;交子钞引一条的交子,《宋史》说“争讼不息”;汇通天下一条的票号则“重信用,不重契据”。
《周礼》用傅别、书契、质剂听讼,又定“期内听,期外不听”;汉代卖田有证人,《僮约》里录着券文;唐律罚负债违契不偿,也罚买奴婢、马牛不立市券;宋初收印契钱,明律罚不税契,清代以有无契约定是否受理。徽州文书遗存百万件,周绍泉说“没有徽州文书就没有徽学”。阿风的结论是,要了解传统中国的民事法秩序,必须从契约入手;而山西票号,《清稗类钞》说是“重信用,不重契据”。
契约信用是商道流长里讲民间立契的一类:租佃、合伙、买卖常常立契为凭,信用就写在契约里。西周裘卫盉的铭文记下以玉器、皮裘换田地的交易,唐代吐鲁番、敦煌的契约格式完备,明清徽州等地留下大量田契、合伙和雇佣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