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表测影把直立的表与地上的圭连成一套观测法:表是立在地上的竿,圭是承接日影、可以量长度的尺。日光投下的影子有长短与方向,观测者遂能追踪节令、辨认南北,并以特定日影讨论“地中”。它既是器具,也是把天象转成地面尺度的制度方法。
早期的线索来自考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把山西陶寺遗址的一处遗构定在晚新石器时代、传说中的帝尧时期(约公元前2400—前2100年),认为它可能是中国古代早期天文观象台的遗存;研究者也说明,其功能仍须通过考古天文学研究取得可靠结论。这一材料的价值在于提供观测空间的线索,而不是把推测写成定论;后世文献则说明测日影如何被赋予历法和王国秩序的意义。
文献中的传承有两个明确节点。《周礼》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向有疑问,朱熹就说它“未必是周公自作”;书中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又以“日至之景尺有五寸”称为地中,测影遂进入官制的设想。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许衡、王恂、郭守敬等奉诏改治新历;据《元史·历志》,所用之表“是为八尺之表五”,即五倍于八尺之表,又在圭面量影,并“别创为景符,以取实景”。至元十七年冬至新历成,诏赐名《授时历》,十八年颁行天下。
它对历史的作用,首先在于把王国的空间与公共时间放进同一套尺度。《周礼》把测日影与建王国、定王畿相连;“地中”不是自然给出的中心,而是由观测、选址和政治秩序共同界定的。郭守敬等人的工作把这种理想变成国家历法的实测程序:表高五倍于八尺之表,景符“以取实景”,日影的反复测候成为新历的依据。《元史》又记新历是在“测候日月星辰消息运行之变”的基础上编成,说明圭表不是孤立的古物,而是官署、历官与颁历权力的一环。
它对文化的影响也超过观测本身。冬至、夏至既是祭祀、农事和岁时生活的节点,又可由影长反复核验;“地中”于是成为后人讨论中心、方位与天下秩序的语汇。朱熹谈土圭时说,历家的推算“以土圭测之,皆合”,把古法纳入理学式的考证;同时他又说“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尽”,提醒读者区分经典的规范理想与历史实践。近年的陶寺研究同样把观象台的功能列为待证问题,圭表测影因此在考古、文献学与天文史之间持续被重读。
圭表测影与五个典范有具体关系。与“廿四节气”相连,是因冬夏至的长短影为节气定位提供观测基准;与“农历岁时”相连,是因测定冬至能支撑岁首、季节与祭祀的安排。与“漏刻计时”相连,是日影定出一年中的分至,漏刻分割一天的刻数,两者分掌年与日的尺度。与“子午实测”相连,是正午的影向把南北方向落到地面,让方位不只存在于文字。与“授时历定”相连,则是郭守敬等以高达“八尺之表五”的表、圭面和景符服务《授时历》,把早期测影法纳入元代国家历法的校验。
圭表测影的典范地位,在于它把一根表的影子变成可共享、可复核、也可争论的尺度:陶寺遗址留下可能的早期观象线索,《周礼》以“日至之景尺有五寸”界定地中,把求地中写入制度设想,郭守敬等又以高达“八尺之表五”的表和“以取实景”的景符校定《授时历》。它同时整理节令、方位与王国空间;后人沿用它的测量理想,也必须追问遗址功能、经典成书和制度实施的证据边界,朱熹就已担心其法“不曾行得尽”。
圭表测影是天道经纬里讲以立表之影测定节令与方位的一类。立一根表,量它的影长,可以定冬至、夏至,也可以求“地中”。从山西陶寺的彩绘圭尺,到《周礼》的土圭测影,再到元代郭守敬的高表,用的都是这个办法。