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宪问》里他又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列的正是这三样,子贡回答:“夫子自道也!”把知、仁、勇合称“达德”的,是《礼记·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同篇引孔子的话,“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孔子讲的知,先是对自己的诚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战国时,孟子把“是非之心”称为“智之端”,与仁、义、礼的三端并列(《孟子·公孙丑上》)。孔子也提醒,单有知不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智圆行方”的说法出于汉代前后的两部书。西汉《淮南子·主术训》说:“凡人之论,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员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鲜。”并解释:“智欲员者,环复转运,终始无端”;“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通不肆志”。《文子·微明》有几乎相同的话:“智欲圆,行欲方。”两书孰先孰后,学界有争论:据香港中文大学何志华的论文,陈丽桂认为今本《文子》中的一些段落取自《淮南子》,何志华则认为这一推论的证据并不充分。
智后来成了衡量人的一项标准。《孙子兵法·始计》论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将的五项品质以智开头。西汉董仲舒在对策中把“知”列入仁、谊、礼、知、信的“五常之道”(《汉书·董仲舒传》),智由此成为朝廷倡导的德目之一。《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一篇,由朱熹收入四书;四书于1313年由元朝定为官方经典,1315年起科举以之为准;“知、仁、勇”的说法也就进入了应试者必读的书。“智圆行方”还被用来讲行医。唐代卢照邻身患恶疾,“医所不能愈”,便去问孙思邈。孙思邈答以“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并解释:“‘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行之方也;‘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旧唐书·孙思邈传》)
智也受过质疑和改写。《老子》第十九章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明代王阳明则把孟子的“是非之心”归入良知:“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传习录》卷下)在他那里,分辨是非的智,本身就是良知。这句格言也走到了海外。1924年6月15日,七位年轻女性在旧金山唐人街创办方圆社,为中国的水灾募款;社名取自《淮南子》的这段话,英文社训的意思是“行事要方,学识要圆”。
智很少单独出现,总与别的典范配合。与“仁者爱人”: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中庸》又以知、仁、勇并称,智要靠仁守住。与“孙子兵法”:论将以“智、信、仁、勇、严”为五德,智列在开头。与“中医药学”:孙思邈用“智圆行方”回答卢照邻,讲的是医者的心性。与“四书五经”:知、仁、勇“三达德”出自《中庸》,《中庸》由《礼记》的一篇变成四书之一,随科举进入了读书人的课业。
智的分量,在于它总被配上别的德行来讲:孔子把它与仁、勇并列,孟子把是非之心列为四端之一,《淮南子》让它与端方的行为相配,孙子把它放在将德的开头,孙思邈又拿它说医道。它也被质疑和改写:老子要“绝圣弃智”,王阳明把它收进良知。从兵书、医书到海外的社团,“智圆行方”一直提醒人,聪明要和端正一起用。
智圆行方是常伦之道里讲智与行的一类。孔子把智列为君子的三达德之一;《文子》与《淮南子》又说“智欲圆而行欲方”,要求想事要圆通,做事要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